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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末开场”是明清传奇开头模式的统称，它定下了全剧的创作主旨、情感基调，是传奇剧本结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演出流传过程中却往往被忽略和遗忘。传奇剧本动辄几十出的体制规模使得全本搬演变得非常困难，观众也难以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整欣赏连台本戏，在这种情况下，精选性质的折子戏演出应运而生，与之相应，“副末开场”当然难得一见。没有了“副末开场”，我们看不到剧作家创作精神的体现，剧作家对剧作的整体把握、对作品思想主旨的提炼升华等方面也相应缺失。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近十年以来，《牡丹亭》《桃花扇》《西厢记》相继重新以全本形式搬上舞台，然而“副末开场”却都没有引起这几部作品的足够重视。尽管青春版《牡丹亭》将“但使相思莫相思，牡丹亭上三生路”的曲词作为主旋律在剧中屡屡出现，却是以幕后男女合唱的形式出现的，“末”这一角色并没有出现。《桃花扇》“先声”中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是孔尚任创作情感的精炼提升，《1699·桃花扇》弃之未取，令人深感惋惜。 上海昆剧团全本《长生殿》的出现，让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出现改观。该剧共四本36出，实际选取洪昇原著50出中的44出：除每本第一出的“传概”内容基本相同算做一出外，尚有一些合数出为一出。无论是剧本中频频出现的“传概”，还是演出时一袭儒生打扮的“说书人”，都让我们看到了“副末开场”的当代演绎。 上昆全本《长生殿》对“传概”的改编基本保留了洪昇原著的内容和功能，增加了提示作用。作者考虑到四本分四个晚上演出，每本可相对独立，每本前的“传概”可以重温上一本的主要内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这种作法，不但恢复了原著“传概”的作用和功能，而且有所加强。 尽管保留了“传概”一出，全本《长生殿》对原著的改动还是比较大的。从次序上来看，原著的下场诗以“传概词”的形式被放在全剧最前面。从角色来看，“末”被赋予“说书人”的身份。从“说书人”叙述的内容来看，对《南吕引子》进行删节和改动：将原著以设问、回答(立意)以及正面、反面的论证，简化为“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一句；引入李隆基、杨玉环两个主人公，以及二人“生死同心，终成连理”的爱情故事。《中吕慢词》一曲则完全被删去。 这样删改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改编者强调了该剧的故事性，而对作者“两心哪论生和死”的立意则有所减弱。除此之外，原著先确定创作主旨、再总括全局的创作逻辑也被打乱。李渔曾说过：“予谓词曲中开场一折，即古文之冒头、时文之破题，务使开门见山，不当借帽覆顶。即将本传中立言大意，包括成文，与后所说‘家门’一词，相为表里。前是暗说，后是明说，暗说似破题，明说似承题。如此立格，始为有根有据之文。”洪昇原著中的《南吕引子》是“立言大意”，是“破题”；《中吕慢词》则是“承题”。全本《长生殿》“传概”虽然保留了开场第一出，却删去了表明作者创作主旨的重要内容，未免令人感到遗憾。这种作法，诚如李渔所说：“今之梨园，皆略去前词，只就家门说起，止图省力，埋没作者一段深心。” 古代经典戏曲剧目，往往取材于流传已久的传说和历史故事。“无传不奇、无奇不传”是传奇戏曲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此外，如何在沿用旧故事的同时翻新作奇，也是戏曲作家创作时要考虑的重要方面。汤显祖从倩女离魂的传奇故事中发现了“至情”，而洪昇则从淫乱污秽的李杨故事中剥离出“真情不论生和死”的创作主旨。作为明清文人的创作成果，传奇或昆曲的文人性、高雅格调是我们应当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再来看全本《长生殿》中“说书人”的身份设置。明清传奇中的“末”应该是一种角色设置，而不是一种身份认定。全本《长生殿》中“说书人”的出现，打破了原著“副末开场”的角色设置，使得全剧在结构上成为一种“说书体”，即全剧是由说书人叙述出来的。这种叙事结构或叙事模式的设定，其初衷是应该肯定的。然而，昆剧《长生殿》无疑是要演唱和表演的，因此，“说书人”一角总显得与戏剧格格不入。究其原因，是由于“说书”的叙事文体与戏曲文体的矛盾。好在如果不看剧本，仅看演出，不知此“末”为“说书人”，不致引起观众的纠结。 由于“说书”的功能限制，说书人只说不唱，原著由“末”所唱的两支曲子，没有用演唱的形式来表现，而是由说书人“说”出来。而原著中原本是念白的下场诗，反而以唱的形式出现，这也显得舍近求远。如果说将《南吕引子·满江红》或《中吕慢词·沁园春》舍去不唱省去不少力气，而将下场诗谱成曲则费力不讨好。 明清以来，传奇主要以昆曲的形式进行改编、搬演和传播。传奇作为文人创作，由昆曲这门高雅艺术进行演绎，二者可谓相得益彰。然而传奇在搬演时往往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也一直是一个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 现在，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保护文化的原真性、多样性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我们可以以新的思路和视角来看待传奇改编的问题。在这样的思路下，我们应当从再现明清传奇原貌的角度，考虑传奇经典在当代的重新改编和演出。既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下，各种传统仪式、庆典、工艺纷纷被重新挖掘、整理再现，既然有一些国家像日本在这方面已经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我们能否在尊重明清传奇作者“版权”、在对中华传统文化怀抱敬畏之心的前提下，克服主观意识，克服文化进化论的评判冲动，重新考虑经典戏曲的改编问题呢？我们能否在促进戏曲繁荣发展的同时，对那些至今仍孤独地封存在历史记忆中的戏曲剧本进行原真性的再现呢？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17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