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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历史小说，由于人们所持的哲学、历史、文学观念各各不同，因此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定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甚至相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中不同的作者都对这一概念有着自己的理解。这种不确定性似乎使人们对这个概念进行规约变得困难起来，但也正因为这种不确定性使作家们对历史小说产生多元的理解，而且从历史的经验来看，理解的多元化对于历史小说创作的繁荣是非常必要的，真正宽松的创作环境应该允许作家作出自己个性化的艺术选择。 在当前多元化的历史小说中，唐浩明更倾心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样式。相对于其它的创作模式来说，这无疑是一条辛苦得多的选择。因为这种历史小说要求作家对文学与历史持双重尊重的态度，它所追求的，是历史与文学，或者说是史与诗的完美结合，在美感形态上就表现为一种诗化的历史感。这是历史小说创作所应该追求的一种境界，但真正实现它，又并非易事。卢卡契在谈到欧洲文学领域历史小说的产生时，就批评“17世纪的所谓历史小说只是在外部的题材里，只是在(人物的)服装上才是历史的。不仅是人物的心理，而且所描绘的道德观念，也完全是出自作者的时代。”而对于18世纪的历史小说来说，虽然“这些作家以勇敢深邃的现实主义介绍了他们时代的本质特点”，“然而，他们没有从历史的角度看出他们时代独特的东西。”[1]在这里，卢卡契实际上中肯地指出了历史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小说艺术门类，并不在于题材的历史性，历史题材只是它的表面特征；历史感的营造与追求，才是它真正的区别性特征。 《旷代逸才：杨度》(以下简称《杨度》)是唐浩明继《曾国藩》之后又一成功的长篇历史小说，在多方面引起了较大的影响。虽然由于题材以及社会热点的差异导致《杨度》不及《曾国藩》轰动，但可以肯定的是《杨度》在艺术上有明显的进展。而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在追求诗化的历史感方面有着比较典型的成功经验。 1．深入历史与道德评价 历史小说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价的问题。作为历史，时间之流已将当时许多偶然的、琐碎的历史细节慢慢地冲洗干净，而留下来的，只是主要倾向和主要活动的大节，当事人的是非功过都了了分明。因此，对他们进行道德评价已经是有了一个大体上的定论，就这个意义上说，历史老人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裁定都会是公平的。但是，一方面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道德准则，另一方面历史人物的是非与善恶往往并不是那么简单和绝对的，他们似乎总是在挑战人们关于道德的规则和概念。当人们获得了对某一历史人物的“定论”的时候，这就已经潜伏着一种危险，那就是将其抽象化、简单化，或者更糟糕的是加上一些别的因素的影响而形成主观化甚至情绪化的评价。对于严格意义的历史小说来说，如果其中出现了上述问题，那么它就会在人物评价方面冒犯有经验读者的历史视野并且败坏他们的阅读胃口，这样的作品不管作家或者评论家给它以多少花哨的理论包装，最终是经不起历史的考验的。 尽管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价是复杂和困难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应该放弃道德评价。事实上，真的不进行任何判断几乎是不可能的，“放弃评价”本身也是一种评价的立场，这种立场就潜含着一种判断。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这种评价是可能的，并且作为艺术作品，它甚至也允许作者持有一定的主观性。人是什么，只有人的历史才能说得清楚，只要真正深入历史，如其所是地理解他，如其所是地呈现他，作家就会得出比较具有历史感的道德评价并且将其传达给读者。这就要求作家放弃关于善与恶简单对立或者机械地相加减的先见，真正从人的历史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的人。 唐浩明写《杨度》，在这方面的确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小说的主人公杨度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同时他又与许多复杂的历史人物有着各种交往，如康有为、严复、袁世凯、杜月笙等。就小说本身的需要而讲，作家必须处理好杨度、袁世凯这两个核心人物，而他们又是与民初臭名昭著的帝制复辟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按照以前文学作品的通常做法。将他们处理为“反面典型”，省则省矣，但人物难免流于简单化。如何尊重历史的复杂性，以现代意识对人物作出富于历史感的评价，是对作家还原历史、重构历史的能力的一种考验。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一提起杨度总是认为他不过是个“帝制余孽”，除了少数知情者外，这种看法基本上是一边倒。直到周恩来临逝世之前打电话给上海《辞海》编辑部的有关同志，告诉他们杨度曾经是共产党员，晚年给中国革命作过一些贡献，人们对他的看法才有些改变。这是人们对杨度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的评价的一个转折点，较之过去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和深入，但就一般的认识而言依然是抽象的。近年来，随着近现代史研究的深入，人们对杨度认识和评价有了更大的进展。但读完《杨度》后，读者会感觉到比从任何一部历史著作中所认识到的杨度更加具有历史感。 小说主要写杨度在复辟帝制前后的活动，因而如何评价主人公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是非常关键的。作家并非简单地给杨度翻案，而是尽量地让历史自身来说话，交待以及为什么会在这场丑剧中扮演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首先是报袁世凯的“知遇之恩”，其次是受个人名位欲望的驱使，最后是认识方面的原因。杨度其时未能完全识破袁世凯的面目，在这个装假做戏的奸雄面前，即使孙中山那些经历丰富的革命家都被蒙骗，更奈何一介高傲自负的“痴书生”杨度？小说第一部中写到袁世凯慨然为杨度赎回皮袍度寒，这个细节不乏对历史的想象，但以之说明杨度之所以与袁世凯形成非同寻常的政治关系是非常符合历史情境的。作家一方面指出杨度个人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并没有为其开脱罪责的意思，他抓住了杨度复杂的思想心态中的核心和主线：辅佐“非常之人”以成就“非常之业”。当他得遇具有政治潜力的袁世凯之后，他马上认定其为自己心目中的“非常之人”，于是尽心竭力地辅佐袁世凯复辟称帝，而他自己也就可以由布衣而取卿相，名垂青史了。在洪宪帝制的丑剧中，杨度不过是袁世凯政治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而已，而他自己却以为是在干着经天纬国的大政治，这就是他的悲哀之所在。在他身上，爱国的倾向与为己腾达的虚荣心，匡时救国之志与权势名位之欲同时并存，这使他的行为和动机之间产生极大的反差，他的鼓吹复辟也包含了“好心办坏事”的成分。正因为他尚有“好心”，这才有后来政治和思想转向、为革命作了一些贡献的转变依据。因此，作家笔下的杨度，不是美与丑的机械调配，也并不是善与恶的简单相加，更不是一半魔鬼一半天使式的善与恶、美与丑的一半对一半，而是有其自身依据的、具有丰富性复杂性和历史感的文学形象。 袁世凯本身的道德复杂性也处理得颇具历史感。小说中的袁世凯在甲午战后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倡导变法，和维新派打得火热。但他又是一个利禄熏心、官欲极强的人，一旦变法将危及自身时，宁愿舍弃变法而保自身。然而同时他又不是那种肆无忌惮彻头彻尾的恶人，还是希望在世人面前有一个美好的形象，因而在杨度面前为自己的叛变行径挖空心思地辩解，正如梁启超为其所作的画像：“今自谓爱国矣，又多爱身焉，又复爱名焉，及至三者不可得兼，则舍国而爱身名。至二者不可得兼，又将舍名而爱身”[2]。作家写到辛亥革命时，小说也没有以情感代替历史，简单地将袁世凯写成大总统职位的窃贼。“洹上私谋”等章节中比较清楚地表现了是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把袁世凯推上了中国政治的巅峰，并且通过侧笔写出了袁世凯利用革命派的势力要挟清廷退位，建下了一定的功勋。袁世凯的这一转变，当然与其善于审时度势的政治才能有关，但作家对此的道德评价是考虑到了历史的复杂性，因而既没有将其转向革命写成真诚的，也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将其转变描写成虚伪的。对于洪宪丑剧中的袁世凯，作家也没有将其漫画化或者将其理解为一个天生的恶人，而是将袁世凯写成是在当时特殊时势的激荡和由遮遮掩掩而到恶性膨胀的政治野心的交互作用下而致导演复辟丑剧的。这种外因和内因的交待，不仅使人物的行为、性格和道德特征显得具体和有着令人信服的逻辑，而且体现出了作家并不是以“态度”去主观化地推断历史、而是衡情推理，力图还原和重构感性的历史真实图景的美学追求。 可以说，从对主要人物的道德评价上看，作家的文学想象中是充分体现了其史才、史德、史识的，作家对历史人物作出了恰如其份的道德评价，而读者也完全可以从丰富的艺术体验中自然而然地领会得出作家巧妙地隐蔽起来的观点倾向。这是作家走向历史的深处、长期不惮艰苦地坚持艺术探索的结晶。 2·历史氛围与艺术形象 历史小说要有“历史味”，要能将读者带入特定的历史氛围当中去。虽然这并不是历史小说的最高目标或终极目标，但它不仅关系着艺术形象的成败，也关系着小说的成败。 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是不可重复的，有其独特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氛围，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时代的审美文化风尚，而这些又会深深地影响着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心理。历史小说要多方面地营造所反映的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氛围，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被这一特定的历史氛围所浸润出来的艺术形象。这就要求作家不要满足于铺叙历史事件的框架，而是要深入地理解那个时代的风情习俗、典章制度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细致入微的特点对历史人物精神底色的沾染。当然这种关系不一定就是那么直接，但它正如水之于鱼一样，它是历史人物所生活、所活动于其间的“海洋”，它总会在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留下哪怕是极淡极淡的影子，但即使如此，作家也不能忽视它的存在。《杨度》在这方面的艺术把握可以说也是值得称道的。 从晚清到民初的这一段历史，是中国历史上封建时代走向终结的时代，是中国由近代化而开启现代化的一个历史巨变期，是“三千年来之一大变局”。封建时代中国社会的积弊在这个时期来了个总爆发，国力贫弱、民族危机、社会失范……封建时代的维系力已经达到了几近崩溃的极限。这个古老的民族在不断地寻求自己的出路，因而种种新的思潮纷纷涌现。新的即将要取代旧的，但同时，旧的东西要么尚有其精华所在，值得承续下去；要么应该被历史所淘汰，但依然有着相当的习惯势力和社会心理的支撑，不仅没有“速朽”反而大行其道地沉渣泛起；新的东西要么并不适合当时的历史实情，因而不能在那样的一个历史环境中深深扎根；要么因为“太嫩”、自身的力量还没有真正壮大起来，因而很快败下阵来。这样，旧与旧、新与旧、乃至新与新之间不断剧烈冲撞或者相互掺合，而这又在人们的精神心理气候中形成了其时代的投影。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有不少新旧王朝的更替或者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引起历史的转折，但很少有哪一个时代像清末民初那样，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有着那么复杂的精神底色。 作家很少致力于正面对清末民初风云际会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工笔细绘，而是重点描写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种种不同类型的政界人士面目各异的精神心理或心态、从各色人等的精神世界中折射出历史氛围。小说中人们在那样一个时代的震荡之下，其精神世界中“新”与“旧”奇特而又面目各异地扭合在一起。你很难说他是“新”的或是“旧”的，或者说既不是“新”的也不是“旧”的。小说中的杨度既不是革命派也不是改良派，看似超然于新旧两派，但他的确又与新旧两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改良派曾引之以为同志，而在革命派看来，他又是促成孙中山和黄兴合作的桥梁，两派人物竞相拉其入伙，但杨度最终又都不为他们所动，他自有他不新不旧、亦新亦旧的君宪主张。作家很注重从杨度传奇式的人生经历中发掘其精神心灵状态产生的依据，或者直接描绘其新旧驳杂的心灵状态。小说中杨度第一次赴京会试，正值维新运动的高潮，与康梁相识并受到新思想的激动，第二次会试落第之后写下“西山王气但黯然”的词句，抒发对清廷的不满和对时局的预言，第三次会试被纯为无稽之谈的“梁头康足”毁了榜眼公的锦绣前程，他对清廷更是心生不忿。几次的落第经历，使他缺乏像康有为那样受过皇恩的人对于即将解体的清王朝的眷恋，因而他不会在此后成为一个逝去的王朝的遗少。尔后其师王运传授给他一门封建末世的背时学问：帝王之学，这又给他的精神世界打上了沉重的“旧”的底色，而后来与袁世凯的相遇又使他的这种精神特点进一步得以强化。在日本留学期间，杨度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教育，结交了许多革命志士为友并与他们私交至深，因此他的思想中新学观念颇深，他本人也就成为了一个具有强烈反满思想的青年，其反帝、反满的革命主张引起保皇派的惊骇与诧异，为此他被清廷视为新党嫌疑分子。这种“新”使他具备了参与时局的信心、能力和资历，正是在这一点上，又形成了他与王运的区别。后者虽然自得于自己的“旧”学，但他对于自己跟不上时势的趟儿还是自知的，因此虽然不能做到激流勇进，但他还是可以明智地选择激流勇退。总的来看，杨度的精神世界是既取“旧”中之“新”又取“新”中之“旧”，这决定了他即使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是难以走向革命的阵营。可以看出，杨度新旧斑驳的精神特征实是当时“新”与“旧”悖反地、奇特地组合在一起的历史关系的影像。 杨度所长期效忠的政治主子袁世凯则是另外一种类型。袁世凯是在各种政治势力的争斗中寻找自己的机遇的，他究竟会倒向哪一派在当时来说应该是有着多种可能的。他并不乏对于“新”的兴趣和真诚，小说中写到甲午战后至戊戌变法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袁世凯殷切希望朝廷迅速变法，挽救民族危机，以求得国家的富强，因而采用西方国家先进的兵制、装备练成一支中国历史上最早走上现代化的军队。作家并没有简单地将此时的袁世凯写成一个维新运动的投机分子，这就相当具有历史感。袁世凯之所以最后从共和总统而居然开历史的倒车，摇身一变黄袍加身成为洪宪皇帝，除了当时国际国内各种客观因素以外，应该说与他主观的精神心理状态是有着极大关系的。在这个最后被全国人民的唾沫淹死的历史人物身上，对于“新”的兴趣最终超过不了对于“旧”的习惯。他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框架之内，一步一步由小吏爬到大臣、皇帝的高位，他只理解这些，只熟悉这些，而对于共和政体的原则没有真正的认识和了解，或者说他对此有着真正的了解，那就是这种“新”的东西短期内很难被中国接受，这说明了袁世凯对运作于“旧”的轨道的老中国的理解其实有多深!袁世凯的失败，是他不幸晚生了一百年。若然早生，他也许可以做一代圣明天子。袁世凯的精神世界，折射出“旧”在当时的惯性及历史对其最终的嘲弄。 突破历史事件、历史过程的表面铺叙，深入到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以历史氛围浸润艺术形象，进行充分诗化了的、审美的艺术再创造，这是《杨度》在历史感的营造方面给我们的又一艺术启示。 3·文化心理的历史意味 文化是人类历史中相对潜沉的因素，对人以及人所创造的历史往往具有规约性的力量。历史小说如果不突入文化的层面，那么上述两个方面的历史感就有可能流于皮相，或者说正因为文化是人的文化，上述两个层面必然地与文化有着关联。有些作家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文化意识。但只要他真正地能够做到以“人”来看历史，那么他也会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触及到文化，姚雪垠写《李自成》就是这样。近年来的历史小说创作在这个方面有着比较自觉的追求，作家们的探索留下了值得重视的经验或者教训。 人是文化的人，一定时代的历史人物，其精神血脉中运行着某种文化的气血，因而身上也就往往体现了某种文化的内蕴。但同时，历史人物并不是一种被动的存在，文化的因素在其身上是以个体、具体和互动的方式体现出来的。文化作为人的活动的产物，既要在人的具体历史活动中得以实现，又要受到人的影响和改造。只有这样，人才是历史的和具体的，也只有这样，历史小说才具有比较完美的历史感。如果视文化为一种终极性的存在，那么就会没入文化决定论的泥淖。小说如果按照这种抽象的观念来写人，那么将会和阶级决定论一样，大犯特犯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某些当代小说就些微地有着如此倾向，即使是一些相对成功的小说也不例外，只不过程度较轻而已。当年的一部分“文化寻根”小说、后来的《白鹿原》不能说在这个方面挑不出些小毛病。历史小说中也有一部分有此微疵，因而影响到了其历史感的营造。 作家唐浩明的成名作《曾国藩》就是以深入文化层面而取得沉浑、大气的历史感的。小说中的曾国藩作为封建时代最后一代大儒，他力图按照儒家的理想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标，并且也确实作出了一番“中兴”的事业。但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人物，却生长在一个末世，内心充满悲剧色彩的他只能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一个悲剧角色。正是人与文化之间的这种张力，使这个封建末世理学名臣的悲剧形象颇具历史感。 在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杨度》时，由于有过这方面成功的经验，作家在这个层面上的艺术掌握状态达到了挥洒自如的程度。小说中，作家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切入历史，极写了士人与官僚两种传统文化心理的原形本相。从总体上来讲，这两个方面紧密配合，共同营造了浓郁的历史氛围，二者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历史感。但是相形之下，作家对传统士人文化心理的把握更胜一筹，给人印象更加深刻。小说中采用“分而写之”的笔法，把杨度、王运作为士人文化心理的“一体两极”。二者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为深入地探寻特定历史时期传统士人的文化心理世界提供了灵活方便的视角。这与书中单独把袁世凯作为传统官僚文化心理的代表人物相比较而言，不仅更具艺术难度，而且更体现出了作家在文化层面对于历史感的自觉意识。 杨度及其老师王运是作家笔下士人文化心理的两个代表人物。作为一个青年时代就非韩薄柳的举人杨度，能够心悦诚服地负负于王运，其因缘乃在于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后来杨度在政治场中浮沉不定，师生二人并没有因政见、地位的不同而淡漠疏远，更可见这种共同基础的牢固。首先是他们都有着传统文人的社会关怀和英雄感。杨度少年时立志做称量天下的不凡之人，传统文人“兼济天下”的文化心理已是初显端倪，此后，自信有领牧天下之才的他虽然在从政之途上大起大落，并且有时自私之心遮蔽了为公之心，但内心深处忧时救世的情怀还是一以贯之的。其师王运青年时已经察觉到满清政权的腐朽残败，并且预觉其分崩离析的命运。为图拯救黎民苍生置虎帐刀枪的危险而不顾，力劝满清重臣曾国藩取而代之，虽时运不济而白操了心，但他那种非凡胆识一时传为美谈。老年时则敛形迹于山林书院，以择天下英才而育之为乐事，则体现了更加深沉的传承文化的自觉。其次作家揭示了二者在个人追求方面共同的文化心理特点，那就是“由学而仕，以布衣取卿相，由书生封公候，名震寰宇，功标青史”。师生二人都朝思暮想以非常之学辅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但是这种功利性追求并不是全是一种私欲，它是和文人式的社会关怀搅和在一起而致混杂难辨的。所以王运当初“大德大善与大罪大恶，不过一纸之隔耳”的预言竟不幸言中了世人对于杨度“帝制余孽”、“仁人志士”莫衷一是的评价。“辅非常之人”又命定了杨度等人在权力网络中边缘性的地位，他和老师王运只能依附当权者，为之谋划驱驰以换取赏赐性的权力分配。“屈道从势”，这就是作家批判地展现出的传统士人文化心理的第三个方面。可以说，王、杨师生二人对于自己的依附人格始终是不自觉的。王运对曾国藩、肃顺等人的依附心理使他政治上一事无成，而杨度并没有从其师的人生悲剧中汲取教训，始则附于袁世凯，继则附于袁克定，悲剧的重演也就是无可避免的了。 杨度和王运虽然有着诸多的共同点，作家还是轻巧熟练地写出了二者文化心理上的相异处，使二者各具特征、清晰可辨。两相比较，杨度有一种理想主义心理倾向，不能冷静客观地评价自我与分析形势，往往以主观愿望代替事情真相。这是传统士人常见的一种文化心理定势之一，它往往是由于过份的自信而产生某种盲视、天真。作家借书中杨度之妹杨庄之口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当政秉国另有一套办法，与作出来的文章大不一样；若一味按文章中的正理去做，绝对挤不进当政秉国者行列之中，即使侥幸进了，也做不成大事。”与学生的这种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相比，王运则可以达到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的境界，其心理结构体现了传统文人儒道互补的一面，因而其为人处事颇有洒脱之风。在治家、为学、为师、做官等方面他都能进退自如、严谨闲适谐得，其得意之处乃在于此。小说作家在这里深刻地把握了造成二者文化心理不同的原因，那就是所处历史时空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个体差异。王运亲自经历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从回光返照式的“中兴”到最后的跨台，丰富的阅历使他对自己所信仰的一切有了一种批判性的思想距离；另外，虽然他一生和政治纠葛甚多，但总体来说他基本上是个“在野党”，与当政者的政治距离使他对时务保持着一种旁观者的清醒头脑。而杨度的青年时代刚好处于一个急遽变革的历史时期，多变的转型期社会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诸多诱人的际遇。这种时代特征不仅激发了杨度心理世界中崇尚理想的倾向，并且促进其心理可塑期的这种心理定型。另一方面，这个时期新与旧虽然剧烈冲撞，但其最终裂变尚未完全完成，身处其中的人们很难获得正确估价主观理想与客观情势的理性标准。这就为杨度文化心理中过份自信与盲视天真提供了培育的历史机会。因此，可以说杨度的理想主义倾向，实在是深刻的历史烙印。作家在发掘师生二人文化心理相异之处的时候，明确地注意到这种个体差异深处隐含的历史因素，体现了作家在心理层面对历史感的艺术追求。 从总体上来讲，在追求历史感的方面，小说《杨度》达到了良好的艺术把握状态。无论是对于历史人物作出的评价、历史氛围的营造还是对于文化内蕴的深掘，都体现诗与史、历史意识与现代意识比较完美的结合。当然，小说在这方面也并不是毫无瑕疵的，某些部分似乎还是有所欠缺。譬如作家对一些在小说中作为侧面出现而本身在历史上又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和事件的处理，有一些就值得作进一步的斟酌。康有为、孙中山两个人物形象就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拘泥于史实有余而鲜活不足的特点。此外，不知作家是有意还是无意略去了一个重要历史细节，那就是袁世凯垮台后，寓居津门的杨度又与张勋搅和在一起参与丁巳复辟。其实这对于表现杨度的历史复杂性、增强小说的历史感应该是有着很大作用的。一方面他在公众面前表现得似乎真的与复辟势力势不两立，而另一方面又暗中支持和参与谋划，当初那种懔然慨然的勇气所剩无几。参与这场事变的前后，他思想上的斗争也更加激烈。此时，他的政治主张与政治策略、他的动机与行为存在着更为强烈的反差。可能作家对此有他自己的考虑，但略去这样一个极有意味的细节不写，不能不说是可惜的。是否如此，在这里提出与作家以及广大读者共同探讨。 注释： [1]卢卡契：《论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产生的社会和历史条件》，转引自《小说的艺术——小说创作论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2]梁启超：《政变原因答客难》，《梁启超诗文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4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