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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介入文本在近年很流行，但导演和编剧毕竟术业有专攻，我比较赞成导演和编剧的深度结合，“磨合”好了，会形成导演与编剧行业新的默契。 ●原创缺乏，名著改编就成为最自然的代偿方式。但改编也只能暂解燃眉之急。戏剧要想长足发展，必须要花力气培养自己的职业编剧队伍。如果我们也像选择运动员一样选编剧，如果国家编剧有明星运动员一样的收入，我们的编剧就不会像大熊猫一样稀缺。 近年来，根据文学名著和经典改编话剧已经形成潮流，在不久前国话《国话研究》恳谈会上得悉，今年国家话剧院计划推出王晓鹰等5位导演根据名著改编的话剧。其中田沁鑫根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的《四世同堂》已与观众见面，并引起了一定反响。 根据文学名著改编剧本对于中国话剧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从当年的春柳社到2000年以来这10年，中国话剧走过了百年历程，而在青年艺术剧院和实验话剧院基础上组建的国家话剧院，相继演出了大量世界戏剧经典和实验性剧目，初步奠定了中国戏剧文化启蒙和示范的根基。与此同时，我国成功举办了奥运会，抵制了全球性经济危机，国际地位得到全面提升。政治经济地位的改变要求文化的适应。国家话剧院作为国家戏剧艺术的最高殿堂，拿出体现中国本土文化的原创经典，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彰显文化中国的形象和实力，开创中国话剧的新纪元，此其时也。我们不可能总带着莎士比亚去参加国际戏剧节。德国有布莱希特，俄国有契诃夫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中国话剧虽然历史较短，但也出过曹禺、老舍那样的国际知名大家。我们这个时代也一定要创造自己的经典。那么，既然现有的编剧不能提供足够的演出文本，从文学名著改编无疑是最近的路。实际上，从田沁鑫10年前的《生死场》到林兆华的《白鹿原》，话剧导演早已悄悄在走这条路。只是此次选择《四世同堂》，眼光显得更为审慎。老舍的京味作品是民族风格的典范，《四世同堂》是老舍先生“花费时间最长、最得意的一部著作”，和他的戏剧代表作《茶馆》相比，《四世同堂》中北平沦陷的情境比之喝茶的语境更能彰显民族精神。无论是喜剧性和悲剧性的强度，《四世同堂》都要超过《茶馆》。因此前景十分看好。更重要的，从《四世同堂》等5部作品中可以看出国话建设的新举措，即有计划地整合国家戏剧文化资源的趋势。我们的剧院应该像当年的丹钦科那样，他搜罗了从契诃夫、高尔基到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诸多的俄罗斯文学经典。我们也应有计划地把一个世纪的现代作家经典作品尽纳毂中，以创造我们的经典，这才是我们应有的胸怀和气度。 在国家话剧院此次推出的5部改编作品中，有几部是由导演根据文学文本自己动手改编的。导演介入文本在近年很流行。好的导演都具备作家素质，把文学作品舞台化应该没有问题。但导演和编剧毕竟术业有专攻，导演更多的是考虑场面和行动，而要改编文本，所有的细节、血肉层面的东西都要在规定场面里重组，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时间功力特别是情感投入的活儿。一部好的话剧作品，即使故事成熟、作者状态也在，其创作所费精力至少也是一部中篇甚至长篇小说，而一个导演不可能有这么大块的时间。无论他怎样敬业，他的改编都有“急就章”的痕迹。导演改编的文本即使在演出大面上都没问题，但看文学文本就会发现很多扦茬，细心的人在演出中也能发现不圆融。因此，我比较赞成导演和编剧的深度结合，即由导演提出文本的结构框架和风格要求，具体由编剧或作家自己去实施。导演把腾出的精力去花在舞台上。当然，导演自己动手弄本子，肯定是对现有的文本状态不满意，或对文本有自己的想法，但导演可以把想法变成要求让编剧理解。这样做开头肯定会很吃力，但只要“磨合”好了，便会形成导演与编剧行业新的默契。这些年，这两个本应高度默契的行业已经丧失了合作的语码，编剧对导演有意见，导演不信任编剧，编剧被冷落，这对话剧发展非常不利。导演和编剧好比古代的将和相，将相不和国家不兴，话剧也同此理。还有，名著改编不应该只是短期的措施，国话今年一下子组织了5部作品，这样集中优势兵力，有利于形成拳头，造成声势，但要获得可持续的效益，还要有稳定的长线计划保障。文学创作不可能像雨后的蘑菇一夜就长出来一堆，戏剧更是这样。它需要打磨的时间还要等待灵感。好的演出一定是各种因缘的成熟，就像蒸包子，提前出笼肯定不好吃。“十年磨一戏”固然太长了，但希图在一两年奏效或毕其功于一役也很困难。我觉得，名著改编的长线计划甚至比短期会战更重要。如果让导演和剧院签合同，一个人用3到5年的时间精心打磨，最后为剧院拿出一部自己满意的作品，成功的几率会更大。 这一次国话改编的5部名著都是现实主义作品，还提出“新现实主义”的口号。从经营战略上，国话选择现实主义作为突破口是明智的。现代主义作为思潮基本过去，也不合乎中国国情。我们有深远的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也和文学的关系最近(很多现代、后现代创作都不重视文本)。选择现实主义有利于整合资源发挥优势。至于改编的方式，现在通常是一对一地把文学作品变成舞台形式(《四世同堂》《白鹿原》都是)，但还有一种集裘式改编，即把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凝缩成一部作品。如《老舍五则》，就把老舍的几个短篇小说匹配成拼盘；以色列的《安魂曲》则是把契诃夫的几个短篇小说连缀成一个主题。这两种方式，我觉得也值得沿用。关于“新现实主义”的内涵，现在已有很多说法，我也赞成它应保持开放的状态。话剧《四世同堂》是田沁鑫的“新现实主义”，别人还可以有“自己的”。就是田沁鑫也不是一副牌打到底，比如10年前《生死场》就更多地吸收了象征主义的手段，而不是像《四世同堂》主要“吸收表现主义”。“新现实主义”是什么样，只能是一个大的结构框架，其实质只能等待实践者去填充书写。另外，有人主张经典诠释上的保守，反对创新，这也不应成为戒律。没有一种东西可以永远不变，现实主义亦如是。前苏联是现实主义的大本营，但他们仅战争文学就蜕变了多少回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演出的邦达列夫的《列兵门》就是“第四代”。舞台呈现上也不能死抱住斯坦尼。如果5位导演都不肯老老实实地守住现实主义界限，那就说明，老的方法今天已经不够用了。第一线的人总是最早的感受到时代脉动。同样是《茶馆》，林兆华版就和焦菊隐版不一样，李六艺的《北京人》和前人的也都不一样。导演和文学是个相遇过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感受和解读方式。今天的戏剧必须面对当下获得今天观众的认可。至于有人担心提倡创新会损害经典，我认为不会。对名著改编要慎重，甚至要有敬畏心，但也不能因噎废食。经典就在那里，书写和诠释只能使它更广为人知。 名著改编目前成为潮流，有它很多内外在原因。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原创话剧的匮乏。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老一代作家的审美和思维与时代的断裂。原创缺乏，名著改编就成为最自然的代偿方式。但改编也只能暂解燃眉之急。戏剧要想长足发展，必须要花力气培养自己的职业编剧队伍。今天，我们如此重视奥运(包括亚运、残运)，文体相连，如果我们也像选择运动员一样选编剧，如果国家编剧有明星运动员一样的收入，我们的编剧就不会像大熊猫一样稀缺。戏剧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它比其他行业更能表征一个国家文化的综合底蕴。中国戏剧要想在世界文化的“奥林匹克”中出线建功，就要花本钱培养职业编剧。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21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