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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师大绿树环绕的儿童文化研究院红楼会议室，最近几年来陆续召开了许多次儿童文学研讨会，为当下儿童文学创作和评论的健康发展做出一些尝试和努力。2011年6月18日，思辨与品格——周晓儿童文学评论与编辑工作研讨会在这里举行。这次会议当然也是我们整体学术设计和批评实践中的一个环节，但是在当天的会场，与会者们发现，面对一位儿童文学界前辈，重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现场，重思周晓和那个时代，以及《儿童文学选刊》和那个时代的点点滴滴，在场的人们内心涌动的，更多的是对周晓先生、对《儿童文学选刊》历史地位和贡献的一份感慨，一份敬意。虽然少了一些语言的“暴力”，但是我以为，这同样是我们真实情感和思想的表达；我相信，这仍然是我们所追求的批评伦理的一次很好的展示和体现。 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有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比如“五四”时期，比如“新时期”。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文学史的视点上去回顾、梳理这一历史进程的话，那么，有一些事件、一些人物、一些作品、一些报刊，无疑会首先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如果要概括上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历史的话，我个人一定会把周晓这个名字、把《儿童文学选刊》这样一本刊物，列入我的历史清单和文学史叙述序列之中。我想我可以用几组关键词，来表达我的心情和想法。 历史与机遇 我们知道，大概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学生活进入了一个剧变的时代。起初，儿童文学在这样一种历史剧变面前的反应是有一点迟钝的，或者说，是有一点麻木、有一点困惑的。在中国儿童文学亟需一种清醒的眼光、一种独立的判断能力的历史时刻，周晓先生带着多年文学理论编辑工作所带给他的专业训练和学术积累，带着一种独特的批评家气质，出现在了那时儿童文学的批评现场。 事实上，周晓的名字，是与80年代初以来中国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以评论家和编辑家的双重身份，以1981年在任大霖先生倡议下创办和主持的《儿童文学选刊》为契机和平台，目光如炬，激情澎湃，坚韧执著，为“新时期”乃至世纪之交我国儿童文学的观念突破和艺术革新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所以，在周晓先生儿童文学评论与编辑工作研讨会上，好多位朋友都谈到：历史选择了周晓，历史造就了周晓，而周晓先生也以自己长时段的坚韧努力，为那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革新和历史面貌的具体形成，作出了他个人的历史贡献。 眼光与胆识 历史提供了机遇，但如何去把握这个机遇也许更为关键。周晓个人的眼光、独特的审美趣味、敏锐的文学判断力和崇高的文学理想，使他成为儿童文学界的一个重要人物。如果说历史提供机会是外在条件的话，周晓个人的独到眼光则是重要的内在原因。在那样一个创新成为整个文学生活重要姿态的时候——有人比喻说，那个时代，文学被创新这只狗撵得连停下来撒泡尿的工夫都没有了——周晓带领着《儿童文学选刊》的同事们，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精神，不断地为当代儿童文学的观念突破、艺术拓展提供强大的引领和支持。那段儿童文学发展能够最终呈现为那样一种历史面貌，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与周晓先生的评论眼光、编辑胆识，与他所率领的《儿童文学选刊》编辑团队的工作是有关系的。 1982年春天，我大学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宁波郊县的一所小镇中学任教。在那里，我的专业兴趣开始从文艺理论和美学转向儿童文学。那时，我还没有机会读到已经办得生气勃勃、虎虎生风的《儿童文学选刊》，但我清晰地记得，在校园的阅报栏里，我数次从《人民日报》等大报上，读到署名“周晓”的儿童文学评论文章。那些文章中所充溢着的生气和流动着的活力，使我未加思索便认定这些文字是出自同龄人的手笔，因为我与许多人一样有着一种尽管不无道理却未必总是正确的看法：年长者为文必然从容而平稳，年轻者为文必然锐敏而热情。有意思的是，有过这种感觉的不只我一人。我的学长汤锐80年代中期第一次遇见周晓老师时，也曾惊讶地说：“我还以为您是年轻人呢。”而在80年代一次全国性的儿童文学会议上，他被有的发言者称为“青年评论家”——其时，这位“青年评论家”已经年过半百。 在那个文坛风起云涌的时代，儿童文学界各种观念、力量的博弈进入了一种胶着状态。因此，不能指望一种声音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被接受或产生回响。坦率地说，周晓的评论文章当时发表后也并非一片叫好。一些读者对周晓的评论感到不可理解甚或拒绝接受，都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1989年3月，他的第二本评论集《少年小说论评》出版前，我曾应邀为他这本书写了一篇题为《批评的品格》的序文。我在文中说，只要人们对真理怀有共同的诚意，那么一切分歧和对立就都不会是毫无意义的，而彼此暴露的破绽或者不足，也就会得到平静、善意的理解和对待。今天，回顾历史我们会进一步体味到，在历尽硝烟和纷争之后，周晓先生的批评眼光与编辑胆识，对于那个时代和今天的儿童文学发展，意味着什么。 品格与操守 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如果你随波逐流，那么你是很难去创造历史的。在那个儿童文学观念还没有被清理的时代，周晓以一种独立的品格、坚韧的意志，甚至某种献身精神，投入了那个时代儿童文学的艺术廓清和重建工作，参与了那个时代儿童文学面貌的整理和塑造进程。我们知道，今天的文学常常被一些非文学的因素所绑架，而生活于那个时代的文学人，包括作家、批评家和编辑家等，真的有一份生涯的幸运。我跟周晓先生有很多年的交往，他跟我谈过一些他的专业经历，我深感他所承担的压力比我们外界所想象的要大得多、艰难得多。周先生曾在一本集子的序言中说：“我说出来，就拯救了自己的灵魂”。我非常喜欢他这句话，我想，这也是对他专业道德和批评勇气十分贴切的表达。 周晓先生也是非常具有自省意识的。在1989年我为他所写的那篇序文中，我曾谈到了这样几点：他作为一个文学生活当下的反映者、跟踪者、推动者，他的任务首先不是沉淀，不是升华，而是作出及时的应对。周晓有他文学成长的背景和专业积累，所以面对儿童文学生活的多样化发展，他的艺术感觉有时候会限制他对儿童文学艺术变迁作出更多样的文学接收和反应。对此他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自省意识。许多年来，他一直告诉我，也告诉很多的朋友们，他的局限在哪里。由于很早就对周晓先生的人品文品有所感受和了解，所以我在二十七八岁时应约为他的评论集作序，就大胆谈到了他评论文字的某些不足：“周晓的评论无疑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他在选择和形成自己的批评优势和特点的同时，也就造成了自己的局限或者是不足。正像谨严难免呆板、活泼难免浮泛、凝重常欠空灵、犀利易显尖刻一样，周晓的批评文章往往显示出锐敏、热情、坦率的论评风格，但有时也难免有缺少些沉淀和升华的遗憾。譬如，他常常善于撷取或大略抓住作品的题旨、特色或倾向，从创作发展的角度作评，或作借题发挥的论辩，因此，他的评论文章记载了他面对儿童文学现象时的独特见闻和感受，但也往往未及展开更深入周详的理论思考。就具体的论评技术和风度而言，当他辨析‘左’的和偏狭的文学观念、捕捉萌发状态的艺术新芽、评说儿童文学发展进程时，他显得机智、老练、自信和得心应手；而当他面对丰富的艺术现象时，他所习惯的思维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艺术感知范围和批评思路，因而在剖析艺术现象时难免会有令读者感到不能满足的时候。这或许也是一种两难局面：没有自己的思维风格和特色，便不可能有创造性的批评；而一旦形成了自己的思维习惯，就难以越出这种思维定势所规定的思想空间。创造的艰难，在批评中同样是一种无情的现实。” 多年来与周晓先生的深入交往，让我相信他的人品、操守和观念、精神，有着某种内在的统一性。比如说周晓先生其实是一个对名利比较清醒和淡泊的人，在复杂的文学人际关系当中，他始终用他的仁慈、宽厚、犀利和超脱去组织他能组织的文学生活，这种文学生活始终是相对纯净的，保持着文学和文学人应有的某种高贵和矜持感。在《儿童文学选刊》19年的办刊史上，我在上面发表了十余篇评论文章，其中每一篇都是《儿童文学选刊》编辑约的。那个时候的《儿童文学选刊》很有影响，可是我知道《儿童文学选刊》是有自己的眼光的；我也知道周老师对我们这些晚辈是非常厚爱和扶持的，可是我不敢乱投稿，我想我要珍惜周老师对我的信任。我当时有这样一种心情，也是因为我觉得周老师是一位非常超脱的、非常干净的编辑家和批评家。 我要说的最后一个词是：精神。重返80年代，重新整理我们记忆当中的周晓先生批评和编辑生涯当中的那些故事、那些细节、那些跟时代的紧密联系与互动，事实上我们是在缅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今天已经越来越罕见了。在周晓先生研讨会的会议手册中，许多朋友都在自己的贺词当中提到了这样一种精神。我想这种精神就是一种高贵的专业精神，一种纯洁的批评伦理，它呈现出一种美好的人格和情感的力量。周晓先生曾经带给多少人、多少年轻的作家以温暖，带给我们儿童文学界这么多重要的温情和力量，可是许多年来，他自己一直很清醒地说：“我是一个过客。”而我想说，周晓先生多年的努力和实践，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历史中十分鲜活、珍贵的一个部分，成为我们儿童文学界许多朋友最动情的文学记忆之一，我想，也将成为我们儿童文学界后来者们所追慕、所学习的一份宝贵的历史财富。 不久前，周晓先生荣获两年一度的“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我相信，人们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适时地表达整个儿童文学界对于其专业生涯与贡献的褒奖和感激之情。 原载：《文艺报》2011年11月30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11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