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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写实作家的代表，池莉的小说真实地叙写“最普通的人在最普通的生活中所发生的最普通的事”，叙写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琐碎的一切，展示的是人们平凡而烦恼的生存状态。而《烦恼人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作品主要以普通工人印家厚跑月票早出晚归的时空转换为经，以他变换着社会赋予的多重身份而遇到的种种烦恼为纬，极写出普通人生活的窘迫和卑微，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平庸萎顿的精神面貌。对这个作品，有人从写实角度去解读，有人从生存角度去解读，而本文拟从悲剧的角度去挖掘深藏其中的包括社会和个人命运在内的悲剧意蕴。 细读全文，让人感触最深的是不断困扰着印家厚的烦恼，归纳起来，大概可以分为生的烦恼和爱的烦恼两种。作者通过对这些烦恼的具体的清晰的述写，把笔触直接伸到了主人公不无悲剧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并借此反映出了一定的社会问题。 小说重点写了印家厚的烦恼，着重于日常生活和工作两方面内容。关于日常生活的烦恼，这是印家厚最基本、最主要、最劳心劳力的烦恼。《烦恼人生》中具体写了印家厚食的拮据，行的劳累，住的紧张，极写印家厚在这些基本生活条件上的窘境及烦恼，不得不一天到晚为这些基本生活条件疲于奔命。食方面，从印家厚几年来始终无法满足老婆上西餐馆吃一顿西餐的“合理”要求；从他想买瓶好酒给年老的父母祝寿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和内疚；从他一家那顿“净花三块三角多”的晚饭简直是“吃人的血汗”等等细节来看，印家厚的经济是相当拮据的。虽省吃俭用，但“每月总是没有节余”，以至奖金还没到手，他和老婆早就算计着这30元奖金的用途了。行方面，更是累人。印家厚每天都“必须赶上六点五十分的那班轮渡才不会迟到。而坐轮渡之前还要乘四站公共汽车，上车之前下车之后还各有十分钟的路程”。用幼儿园学生家长的话说，那就是“简直是到另一个国家去了，可怕!”因而得早早起床，匆匆忙忙洗漱，匆匆忙忙赶车赶船。而更让印家厚苦不堪言的还是住的问题。工作了十七年，一家三口还住在一间被老婆叫做“猪狗窝”的房子，往得相当拥挤。而公共环境也叫人烦恼，那栋楼十户人家共用两个卫生间水池，每个早上都要排队轮流洗漱，公用厕所也要排队等候。印家厚上班要赶，这里要慢慢等，烦恼也就少不了。然而，更大的烦恼还在后头，这“猪狗窝”很快就要拆了，不属于他们了，属于他们的地方在哪呢？印家厚说“明天我拼命也得想办法”。可明天真的就有办法吗？印家厚不敢肯定，作者也没有表态。 就这样，印家厚每天都带着种种烦恼匆匆忙忙去上班。作为现代化钢板厂的现代化操作手，印家厚对这份工作本身还是相当满意的，尤其是当他跟从来不敢穿白衬衣的炼钢厂的中学同学比较时。但工作中也伴随着种种意想不到的烦恼。首先碰到的就是评奖金的失落，本以为稳妥拿定的一等奖，因厂里严禁轮流坐庄，为了避嫌，只评了他一个三等奖，使他早算计好的花一等奖金的计划化为泡影。接着，报考电大的事因厂里作梗通不过。而更让他气愤的是厂里居然有人栽他的赃，说他在年轻人中煽动抵制中日联欢，差点让他在厂长面前有口难辩。而接受了厂长的任务后，还得发愁该怎样去组织那些“抗日”姑娘们参加中日联欢。总之，工作中也烦恼不断，把他忙得焦头烂额，以致连找厂分房小组的事都忘了。 这就是生活，一个普通中年男人的一天。整天在为衣食住行等生活琐事而担忧，为柴米油盐等基本生活条件而烦恼，这些都成了他生活中的“大事”，他全部精力都放在这里，甚至没空、没精力去理其他的诸如工作创新、进修等“小事”。小说很好地把握住了每个普通中年人所面临的住房，经济、工作、小孩入托等问题，并把它们放大，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些问题组成一张巨大的生活之网，将印家厚紧紧地绑住，脱身不了，他不得不每天都在为维持这些基本生活条件而奔波劳碌。而这些“大事”慢慢地就磨去了他的锐气，耗尽了他的生命力。而正如作者在《小说选刊》中转载《烦恼人生》的编后说的那样：“这便是中国大多数公民的人生烦恼，是这一代人普通的生活状态”，明显看出作者并不满足于写印家厚这一个，而是使印家厚这个普通的人的一天上升到无数中国人生存状态的一种象征。通过对这些可悲而又无奈的生活状况的具象描写，借印家厚这个人物，揭示了整个中华民族最广泛、最平常，因而也最沉重的一个社会悲剧，那就是“为了维持日常生活而必须做到的事却偏偏做不到”的矛盾，烦恼就因此而生，不断地困扰着每一个印家厚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烦恼人生》就表现出了很强的社会意义，那就是：在80年代的中国都市，还有那么多印家厚那样的普通人，被可悲的生存处境紧紧包围。社会能给他们的是那么的少，根本无法满足这些普通人最起码的物质生存需要，他们只能尽自己的力量去挣扎求存。他们不得不每天都在为柴米油盐、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奔波劳碌，为吃喝拉撒等最日常的生活琐事的不如意而烦恼不己。他们的一天、一生就不得不为这些最低的生活要求而烦恼、操劳，有着难以逃避的窘迫和无奈。从这些来看，不能不说是一个社会悲剧。 值得注意的是，印家厚本来应该算是一个优秀的男人。既掌握现代高新技术，又有相当的文娱组织能力；既会讲出“有一定科学性”的吸引人的生动语言，又能随口作出令人佩服的好诗。是个“英俊年少，能歌善舞，性情温厚”的好青年，有着带浓厚理想色彩的“少年的梦”。这样一个优秀的人，本该能凭自己的能力成就一番事业，拥有自己的一切。然而，“现实是无情的，它不允许一人带着过多的幻想色彩。……那现实琐碎、浩繁，无边无际，差不多能够淹没销蚀一切。在它面前，你几乎不能说你想干这，或者想干那；你很难和它讲清道理。”(池莉：《我写〈烦恼人生〉》、《小说选刊》1988年2期)在现实生活中，无穷的烦恼时时困扰着他：住房的窘迫，上下班的艰难，妻子的蛮横，环境的冷漠，孩子的累人，经济的拮据，爱情的困惑……这些琐碎的生活，这些烦恼，不断地在扭曲、销蚀着他，使他无论在体力上还是心灵上，都有着一种不堪承受之感。生活的紧张和重压使得以前的“自我感觉良好”“不轻易接受别人同情”的他“变得婆婆妈妈了，变得容易感恩戴德，变得喜欢别人同情了”。在现实生活面前，他没办法不变，尽管他自己也弄不清这变化是好还是不好。 除了生的烦恼，爱的烦恼也时时困扰着他。作品一开始就写到他与妻子之间的不和谐，他难以忍受粗野而尖刻的老婆，认为“所谓家，就是一架平衡木，他和老婆摇摇晃晃在平衡木上保持平衡。”这时候，他还无法理解，“家”这个概念的实在内容。同时，他还感到世俗生活中的家“太没有意思太苦太埋没人”，没有丝毫乐趣。正因为这样，他对爱情并非没有非份之想，如对旧日女友聂玲的刻骨铭心的眷恋，对肖晓芬的瞬间冲动，对雅丽的刻意掩饰等等，都可以看出在他的情感世界里，不但葆有一块属于他个人的私有领地，而且这块私有领地同时也意味着他对于现实的情感生活的不满和对于更理想的情感生活的渴求。然而，一天繁重、琐碎的工作结束后，身心疲惫的印家厚回到家时，当“老婆递过一杯温开水，往他脸上扔了一条湿毛巾。他深深吸吮着毛巾上太阳的气息和香皂的气息，久久不动。”这时候，他发出了深深的感叹——“这难道不是最幸福的时刻？他的家!他的老婆!尽管是憔悴、爱和他扯横皮的老婆!此刻，花前月下的爱情，精神上微妙的沟通等等远远离开了这个饥饿困顿的人。”也在这时候，他对老婆的认识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对婚姻和爱情的关系有了全新的理解，对“家”的内容有了深刻的领悟。他懂得了为面对生存的困境，他需要的不是爱情，而是实实在在的“家”，明白到“普通人的老婆就得粗粗糙糙，泼泼辣辣，没有半点身份架子，尽管做丈夫的不无遗憾，可那又怎么呢？”现实使他从此告别了他的“少年梦”。作者借此提醒人们，在现实条件左右下，我们别无选择，不能不选择最现实、最实际的路。很明显，在生活的现实原则的冲击下，印家厚无奈地接受了这样的生存伦理：“自己是个普通的男人，靠劳动拿工资而生活，哪有功夫想入非非呢？”可以看得出印家厚的拒绝爱情，并非屈于外在的压力，也并非他内在道德观的作用，而是因为他从现实生活中发现：一切都在受生活的法则支配，甚至连夫妻生活这种纯属自然的本能的要求亦因住房窘迫、生活困顿而受影响，更何况爱情呢？这样一来，生活的现实性不仅使爱情、婚姻等神圣的字眼带上功利的考虑，而且把爱情、婚姻等直接变成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时时受到生活的影响。于是，爱情，这精神升华的概念，完全被生活异化而失去任何色彩；家庭，也失去了多方面的功能，仅成了他烦恼人生中养精蓄锐的喘息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家厚以至小说的悲剧就在于——人在现实面前所产生的无奈感，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屈于现实而放弃理想的被动选择。 纵观《烦恼人生》，隐隐包含着这样一个观点：作为个体的人总是生活在比他强大得多的社会环境中，软弱的个体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外在环境哪怕是最细小的偶然的变化，都将给个人的命运掀起波澜乃至留下深深的烙印。而个人并没有选择生存时空的便利，一个连最起码的衣食住行都难以满足的人，又谈何掌握自己的命运。面对生存困境，软弱的个体就算想抗争也无力抗争、无从抗争，这正是他们的悲剧所在。而对大多数印家厚这样的普通人来说，能做的就只是在生活的挤压下，努力寻找可供栖憩的缝隙，希冀确保自己的生存便利。因而，《烦恼人生》中，我们看不到主要人物的理想，也看不到主要人物对生活的强烈的参与意识和创造意识，有的只是人对生存的直接的目的性的追求，追求的只是怎样才能在现实为自己提供的可能性中活得更好。总之，在印家厚的生活中，讲究实际似乎就是他的一切，此外仿佛已经没有了其他的向往和追求。为此，印家厚采取的只能是削足适履式地改变自己去适应生活，只能扔掉与生活不切的虚幻梦想，老老实实地生活，渐渐与自己并不喜欢的平庸生活同化。我们可以看到，为了生活，他就得想方设法节省开销，得为自己拿不到一等奖而遗憾不已；就得断然拒绝雅丽的感情，把全部心思放在“过日子”上；就得忍气吞声，小心应付社会上的种种往来。也可以看到，他被动地陷入一大堆生活琐事中而无法自拔，为日常生活所左右，为眼前的利益所支配，不得不放弃理想，放弃自我追求。他所能做的就是“少骂娘多做事”，老老实实地面对困扰着他的生活琐事，实实在在地去解决困扰他的种种烦恼，“让现状在一件一件的事情中得到改善”。(池莉：《我写〈烦恼人生〉》、《小说选刊》1988年2期)这样一来，人生于他而言，就像一座山峰，生活逼着他随人群尽力攀登，“随着整个社会流动，追求，关心”，此外就什么都来不及想。爬上一个山头后，发现人们已经在继续爬另一个山头，他只好跟着继续爬。就这样，他永远处在追求的状态之中，为基本生活条件而疲于奔命，而生命力最终也在追求过程中耗尽。这是普通人周而复始的人生轨迹，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悲剧模式，是印家厚们难以避免的悲剧命运。作者仿佛在告诉我们，这社会若不能为普通大众提供更好的生存空间，更多的生存选择，这悲剧不会终止，印雷们还会步印家厚的后尘。 再细细分析，小说的悲剧意蕴还显现在：尽管印家厚认可了这种平庸无为的存在，被动与世俗生活同流，也为这种生存欲望放弃了自我的追求，付出了自己的才智，而昂贵代价的结果，依然是无尽的坎坷和烦恼。从半夜的惊醒到晚上十一点三十六分上床睡觉，奔波劳碌了整整一天的印家厚，连骨架都“累散了”，可想到“所有难办的事”又把他搞得坐卧不宁，头昏眼花。旧的烦恼还未解决，新的烦恼又不断而来，层层堆积起来，沉甸甸地压在这中年男人的肩上，把他折磨得直叫苦。很明显，面对着他强大得多的涉及到社会的生存困境，他显得被动、消极、无力，被生存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按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解，当上帝已经死了，人被赤裸裸地推到了“存在”，人就得为自己的“存在”负责。从这点来理解，印家厚的悲剧就在于：他担负不了这样的责任(哪怕这责任是最基本的)，他已被这种责任压垮，他不知怎样去找谁来承担它并且拯救自己。而且，上帝已不再仁慈，或者，仁慈的上帝不知干什么去了，只剩下孤零零的他，在朦胧的灯光下，望着累散了的骨架，自己怜悯自己，人生的无奈感和空漠感，溢于其中；小说的悲剧意蕴，亦盈于其中。这时候，他所能做的只能希望所经历的这一切烦恼都是梦，希望“醒来以后其实一切都不是这样”。这样一个结尾，可以明显看得出印家厚的无奈。面对人生种种烦恼，虽竭尽全力，终难以解决，唯有借梦来逃避现实，把现实中的种种烦恼、种种痛苦看成梦，以求能缓解在现实中的困顿、痛苦，以人生如梦为一付精神的止痛药来麻醉自己，把希望寄托在梦一样的明天。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得出作者的逃避，作者在作品中指出，生活充满了无数的烦恼，有着难以逃避的窘迫。但没有精神亮光的人生，毕竟是灰色人生；陷入“衣食住行性”的琐事而自得其乐，毕竟平庸。然而，问题在于，在充满窘迫、困顿、烦恼的人生中，我们应该如何摆正现实中理想和现实的关系？碌碌众生超越世俗生活的道路何在？对此，作者始终未能作出相应的回答，唯有采取了逃避的态度，用梦去缓解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试图借梦去摆脱世俗生活的过于浓重的阴影，使人们有勇气去面对不可知的明天。但梦毕竟是不现实的，希冀用不现实的梦去解决现实的问题，就更显出了人在现实面前的无奈，显示出超越世俗生活理想的虚幻，而《烦恼人生》的悲剧意蕴最主要的就体现在这里。 附：参考编目 【1】周巴沙《对世俗人生的参悟：无奈和超越》(《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4月)。 【2】张景超《生存理想的陨落——池莉人生三部曲的问题研究》。 【3】亦村《几篇新写实小说的哲学精神》。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5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