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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是一个不易被文坛淡忘的名字。如小说而言，他后来虽然写得少了，未立于潮头。但在1985年这个文学转型期的关键点上，他高举的寻根大旗是领了风骚开了风气之先的。或许正因为有了他，发展下来才有了后来的余华、苏童、格非、池莉等辈。读他现在爱写的随笔，如夜行者梦语》、《世界》、《心想》等，再反观他的小说创作，我以为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如果说韩少功今天的随笔是站在世界的制高点上，眺望建设中的“文化”中国、“文化”世界，那么，他过去的小说，则是对往古早熟文化的一种追寻和反思。然而追寻和反思的目的并不是一味的凭吊叹惋，而是执着于将来。正如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所认为的：“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特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自我。” 那么，这种“自我”，这种早熟的中国文化是一种什么样式呢？我想，这种样式便是体现了中国人之文化追求的集合式生物———龙。按照滕守尧的分析，龙的形象具有二个引人注目的特征：一是龙的身躯长而曲，远看去，就像一条充满了张力的曲线。这条曲线欲上而下，欲左而右，前曲后张，顿挫抑扬，上下翻腾，从容自如，飘逸潇洒，傲啸长空。它仿佛是某种充满活力的象征。二是从龙的构造来看，它是多样性的统一形象。它集天下雄奇动物的特征于一身(诸如蟒身、鹿角、骆驼头、鹰爪、牛眼、虎掌、鱼鳞、蛇腹等)看上去却又是那么和谐统一[1]。从龙的这两个特征分析，把中国早熟的古代文化概括为是一种刚健、雄迈、深沉、博大、包容、慈柔、开放、创新的文化是大致不差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的形成，也即龙的成形，按照古老传说的理解，它是由激流勇进的黄河鲤在跃过龙门的瞬间，幻化而成的。它包孕了一个长期奋斗不已的过程。 韩少功当然没有在他的小说中大写特写这见首不见尾的神龙。他找到的是另一个更具体的象征替代生命———父亲。以“父亲”作这种文化象征的替代物是可以理解的。它可以由“君子”化入。《易传》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同样可以概括早熟的中国往古文化。 所以，对于正在思谋强国之路的中国来说，这位“哲学和政治”始终在他的“知识结构”和“社交结构”中闪着“诱人光辉”的作家[2]，这位把楚文化概括为“奇丽、神秘、狂放、忧愤、深广”的作家[3]，便自然的在自己的作品中将他的理念、感情、想象、人格融为一体，表现出一种深沉的思父意识———即对往古早熟文化的追寻和反思。 因而，读他的作品，我常惊叹其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失父”、“寻父”主题和“失父”、“寻父”情结，却少有“失母”(也有，如崽娘失踪)、“寻母”情结，更无恋母情结。从丙崽“爸爸”的急切呼唤中，从“我”母亲爱鞋成癖的态度里(《鞋癖》)我联想到张承志《北方的河》，“我”同样在寻找“父亲”，最终找到了黄河———质朴、刚健、豪迈、雄浑、博大、深沉的象征。较之韩少功，张的“寻父”来得痛快淋漓，而韩则来得深沉、委曲、深刻。 据说韩少功少年时代就遭受到父亲“自舍”的灾难。这或许是他用“父亲”隐喻中国往古文化的下意识动因。在他深层的意识里，也许会认为，假如有父亲，假如父亲还在，那么也许一切都会完全改观，种种非人的磨难、辛酸都化为乌有，好多事不会是艰难曲折而应是欣欣向荣的。但作为有强烈忧患意识的韩少功绝不会仅仅停留在这种狭隘的自我意识上，他还要推己及人，乃至于民族、国家、世界。后来之中华古国，汉唐雄风己矣，程朱理学改变早熟往古文化面目，文化趋向异化，封闭、守旧，国势日弱、文化日衰。这种情形仿佛一个失掉父亲的孩子。因而，其小说中的“父亲”意象就不再是一己之“父亲”意象，它已上升成为一种“文化”的内涵，其象征意味着因此空前扩大。于是乎，他顺着这条路子，把自己对文化的思索注入自己小说的象”中，使之上升到象征层次，其文本的涵摄量因此丰富多彩，让人咀嚼回味不尽。 《爸爸爸》写了一个处于失父状态下的白痴丙崽的形象。关于丙崽，谈论的人特多，有人说是“民族劣根性代表”，有人说是“人类命运的某种畸型状态”。丙崽会的两句话是“爸爸”“X妈妈”，一是呼唤，一是毒骂。症结可能在这里：没有父亲的孩子，就只剩了一个原始落后、愚昧蛮荒，而失却了先辈健全的威武雄壮、博大豪迈、古道热肠。丙崽最后喝毒药而死，赤条条的坐在墙基上用树枝搅着半个瓦坛子里的水，“搅起了一道道旋转的太阳光流”。这“太阳光流”的象征意味与丙崽的“爸爸”和小娃崽们一连串的“爸爸……!”的呼唤不无联系。虽然作品交待说，这种呼唤对于丙崽等人来说并无实在意义，但我们却不可能不读出“无意义”中的“有意味”来。 正因为有了失父的孩子便成为白痴这一意象，所以小说写这里的村民无不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思父意识，无论红白喜事他们都唱简(即唱古)，从父亲唱到祖父，唱到曾祖父，一直唱到姜凉： 他们的祖先是姜凉， 姜凉没有府方生得早， 府方没有火牛生得早， 火牛没有优耐生得早， 优耐没有刑天生得早。…… 他们在简中追溯自己祖先在迁徙中所创造的丰功伟绩和灿烂文化：找到了黄央央的金水河，白花花的银水河，青幽幽的稻米江，同时也追溯了祖先们所经历的艰难曲折，他们唱道： 奶奶离东方兮队伍长， 公公离东方兮队伍长。 走走又走走兮高山头， 回头看家乡兮白云后。 行行又行行兮天坳口， 奶奶和公公兮真难受。 抬头望西方兮万重山， 越走路越远兮哪是头？ 一方面是思父，一方面是寻找新的生存条件和生存方式。这里有创业者开拓新文化的悲壮，也有创业者开拓新文化的骄傲和自豪。他们一定有感于祖先所创造出来的灿烂文明，因而他们自己便也要思谋创造出超越祖先的文明。子孙繁衍不息，这首古简也绵延不绝的被传唱。在传唱中，在对父辈们的怀思中，新的一代又去创业，又去开拓。我以为这种迁徙开发的过程正是融合扬弃各地域文化并形成新的民族文化的过程，这种厚重的历史感，正表明人们的心灵中有一种渴慕能照耀人类过去理想生活(指一种开创文化的方式或思维)的愿望。“因为历史的过去不像是自然的过去，它是一种活着的过去，是历史思维活动的本身使之活着的过去，从一种思维方式到另一种的变化并不是前一种的死亡，而是它的存活被结合到一种新的，包括它自己的观念的发展和批评在内的脉络中”。[4] 但在韩的作品中，其思父意识最典型的还是要数《鞋癖》，它所要着力隐喻的是失父状态下孩子与母亲一道“寻找父亲”———寻找一种成熟文化的过程。《鞋癖》作于1991年。其实早在《爸爸爸》和《女女女》中，作家就已打下埋伏了。《爸爸爸》和《鞋癖》同样都着笔于“失父”的母子俩，“父亲”都是没有正式出场，只有间接描述。不同的是《爸爸爸》多着墨于丙崽，《鞋癖》则多着墨于母亲，《女女女》写父亲拿了四角钱去理发便一去不返的情节和戳老鼠洞的细节，在《鞋癖》中都有着程度不同的表现。 在《爸爸爸》里，我们也曾看到，丙崽娘要丙崽去寻找父亲德龙，但丙崽是个白痴，丙崽娘只好挽着篮子自个去，然而，结局却是自身被狗吃掉。《鞋癖》先是写父亲的自杀，明明白白有遗书在，但在某个错位的年代，别人不见尸身是相信的，娘儿俩始终脱不了干系。于是母亲历经艰辛地去寻找“我”“父亲”(尸体)，因为母亲是相信父亲是真正死了的。终于有一天，在寻找到“父亲”(尸体)后，母亲“静静地出现在门口，头一昂，眼里闪耀异样的光辉!”这一细节可谓石破天惊。然而又那么自然贴切，真实可信。因为那个错位的时代是不要“父亲”的时代，找到“父亲”(尸体)便可摆脱“父亲”对儿女们的无休止的纠缠，便可划清“界线”摒弃前嫌。再后来是可以挺直腰杆的时代，是呼唤父亲的时代，“母亲”已不再相信自己曾找到的尸体”就是“我”的“父亲”，于是她便有了无法摆脱的“鞋癖”，她似乎要把鞋一双双地积攒下来，她要走遍天涯海角，要把活的“父亲”再寻找回来，而“父亲”呢，也不时复现于闹市，显迹于墙壁。显然，此时的“父亲”的意蕴已升华了一个层次，“母亲”是把“我”的“父亲”作为“理想父亲”(一种较成熟文化的隐喻或象征)。因而，母亲表面上的变态、神经质(又一个变态，然而与丙崽之白痴已有天壤之别)，带给鉴赏者的却是十分正常、十分清醒、十分真实的母亲形象。因为母亲经历的坎坷曲折，使之备受压抑，而现在已到了冲破“压抑”的时候了。作家以“母亲”而不以“我”来寻找“父亲”，也不说是“母亲”寻找自己的丈夫，其深层寓意也就尤其浓烈。而作为既是叙述人，又是参与者的“我”，在长期的“失父”“无父”状态下，面对母亲的寻找，“我”对“父亲”进行了零散式的回忆，并对“父亲”进行了剖析。虽然，“父亲”的形象仍不甚清晰，但盼望有这样一个“父亲”同样成为下意识的强烈渴望。“我”最终对母亲的“鞋癖”无言，只能拿着万年历“把一万年岁月在手中哗哗翻过去”。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母亲的儿女们处在“失父”“无父”的状态下是太久了!“我”要寻找到理想父亲的急迫心情同样跃然纸上。 以上，主要是对韩少功两篇“思父意识”强的作品进行了粗浅的评析。实际上，在他的另外好些小说中，也或多或少的以各种人物或物像隐喻了某些思父、寻父意念：如《女女女》中因去理发而走失的父亲，《空城》中“威风凛凛，雄霸一街”的肉案(可睹物思人)，《寻找月光》中让孩子来当爸爸妈妈，管教不听话的大人们(大人们仿佛失父？)《归去来》中三阿公屋前曾见沧桑的古树，等等。这些篇什，限于篇幅，不遑细论。但由此我们却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韩少功的小说里为什么会一再出现“失父”主题，一再出现“思父”“寻父”情绪？除了文章开始谈及的一些原因外，恐怕与他首倡的寻根有着重要的联系。 他自举寻根大旗是1985年。可是，只要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他10余年的创作，实际上他早就在“寻”，早就在“思父”“寻父”了，只不过在公开首倡寻根之前表现得比较隐晦而已。他最早是在知青文学里表达了这一意念，如《飞过蓝天》，尔后又在反思文学和描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作品里表达了这一意向，如《西望茅草地》(张种田)、《风吹唢呐声》等。后来他的时间、空间意识在他的作品里已经无足轻重，完全是一种表象，一种色，有的甚至时空极度模糊。 本质上，其文本中的世界已是某种文化象征世界，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有着部分的重合，但又是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世界，它是作家投射、创造出来的艺术世界。在这一世界里，从《爸爸爸》到《鞋癖》，其寻父意识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明晰。他自己说：“我们从脚下的土地开始了一切。我不得不一次次回望身后，一次次从陌生中寻找熟悉，让遥远的山脊在我的目光中放大成无限往事。人可以另外选择居地，但没法重新选择生命之源，即便这里有许多你无法忍受的东西，即便这块土地曾经被太多的人口和太多的灾难榨得疲惫不堪气喘吁吁，如同一张磨损日久的黑白照片。你没法重新选择父辈，他们脸上隐藏着你的容貌，身上散发出你熟悉的气息，就埋葬在这张黑白照片里。”[5]这段话虽不是谈创作，却恰好可以作为创作思路的注脚。 正因此，他10多年来始终如一日的坚持去寻找“父亲”，寻找那刚健、雄迈、深沉、博大的文化之根。不管是在湘西，还是在海南，他都在“寻”，“寻找”的本质是在于创新。如果说在湘西，他是在反思父辈文化，在寻找民族文化的新生自学成才之路，那么，在海南那个窗口，他或许便是思索小文化与大文化该如何结合，在寻找小文化与大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发展创新的契机。换言之，是在寻找一种世界性的成熟文化(这在他近期写的随笔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因而，他的寻根、他的思父，实质便是问路，他是通过思父来寻根，通过寻父来问路的。其目的是要启迪国人再创造可以与祖先媲美的新生的神龙”文化。 费孝通先生在《美国与美国人》一书中说得好：“文化帮助每个人获得生活上的满足。……文化并不单包括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谋生之道，我们自己也不断因为处境改变而创造新的办法来充实我们的文化。”这一充实的过程便是寻找的过程，是一种连续悠长的而不是断裂不接的过程，是一种变化自如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充满活力的而不是呆板僵化的文化过程。而对于具有某种超前性的文学来说，便是如韩少功自己所说的：“文学最要触及的，可能是那些需要想而又一时难以完全想清楚的问题，那些需要说而又一时难以完全说清楚的问题。”[6]而一个民族雄视世的文化之根，一种大同文化之根及其发展过、表现形貌，在今天大概正属于那种需要想而又一时难以想清楚，需要说而又一时难以说清楚的问题罢。韩少功不为文坛冷热所左右，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寻找，一贯的保持自己独特的艺术精神，抒写自己“寻魂中的声音”，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作家人格。从此种意义上说，他仍然是文坛的弄潮儿，是真正意义上的“先锋”、“前卫”。如果说北方的史铁生独特的艺术精神在于对内宇宙的和谐进行宗教般的追寻叩问，那么，南方的韩少功的思父意识便是致力于对宇宙万象的和谐、进步、发展的大过程进行追寻眺望了。 勿庸讳言，韩少功的这种思索与追寻表现在文本中，还有某种生硬、造作之嫌。这一方面固然体现在技巧上还有待于进一步炉火纯青，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失父”原因还无暇思考成熟，以及那理想的“父亲”难以在短时期内明晰化、完美化。起码对读者说来是如此。正如他在随笔《世界》中所说：“描述一个文化上的东方强国，还只能含糊其辞。”因而其小说也便容易流露出某种焦灼和些许的无奈。成熟文化的诞生，必赖几代、十几代乃至几十代人生生不息的开创，像黄河鲤那样不折不挠才能出现飞跃。因为，“文化本身即是一种过程，而非定格静止的东西，而理想的文化也许可能永远只能指向未来。 韩少功，这位无法重新选择自己父辈，无法重新选择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无法重新选择自己生命之源的大地之子，仍在执拗地追寻思索着，他将如何清晰地将“理想父亲”显现于世人面前呢？他在文艺随笔《夜行者梦语》里坦露了自己的心境： 夜天茫茫，梦不可能永远做下去。我睁开了眼睛。我宁愿眼前一片寂黑也不愿当梦游者。何况，光明还是有的。上帝说要有光。[7] 有什么办法呢？面对这样的夜行者，我们只有真诚的祝愿。 参考文献： [1]滕守尧，中国怀疑论传统(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2][6]韩少功，面对空阔而神秘的世界(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6。 [3]林伟平，文学和人格———访作家韩少功(J)，上海文学， 1986 (11)。 [4]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5]韩少功，世界(J)，花城， 1994 (6)。 [7]韩少功，夜行者梦语，读书， 1993 (5)。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3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