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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戏仿喜剧：兼论喜剧的“判断力消解”模式 “戏仿”又称谐仿，是在创作中对其他作品里的既成元素(如人物、语言、环境等)进行借用与模仿，以达到调侃、游戏、娱乐的目的。“戏仿”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戏仿”需要对既成的故事、人物、语言等作出模仿；第二，“戏仿”有一定的喜剧性，所以本文又称其为“戏仿喜剧”。“戏仿喜剧”作为当下大众文化娱乐里一种颇为流行的文艺样式，深受大众尤其是青年受众的喜爱，这一点自然与“戏仿”的“喜剧性”有关。 “戏仿喜剧”具有明显的“喜剧性”，而“喜剧性”的构成机制又非常简单，那就是“判断力消解”模式。文学史上的喜剧作品虽说洋洋大观，但总不离这个简单的核心机制，正所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柏格森认为“凡是将行动和事件安排得使我们产生一个幻象，认为那是生活，同时又使我们分明感觉到那是一个机械结构时，这样的安排就是滑稽的”。［法］柏格森：《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可见柏格森已认定“喜剧性”有其内在模式，但是他给出的模式有些语焉不详。而用“判断力消解”模式完全可以解释“喜剧性”的生成机制。下面结合实例分析一下“喜剧性”赖以产生的“判断力消解”机制。 判断力是人对事物的情况作出判断的能力。判断力大致有两类：一种是精神层面上的，例如价值判断力；另一种是科学层面的，例如逻辑判断力。“判断力”受到消解时，就会导致“喜剧性”发生。我们可以结合对喜剧文本实例的分析来窥其堂奥。 例如这个喜剧文本：“别拿83年的XO糊弄我，来瓶今年的。”短短十多个字为何能让人哑然失笑？我们可以从“判断力消解”模式切入进行分析：首先读者阅读文本的过程也是一个运用判断力作出判断的过程。当发言者说“别……来糊弄我”时，读者自然会作出“发言者很明智”的第一判断。但在继续分析中会发现，发言者以今年的XO拒绝83年的，读者自然会作出“发言人是愚蠢的”的第二判断。在对此文本的阅读过程中读者作出两个判断：一是“发言人是明智的”，二是“发言人是愚蠢的”，两个判断自相矛盾。读者依靠“判断力”作出了两种判断，而“判断力”作出的两种判断却相互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判断力”就被消解了。这个例子显然符合“判断力消解”的机制。再看戏仿喜剧《沙僧日记》里的一例：“哎？刚才撞死的那只不是你啊？”师傅问。“白痴！麻烦你用脑子想一想，一只仙兔怎么会蠢得撞到树上呢！”白兔不屑地说。“你怎么不打声招呼就一个人跑到凡间了呢？”嫦娥责问玉兔。“唉！说来话长……昨天我在广寒宫玩，一不小心撞在了柱子上，头一晕，就掉到了凡间……”这是作者对“守株待兔”成语以及嫦娥、玉兔形象的借用与戏仿。阅读文本的过程中，既然已明确前面撞死的那只兔子并非玉兔，读者自然作出仙兔确实不至于愚蠢到撞到树上的第一判断；但玉兔在解释下凡原因时，却承认是因撞到柱子上而摔入凡间，读者必然又会作出玉兔是愚蠢的这第二个判断。读者的“判断力”作出两个判断，但两个“判断”却不可能同时成立，在这种状态下“判断力”又被消解了。这个例子显然也符合“判断力消解”模式。 当然还可以举出更多的喜剧文本进行分析，并且到目前为止，所有经分析的喜剧文本，都符合“判断力消解”的机制。我们暂且可以作出如下推论：“判断力消解”是“喜剧性”的内在模式。当然这里有个逻辑上的难题，因为我们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喜剧性的例子，所以再多的例子都不足以证明此一推论的必然正确，这是不可回避的。而关于这个结论的证明将在下文里涉及，这里姑且先提前借用这个结论，作为对“戏仿喜剧”进行解读的工具。 当下在大众文化娱乐中的“戏仿喜剧”相当盛行，比较典型的有周星驰的部分喜剧电影，网民涂鸦的戏仿文本，以及一些对经典影像进行“戏仿”的喜剧视频。 二、喜剧之王：周星驰 周星驰，原籍浙江宁波，生长于香港，其主演的多部喜剧电影风靡一时。周的电影依靠其非逻辑性与带有神经质的演技与语言，赢得大批青年观众的追捧，开创了被评论界称为“无厘头”的喜剧文化，周星驰也成为当之无愧的“喜剧之王”。周星驰赖以成名的多部作品都是喜剧之作，其中《鹿鼎记1》(1992)、《鹿鼎记2》(1992)、《武状元苏乞儿》(1992)、《济公》(1993)、《唐伯虎点秋香》(1993)、《九品芝麻官及白面包青天》(1994)、《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1995)、《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1995)都属“戏仿喜剧”，这些作品有成有败，本文仅择取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以论述。 《鹿鼎记1》、《鹿鼎记2》是对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的改编或戏仿。周星驰的《鹿鼎记》完全用喜剧模式来诠释金庸的《鹿鼎记》。影片真正的重心是周星驰用自己的天才演技对韦小宝形象的再现与喜剧诠释。而这种喜剧诠释的要点，在于语言、表情、形象、巧合等方面的设计，这些带来“喜剧性”的设计都符合“判断力消解”机制。下面看这个对白。韦小宝：“混账，我是因为伤心而哭，想不到鳌拜这个奸贼搜刮了这么多民脂民膏，我是为国家为人民而哭的！”多隆：“噢，伟大，伟大呀韦大人！”这简短的对白里面就杂糅了诸多的“判断力消解”模式，韦小宝的贪婪性格在影片前面早有暴露，这种情况下说自己“为国家为人民而哭”就构成了第一个“判断力消解”模式；“为国家为人民”是当代的用于表现崇高的语汇，而从一个清朝官员(况且还是文盲)口中说出，这构成了第二个“判断力消解”模式；如此的自我表白，而多隆赞赏其伟大，这构成第三个“判断力消解”模式；多隆赞赏“伟大”却又顺嘴说成“韦大人”，使得前面说的“伟大”又可以看成仅仅是对韦小宝的正常称谓而非赞颂，这就构成第四个“判断力消解”。除此之外，韦小宝与多隆的表情，以及独特的配音，都具备了“判断力消解”的模式，从而能够仅仅靠这个片段场景就构成浓重的喜剧氛围，而这样的场景在影片里可谓比比皆是…… 《唐伯虎点秋香》是对《三笑姻缘》的戏仿。这部戏仿喜剧影片情节上其实老套而无甚出众之处，影片真正的价值仍然在语言与演技以及喜剧氛围的营造上。譬如唐伯虎与人争抢卖身入华府的一段，双方各自机关算尽丑态百出。其中唐伯虎为展示爱心把一只蟑螂称为“小强”作为自己的相依为命的宠物的一段颇为观众乐道，以至于青年人往往把“小强”作为蟑螂的代称。整个情节也是多个“判断力消解”模式的杂糅：唐伯虎堂堂当世第一才子，在卖身为奴时却满嘴谎言、丑态百出，这构成判断力消解模式之一；脏兮兮的蟑螂惹人厌，却成为第一才子的宠物，这构成判断力消解模式之二；“小强”只是当代常用的对孩子的称呼，把这种称呼用在古代并且用在蟑螂身上显得不伦不类，这构成判断力消解模式之三……加上演技、配音、场景等因素的配合，周的影片营造出浓重的喜剧气氛。 在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周星驰的喜剧天分。这种喜剧天分首先来自周的相貌，这种解释并非毫无依据，从理论方面来讲，周星驰的外貌确实暗合了“判断力消解”模式：周星驰外貌英俊帅气，这是给观众的感觉一；同时又略带一点猥琐之气，这是给观众的感觉二。当这两个使人作出不同判断的长相特征组合在一起时，就暗合了“判断力消解”模式，提供了产生“喜剧性”的坚固基石，只要稍加演绎，喜剧性就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周星驰也疑惑道：“我很英俊、浪漫，很适合拍爱情片，但我不明白，为何观众看见我会笑？(笑)我不明白他们看我哪里好笑，而且一见我就笑。”王瑞智：《周星驰不完全手册》，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年。我想上面的解释也许可以回答周的疑惑。当然天才也绝不是仅靠相貌就能成就，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周星驰与生俱来的自卑感以及对正统价值观念的不满。周是从香港社会底层起步，自小生长在九龙贫穷工人住宅区，他初参加表演班时，考官只看了他一眼就让他回家。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对于明星的概念就是像周润发一样的猛男……”这只是他心酸生活中的一个小小遭遇而已，类似的事件一直伴随着他成长，这在周的心灵里种下了自卑的种子，也使他不喜欢那种高高在上的正统理论及其权威判断，在他内心里默默生发着消解这种正统价值体系与权威判断的冲动。所以周在表演中往往对权威、高大、正义等正统形象、姿态、语言作出大量模仿，但这种模仿又故意做得很拙劣，这就是“戏仿”了。周星驰正是在戏仿带来的“判断力消解”里对一直耿耿于怀的正统的权威的话语体系作着消解，依靠这种内心的冲动与天赋的相貌最终成就为“喜剧之王”。 不得不提的还有周星驰的国语配音石斑瑜。周的喜剧才华能够淋漓尽致地得以发挥并被接受尤其是大陆观众接受，石斑瑜配音的独特音色功不可没，他们的相配也被称为天作之合。石斑瑜的配音也恰好符合“判断力消解”模式。他声音很尖，不纯正，实际上并不是配音的好坯子，其所配音的角色一般是坏人或太监，但是这种独特音调又有着“判断力消解”的坚实基础：首先听众都能判断出这是男性的语音，但这语言中又带有一定程度的女性所特有的尖音；这种音调从第一男主角口中吐出自然顺带了阳刚美，但尖尖的音调又显示出一种阴柔；具有上述两对矛盾的这个音调构成就能够促使听众在潜意识中作出两对不同的判断(虽然不会明确意识到)，这两种判断的对峙就构成了“判断力消解”的模式。当然仅靠这个语调造成的模式还不足以令人发笑，因为毕竟是孤掌难鸣，只有当配合上周星驰的喜剧演技时，这种配合不是单纯的判断力消解模式在数量上的简单叠加，而是营造出弥漫影片始终的“判断力消解”的氛围。事实上周星驰的影片里的喜剧性文本远非处处经典，但在这种喜剧氛围的笼罩下，即使一些并不特别具喜剧性的情节，也足以令观众畅怀大笑。这种情况类似于在夏季炎热的环境里哪怕稍微加一点热气就足以使人大汗淋漓，这正是由于周的喜剧天分与石的配音共同构成的喜剧性环境与氛围对“喜剧性”情节所作出催化作用的关系，而这正是周星驰得以成功的天赋异禀。 三、网民涂鸦：《沙僧日记》等戏仿文本 戏仿喜剧绝非喜剧大师的专利，这也是网络传媒上戏仿之作迭出的原因。许多青年人在网络上或生活中宣泄自己的喜剧才华。其中一些作品因读者众多而被出版社看重并出版，更多的作品虽未出版却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这种涂鸦的“戏仿文本”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大众文化娱乐现象。 《沙僧日记》是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戏仿之作，其“故事原型”是神话经典《西游记》。《沙僧日记》以沙僧写日记的形式，重新叙述了唐僧师徒四人西游取经的经历，以戏仿搞笑的风格为主。作者林长治自述：当时他是个普通业务员，跑业务过程中把各种酸甜苦辣码成搞笑文字放在网上，取名为《沙僧日记》。《沙僧日记》很快受到出版人的重视，并印刷出版，林长治由此一举成名。一些敲在网络论坛上的杂乱无章的文字，却受到如此追捧，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究其原因，仍然是《沙僧日记》强烈的喜剧性及其背后隐藏的“判断力消解”模式引起了诸多青年读者的共鸣。《沙僧日记》并没有条理连贯的情节，而是诸多小事件的组合，诸多的小事件就是诸多的喜剧卖点。看下面借用师徒四人的形象对“刻舟求剑”故事的“戏仿”：二师兄拿起钉耙就往船上划，说：“我有办法！我在船上做个记号，等到对岸找个专业打捞的来处理！”“你个猪头方片五！这不是刻舟求剑嘛！这馊主意除了悟空也只有你能想得出来！”师傅骂道，“耶！我倒是有办法啦！悟净，给我拿把小刀来，我在水上刻个记号不就行了嘛！哈哈哈！”这段“戏仿喜剧”的“判断力消解”模式体现在情节与形象两方面：从情节上讲，读者首先作出的判断是唐僧的见地高于八戒，而第二个判断则是唐僧的见地其实不比八戒高，这两个判断共同构成了“判断力消解”模式。从形象上讲，在读者的心目中，唐僧是得道高僧，这是读者的基于以往阅读经验产生的阅读期待，也是读者潜在的第一判断；而文中的唐僧却愚蠢而自恋，是个可笑的形象，这是读者阅读中发生的第二判断，两个判断共同构成了“判断力消解”模式，喜剧性也就油然而生。林长治后来又联合同道创作了《Q版语文》，此作是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的课文中选出31篇，对其进行重写的戏仿之作。这部作品的吸引力同样来自其喜剧性及其背后的“判断力消解”机制。 很多出版社与作者借鉴了《沙僧日记》的成功经验，出版了《悟空传》(《悟空传》的成名要在《沙僧日记》之前)、《八戒日记》、《悟空日记》、《大话西游》、《大话三国》、《大话水浒》的大话系列、“水煮系列”等等一系列“大话经典”的戏仿之风。此类书籍作为畅销书，在流行文学书架上比比皆是，在水平上也是良莠不齐。 此类作品很多流传于网上，有的就被出版社看中而名声大噪，也有的由于机缘不够，只能在网上传播而撩人一笑。看下面网上流传的《简明中国史》例子：“盘古说：我劈；女娲说：我补；共工说：我撞；神农说：我尝；精卫说：我填；夸父说：我追；后羿说：我射；嫦娥说：没射着！黄帝说：我们做什么；尧说：我让；舜说：我也让；禹说：咱爷们怎么办？启说：让他们球！……”这段是对中国历史的戏仿，显然也合于“判断力消解”模式。一方面，历史是一个严肃而深刻的学科，绝对没有上文所说的那么简单；另一方面，历史给大多数人的最深刻记忆确实就是那么简单的几个字。读者的第一个判断是历史的严肃性与深刻性，第二个判断是历史的非严肃性与简单性，两个判断一相抵触，就构成了“判断力消解”模式，喜剧性由此产生。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但都散布于网络上，不可能收集完全，好在可以确信，无论是对什么题材的戏仿，都必然符合“判断力消解”模式，就必然能够纳入到本部分论述的范畴。 虽然这些戏仿文本颇受追捧(尤其是青年读者)，但与此同时对此类作品的批评意见也不少。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沙僧日记》等作品与精神文明建设方针不契合，是对经典的古代文学作品的亵渎，对宗教信仰的亵渎，对青少年心灵的污染，对民族文化精神的败坏等。我们分析一下这些批评，多是基于某种价值取向与价值背景而作出的判断与批评，是在努力地运用“价值判断力”作出判断，而《沙僧日记》等作品喜剧性的基本机制则恰恰是“判断力消解”模式。对价值判断有着坚定信仰的人，对这种判断力消解模式看不惯是必然的。这些批评意见反而成为对“戏仿作品”的“判断力消解”机制的一个反证。 四、正典走下神坛：《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等戏仿视频 此处的“正典”是指占据权威地位，传达正统价值取向，探讨精英主题的文艺作品。“正典文艺”的这种权威性、正统性、严肃性、精英性在当下成为很多人的众矢之的，许多人通过“戏仿”消解其神圣性，将其扯下神坛。相关作品尤以“戏仿视频”为多，但质量上参差不齐，比较出名的有《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大史记》系列、《闪闪的红星》、《后舍男孩》系列、《色戒之英语四六级大作弊》等等视频作品，下面择要进行论述。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是对大片《无极》的戏仿。《无极》以探索以“无极”为象征的“命运”为主题(这种探索自然符合正典)展开叙事。《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则把无极改写成法制节目中播报的刑事案件：圆环娱乐城王经理被害，嫌疑人是昆仑。警官鬼狼奉命捉拿昆仑，但二人却惺惺相惜。后来昆仑被捕，谢无欢则在最后道出了陷害他们的真相，起因是小时候倾城曾为一个馒头欺骗过谢无欢，谢无欢的世界观由此扭曲而报复陷害倾城等人。最后真相大白，凶手伏法。主持人总结案件的教育意义：“……要重新考虑一下教育子女的方式，让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千万不要学谢无欢这样，因为一个馒头就能记仇20年……”《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主要运用《无极》的人物、场景来阐述由于一个馒头而引发的案件，把一部正典之剧重演成一部戏仿特征浓郁的法制纪录片。这部戏仿之作同样不离“判断力消解”的内在模式：从宏观上看，《无极》确实对“命运”主题作了严肃探索，这是观众的判断一；而观众通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却发现《无极》确实是与一个馒头而引发的报复案件并无二致，这是观众的判断二。这两个宏观判断构成了贯穿于整部《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判断力消解”模式。从微观上讲《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里面的笑料不断，例如其中对满神形象的戏仿，原作里满神昭示光明大将军的悲剧命运是“以后会失去更多，变得一无所有”，而在《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中则这样戏仿：“满神还总是在别人丢失东西的时候，幸灾乐祸地告诉别人：以后你会失去更多。‘你会失去更多，直到你失去鲜花盔甲，变得一无所有。’这种向别人伤口撒盐的行为令许多人厌恶。”这显然也构成似是又似非的“判断力消解”模式。依靠对《无极》这部正典之作的戏仿与强烈的喜剧性，《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迅速蹿红。 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类似的还有网络上流传的《大史记》系列，《后舍男孩》系列等等戏仿视频。就在本文写作之际，在网易新闻首页还挂出了《生命呼叫转移》、《色戒之四六级考试大作弊》的戏仿视频的链接，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戏仿视频已经成为媒体所非常关注的娱乐亮点。所有的此类视频，其喜剧性都不脱离“判断力消解”的模式。虽然这些戏仿视频从质量上看确实是良莠不齐，但从这种现象的火爆足见戏仿视频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五、“判断力消解”的程度：喜剧类型辨 显而易见，上文所述大众文化里的“戏仿喜剧”属于通常所说的“搞笑”范畴。事实上喜剧也分不同的类型，最常见的是“讽刺喜剧”、“幽默”、“黑色幽默”、“搞笑”。为什么又会有各种不同的分类？这一点仍然可以从不同类型喜剧在共同的“判断力消解”机制上的差异给出解释。 “讽刺”喜剧是指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对不良的或愚蠢的行为进行揭露或批评，是尖锐性与喜剧性并备的文本。可见构成讽刺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被讽刺对象自身暴露出来的荒诞逻辑(这是讽刺文本喜剧性的来源)，一个是讽刺主体对被讽刺对象作出的批评判断(这是讽刺文本的创作动机)。例如这个例子：“男人在左边，女人在右边。到捐款时，牧师要求‘一家之主’上前来把钱放在供坛上。男人们立刻站了起来，有趣的是许多人跨过走道去向他们的妻子要钱。”这个讽刺文本显然符合“判断力消解”模式：一方面，男人站起来付钱说明男人是“一家之主”，另一方面男人向妻子要钱则说明女人是“一家之主”，两者之间构成了“判断力消解”模式。但是在构成“判断力消解”模式之外，又产生了第三个判断，也就是作者对这种现象的批评，这就导致了讽刺文本里的“判断力消解”实际上的很不彻底。这正是“讽刺”这一喜剧样式的本质特征。 “幽默”是指主体在面对负面因素时运用智慧而解围的超然行为。看这个例子：“马克·吐温骂国会议员：‘国会中有些议员是混蛋。’这引起了国会议员的不满，马克·吐温只好认错，并且将原文修正为：‘国会中有些议员不是混蛋。’”这个幽默文本里也有“判断力消解模式”，判断一是马克·吐温承认自己的原话错误，判断二是马克·吐温其实坚持了原话，二者构成了“判断力消解”。但是在“判断力消解”之外，又产生了另一种判断力，那就是读者作出马克·吐温很有智慧的判断。但是“幽默”与“讽刺”不同：在讽刺里，新的判断力是由叙述者直接作出的；幽默文本里的新的判断力的产生则是由读者在阅读中作出的，是读者对主体油然而生的赞赏。这就是“讽刺”和“幽默”两种喜剧类型的本质不同。 “黑色幽默”表达某种尴尬的情绪或人生状态，多是被毁灭者对毁灭者的讽刺与调侃。例如这个例子：“春天到来的时候，我们那里的马不论公母都不圈，全部放到野地里去，它们在那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用不着送玫瑰花，也用不着到单位开证明，改户口本。”这个“黑色幽默”案例也符合“判断力消解”模式：第一个判断是人的层次高于马，所以生活应该比马更便利；第二个是人的生活不如马便利。二者共同构成了“判断力消解”模式。而在这个模式之外显然也产生了新的判断力，那就是作者对自身处于这种处境中的悲哀。这种悲哀之感与讽刺的批判，幽默的超然显然属不同的判断力，这也正是三者的本质区别。 “搞笑”又称“无厘头”，前文所述的“戏仿喜剧”大多属此类喜剧类型。此类文本显著不同于“讽刺”、“幽默”、“黑色幽默”等经典的喜剧类型，它是完全意义上的“判断力消解”。例如这个喜剧文本：“一老表，哥哥叫‘陈剑桥’弟弟‘陈复旦’，但是两人高中都没有念上。”这个文本里的“判断力消解”模式如下：以“剑桥”、“复旦”为名足见其踌躇满志，这是其一；高中都没念上足见其能力有限，这是其二，二者之间构成了“判断力消解”。仔细留意一下会发现，文本在“判断力消解”模式的两个判断之外并没有新的判断产生出来：作者只是叙述这样的事实，对当事人其实并无讥讽之意(这一点不同于“讽刺”)；既然是叙述事实的口吻，所以读者并不作出叙事者很有智慧的判断(这一点不同于“幽默”)；这个喜剧文本也没有任何的要暴露生活的荒诞之意(这一点不同于“黑色幽默”)。所以这个喜剧文本是完全意义上的“判断力消解”，这就是“搞笑”这一喜剧类型的独特之处。 可见“喜剧”之能够分成不同喜剧类型归根结底取决于“判断力消解”的不同层次。由此也进一步印证了喜剧普遍具备的“判断力消解”模式。 六、“价值判断力消解”：兼论“戏仿喜剧”的发生背景 在当下大众文化里的“戏仿喜剧”里(属于搞笑这一喜剧范畴)，其“判断力消解”的机制的核心实际上是“价值判断力”的消解。虽然“价值判断力”只是判断力之一种，但借助于“相似律”和“接触律”的帮助，在本文所述的“戏仿喜剧”里，“价值判断力”完全可以作为“判断力”的核心并扩展到整个判断力范畴。 “相似律”和“接触律”“第一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第二是‘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地互相作用’。前者可称之为‘相似律’，后者可称作‘接触律’或‘触染律’。巫师根据第一原则即‘相似律’引申出，他能够仅仅通过模仿就能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从第二个原则出发他断定他能通过一个物体来对一个人施加影响，只要该物体曾被那个人接触过”［英］弗雷泽：《金枝》，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这种理论同样也适用在“价值判断力消解”与“逻辑判断力消解”的关系中。从“相似律”角度来看，“逻辑判断力”与“价值判断力”都属于相似的判断力范畴，所以可由“相似律”引申出“通过模仿‘价值判断力’就能实现‘逻辑判断力’的结论”；从“接触律”的角度讲，由于二者往往紧密联系，那么在潜意识中就可以经由“接触律”推导出“通过实现对‘逻辑判断力’的消解即可实现对‘价值判断力’的消解”。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潜意识里面，“价值判断力”与“逻辑判断力”可以相互代表与影响，二者共同构成了以“价值判断力”为内核，“逻辑判断力”为外延的“判断力”这一总体范畴。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以“价值判断力”为内核而以“逻辑判断力”为外延，而不是反之？这就与社会文化精神环境密切相关了。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与大众对“既成价值体系”的报复欲有关。 这种报复欲来自大众对“既成价值体系”的依赖的受挫。大众接受上层建筑的各类哲学、价值取向的灌输，因此对这些哲学与价值取向有着较强的“依赖”感。具体点说，大众需要通过“价值追求”实现精神生活的满足，但“价值追求”需要有某种(些)“价值观念”作为追求目标，但大众没有精力与能力来探讨这些价值方面的问题，所以他就要依赖于上层建筑所提供的各类“价值观念”。当下多元化的文化环境中，“多元价值体系”必然也成为大众在价值追求上的依赖对象，但是这种停顿却遭遇挫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多元的价值标准导致草根群体难以实施价值判断。对同一个对象，采用不同的价值视角完全可能得出不同的乃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这就造成了价值评判的艰难。 大众在依赖心态上遭遇的这种挫折，促使大众通过包括“戏仿”在内的各种手段报复造成自己“依赖受挫”的“既成价值体系”。在“价值判断力消解”的模式里，受众依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力”作出两个判断，但两个判断却彼此对立，这就类似于两种价值判断力之间在相互自打耳光，由价值判断力自身来消解自身，从而自然而然地实现了价值判断力的消解并且不伴生新的价值判断。例如这个“戏仿”例子：要求填出欧阳修的名言“忧劳可以兴国”的下半句，有学生对曰：“闭目可以养神”(正确答案是“逸豫可以亡身”)。这个喜剧文本里有两个价值判断：“忧劳兴国”是“高层次”的人生感悟，“闭目养神”也是高层次的修养方法，况且二者在形式上也很对称，这是价值判断一；但两种行为放到一起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愚蠢的低层次行为，这是价值判断二。“价值判断力”作出的两种判断彼此相反，在这个过程中“价值判断力”作出价值判断的行为实际是一种“自打耳光”的“自杀”行为(而不是被“他者”所攻击)。“戏仿喜剧”正是通过这种“戏仿”使“价值判断力”出丑，进而报复价值判断力背后的“既成价值体系”。在欣赏“戏仿喜剧”时，受众的无端大笑实际上正是出于对“既成价值体系”实施报复成功后而产生的快感。大众因对“既成价值体系”的“依赖”遭遇挫折，而引发了对“既成价值体系”的报复欲，当这种报复通过“戏仿喜剧”取得成功并被潜意识意识到从而推动的本能的发笑，笑声里其实发泄着对“既成价值体系”的恶意，所谓“笑得越欢畅，内心越恶毒”。 行文至此，“为什么‘判断力消解’模式是‘价值判断力消解’内涵的扩展而不是相反”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里面的逻辑很明显：造成大众的“依赖”受挫的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既成价值体系”，所以大众潜意识里的报复目标正是“既成价值体系”而非其他体系。在采用对“价值判断力消解”模式实施对“既成价值体系”的报复时，由于这个逻辑过程是由潜意识所主宰的，潜意识却本能地依据“相似律”与“接触律”原则，把“价值判断力消解”的狭义模式扩展成“判断力消解”的广义模式。而究其源头，本文所述的“戏仿喜剧”正是由潜意识主持的对“既成价值体系”的报复行为。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一卷)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一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