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一宗宝贵的文学资源。中国数代儿童文学作家钟情于这段历史的书写，为百年儿童文学留下了秀华光发的审美画廊。 战争年代：“零距离”的接触 从现有资料考察，最早涉足抗战题材儿童小说创作的是陈伯吹。1933年，陈伯吹接连出版了两部以抗日救国为主题的童话体中篇小说《华家的儿子》和《火线上的孩子们》。小说塑造了“华儿”这一象征中华民族精神的儿童形象，表达了“誓以全力抗战”驱逐日寇的意志。茅盾在1936年发表的《大鼻子的故事》、《少年印刷工》、《儿子开会去了》等儿童小说，以上海“一二八抗战”为背景，反映了都市儿童高涨的爱国热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抗战期间，无论是大后方（重庆）、根据地（延安）还是“孤岛”（上海），都有直面抗战、砥砺意志的精彩儿童小说面世。如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萧红的《孩子的讲演》、司马文森的《吹号手》、秦兆阳的《小英雄黑旦子》、周而复的《小英雄》等。尤其是华山的《鸡毛信》、峻青的《小侦察员》、管桦的《雨来没有死》，把抗战儿童小说创作推向了新高度。 华山的《鸡毛信》以12岁的山区牧羊儿海娃为八路军送信、多次遭遇日寇为线索，刻画了海娃勇敢机智、临危不乱而又不失孩子气、粗心、乍一遇敌时的惊慌，作品险象环生，极具可读性。海娃是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儿童，小说处处从“山区”落墨，使人物性格在山区的环境中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作为小英雄与山区放羊娃的性格两面浑然一体，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可信，也恰到好处地体现了山区少年在对敌斗争中成长的方式。管桦的《雨来没有死》，则刻画了一位生活在水乡的孩子，同样也是小英雄与孩子气有机融合的典型。雨来善于游泳、淘气、好动、点子多，这些儿童行为的描写既丰富了雨来的性格，同时也成就了他的小英雄本色。海娃与雨来的成功，说明那个时代需要这样的形象来展现中国人的斗志，需要褒扬这些“有志不在年高”的少年英雄，激励感召千千万万的孩子。 第一波抗战题材儿童小说，直接诞生于战火纷飞、全民抗战的激情燃烧岁月。与战争的“零距离”接触，是这些小说的显著特点：作家本身就是这场战争的亲历者、参与者、目击者，因而作家本人与作品中的人物同处于战争环境，作品的题材、内容、形象完全来自战争一线，呈现出时代生活与英雄事件的本真状态，写的就是身边人身边事，具有强烈的即时即刻的现场感；作家的创作动机与作品的社会效果，都是为了直接服务抗战、赢得抗战。这些作品奠定了抗战儿童小说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基调，将爱国情怀、英雄本色、儿童情趣有机地融为一体，其艺术魅力至今依然深植孩子的心田。 “十七年”期间：“近距离”的观照 抗战题材儿童小说创作的第二波热潮出现于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时期（1949—1966年）。新中国把少年儿童视为“祖国的花朵”、“革命接班人”。加强少年儿童的革命传统教育，用爱国主义、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引领儿童，是这个时期儿童小说创作的主脉。抗战题材的作品成为激励当代儿童崇尚英雄、追求理想的形象读本。 第二波抗战题材儿童小说的作者，他们在战争年代还是青少年，有的亲历过战争，对那场战争都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因而他们是“近距离”地观察抗战、回忆抗战、叙述抗战，所反映的人或事，有亲历、有目击也有虚构，他们期待用自己的作品润泽新一代儿童实现精神成人。影响较大的作品有徐光耀的《小兵张嘎》，胡奇的《小马枪》，刘真的《我和小荣》、《好大娘》，郭墟的《杨司令的少先队》，王愿坚的《小游击队员》等。 小兵张嘎是此间一个突出的形象。小说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最残酷年代冀中平原的斗争场景，以“枪”为线索结构故事。从游击队老钟叔送给张嘎一支木头手枪始，到区队长亲自颁奖真枪终，中间经历了嘎子爱枪、护枪、缴枪、藏枪、送枪等一系列事情，突出描写了村公所遭遇战、青纱帐伏击战与鬼不灵围歼战等三次对敌斗争高潮。作品将人物放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正面描写战争的艰苦性与复杂性，在运动中塑造了张嘎这样一位既机智勇敢、敢爱敢恨，又顽皮不驯、野性十足、满身“嘎”气的少年英雄形象。真实可信的人物性格与环环相扣、一气呵成的故事情节，使小兵张嘎赢得了小读者的广泛喜爱。 新世纪：“远距离”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抗战题材儿童小说的创作以陈模描写战地“孩子剧团”的长篇小说《奇花》、王一地描写胶东半岛抗战传奇的长篇小说《少年爆破队》最为重要。两位作者在少年时代都曾经历了抗战，陈模本身就是孩子剧团团员，王一地还当过儿童团长，因而他们的作品具有一定的亲历性与现场感，是第二波抗战儿童小说的延续。这以后，由于整个儿童文学小说创作的兴趣与重点转向校园小说、青春文学与动物小说，抗战题材一度沉寂。进入新世纪，抗日战争再次进入儿童小说的创作视野，并出现了第三波热潮。 创作第三波抗战儿童小说的作家，以70后和80后为主体，那场战争已经成为历史。他们只是从传媒以及长辈的口述中，才了解到那场战争的存在。因而他们一旦选择抗战作为表现对象，就必须克服“隔”和“疏”的矛盾。想象抗战、诠释抗战、反思抗战，就成了这一波小说的重要特点。主要作家作品有薛涛以东北名将杨靖宇浴血抗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满山打鬼子》、《情报鸟》，毛芦芦以江南水乡抗战为背景的《柳哑子》、《绝响》、《小城花开》三部曲，殷健灵以上海滩“孤岛”为背景的长篇小说《1937，少年夏之秋》，童喜喜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童话体小说《影之翼》等。 第三波抗战儿童小说的年轻作者，为什么如此寄情于抗战？钟情于那一代战争环境长大的少年儿童？他们究竟要表现与表达什么？80后女作家赖尔在《我和爷爷是战友》一书后记中的自白，可以代表第三波小说作家的心声：“我在故事的假设中找到了许多值得当代孩子们思考的问题，同时在故事中体会到当代孩子们普遍缺乏的东西。”“读到那个时代的价值，读到一种成长的责任。”试图从抗日圣战中寻找当代少年儿童“精神成人”的宝贵资源与进取动力，这就是第三波小说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愿景。 《我和爷爷是战友》中两位主人公——90后的高三学生李扬帆和林晓哲，正是身处解构经典、嘲笑英雄、颠覆理想的所谓“后现代”语境中，因而缺失理想、信念与追求。但当他们穿越到那一场伟大民族精神激情爆发的抗日战争时，他们的灵魂经受了彻底的洗礼。一个成了抗日英雄，一个为国捐躯，实现了人生价值。整部小说刻画了一幅气壮山河的“红色穿越”场景，赋予抗战儿童小说以深刻感人的艺术力量。理想的重建与召唤，精神的砥砺与升华，民族下一代重新寻找英雄、追求崇高、铸造精气神的浩然之气，这就是第三波抗战题材儿童小说的重要价值承诺与审美追求。这些作品不但看到了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不断进取的希望，更看到了民族下一代爱国报国、发扬蹈厉、激奋向上的希望。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原载： 《 光明日报 》（ 2012年06月05日 14 版） 原载：《光明日报》（2012年06月05日14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