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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意贾平凹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穆涛 参加讨论

    

    
    在赞誉和批评中,贾平凹脚踏实地且步伐矫捷地走了过来。   
    两本书:《秦腔》和《废都》
    2008年11月2日,贾平凹在浙江乌镇领取 了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品是《秦腔》。授奖词是这么评价这部长篇小说的:“贾平凹的写作,既传统,也现代,既写实又高远,语言朴拙,憨厚,内心却波澜万丈。他的《秦腔》,以精致的叙事,绵密的细节,成功地仿写了一种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并对变化中的乡土中国所面临的矛盾、迷茫,做了充满赤子情怀的记述和解读。他笔下的喧嚣藏着哀伤,热闹的背后是一片寂寥,或许,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之后,我们所面对的只能是巨大的沉默。《秦腔》这声喟叹,是当代小说写作的一记重音,也是这个大时代的生活写照。”
    在会上,贾平凹很认真地说了获奖感言,但他浓重的陕西南部乡音让多数人听着模棱两可,尤其是其中的一句,“当获奖的消息传来,我说了四个字:天空晴朗。”被听成“这就行了”。当弄明白是“天空晴朗”之后,又有人追着问他,“你要是没获奖,是不是就是乌云密布?”天空晴朗就是一种心情表达,没有什么喻指。这个词是这么出笼的,我得知《秦腔》获奖的消息是在一个中午,就打电话给他,没头没尾地问了一句,“知道了吗?”他也没头没尾地答了一句,“刚知道”。我说我去你家里?他说好。我们两个人坐了很长时间,东拉西扯,雅俚并雕,却是谁也不提获奖的事。告辞的时候我问他,说说你听到消息时的心情。他想了一会儿,说,“就是天空晴朗,没啥”。
    另一件让他“天空晴朗”的事是《废都》再版。2009年8月,作家出版社将《浮躁》、《废都》、《秦腔》三部长篇小说以函集形式再版,这不仅是一种出版策划,还是对他三十多年写作经历的解读和肯定。《浮躁》代表他的八十年代,《废都》呈现九十年代,《秦腔》是他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重要收获。这三部书是他的三个高峰,《浮躁》获得“美国美孚飞马奖”,《废都》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和“法兰西最高文学艺术荣誉”称号,《秦腔》获香港“《红楼梦》世界华人长篇小说奖”和“茅盾文学奖”。
    贾平凹是获奖最多,同时也是获批评最多的当代作家。从1978年《满月儿》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起,到2008年获茅盾文学奖,三十年时间里各种“授勋”近百次,但各种“严厉批评”也是此起彼伏,相得益彰。说他宠辱不惊有点过誉,他惊也惊过,喜也喜过。最重要的是脚踏实地且步伐矫捷地一路走了过来。贾平凹的文学经历是他自己的“历练劫数”,对中国当代文学进程也是一种启示。
    创 新
    文学创新不是刷新。不是泥瓦匠在一面旧墙上用刷子蘸石灰做的那项工作,也不是跳高选手把横杆抬升了两厘米,或短跑名将在一百米之内用时减少了半秒。文学是精神的,文学创新是人的灵魂内部呼出的新气息。
    我是这么理解“机器”这个词的。
    一个人坐马车走长途,道路泥泞难行,马是动物,也累也饿,他不得已萌生出一个念头,要是有一匹不累也不饿而且跑得快的马该多好。就这样,火车诞生了。那个念头是机,是动机,是机心,火车是器。控制机器的,叫机关。如今政府机构叫机关,源头也在这里,政府是控制民心节奏的。
    小说这个名字,不是谦虚,不是客套,不是小的如何如何。叫小说是旧的文学观,是小说“小时候”取的名字。中国的古典小说以“回”分章节,是世界小说史里的独有。以前的小说,是写给说书艺人的,“市场”在茶楼和书坊里,有点类似今天的小品,主要“工作任务”是“休闲娱乐”。要么就是写给自己看,用今天的术语叫“私人写作”。小说的原定义是“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现代小说最大的创新是摆脱了“小”,成为“道术所在”的主渠道。
    评价贾平凹的写作,可以用一个词,中国做派。看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要用中国人的视角。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可以“引进技术”,我理解这是贾平凹文学创作三十多年一直受读者关注并“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还有一个因素,贾平凹的文学语言是中国式的,是汉语化的,他基本不受翻译词汇和句式的影响。
    用看“国画”的眼光去打量贾平凹小说的笔法,效果更清晰一些。他擅用“破笔散锋”,大面积的团块渲染,看似塞满,其实有层次脉络的联系,且其中真气淋漓而温暖,又苍茫沉厚。渲染中有西方的色彩,但隐着的是中国的线条。他发展着传统的“大写意”,看似一片乱摊派,去工整,细节也是含糊不可名状的,整体上却清晰峻拔。
    贾平凹是当代作家中“推陈出新”的代表人物,他的新不是引进的,不是器官置换。他是由“陈”而生的机心。因此他的小说人物不夸张,朴素沉着,有人郁勃黝黯,有人孤寂无奈,人物的宿命里有世情的苦涩和悲情。他的根扎在中国文化里,又练就了一手过硬的写实功夫,无限的实,也无限的虚,越实越虚,愈虚愈实。
    
    贾平凹书法作品
    立场与观念
    用吹蜡烛的方式去吹灭一盏电灯是荒唐的,荒谬之处不是使用的方法,问题出在观念上。拉登是个危险人物,他的存在就是潜在的威胁,但在基地组织内部,他是个受尊重的领导者,其中巨大的差异是因为所处的立场不同。
    先说立场。
    看一个喝水的杯子,角度不重要,杯子规模太小,可以一眼看穿。看一个独立的房子,角度的重要就显示出来了。从前边看,和从后边看是两回事,爬到房前的树上看又是另一回事。站在哪里看,那个位置,就是立场。
    看山和看河是不同的。山是静的,但四季有变化。河是每一刻都流动着,但四季变化不大。北方的河冬季要结冰,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看山,在山脚看,和在山顶看不一样。山里人和山外的游客对山的态度也不一样。鱼是水里的游客,却是河的家人,对河的态度与岸上人家不一样。大的河流,横看和竖看不一样,顺流看和上溯逆流看更不一样。子在川上曰的,虽然只是一句话,却沉淀着历史的高远和苍凉。
    再说观念。
    观念是活的,是随时事变化的。僵死的叫概念。观念是先进着好,掉在队伍后边的叫落伍。在队伍前面的是引导着变,在后面的是跟着变,好听一点叫应变。
    以土地观念的变化为例:
    以前的土地,是人的立锥之本。土地是判断一户人家,或一个人价值的基本参照物。大户人家,殷实人家,破落人家的区分,就是以土地为标准。将军大臣,皇上要赐土地,自己也仗势圈地。做商贾大买卖的,要在乡下置地。有土地的人叫地主,在别人土地上干活的叫农民,农民不是职业,是身份的代称。如同以前的公务员叫老爷一样。土地所属的不平均,是造成社会不稳定,乃至动乱的根本因素,“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是农民没有了活路和出路。
    农本思想和田园经济是以前的核心价值观。
    有一个老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以前的中国人,无论贵贱,人生理想就是这两件事,读书和耕田。当朝重臣求隐,叫“告老还乡”。一个将军赫赫战功之后,要“解甲归田”。如今观念变了,将军或部长退休,国家给退休金,不给土地。如今,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人均有份,除了超生的。如果一种东西是平分的,这种东西的内在魔力就会下降,直至消失。从大趋势上讲,今天的农民是职业了,农民一词的内涵发生着变化,只是这变化还有待于被清晰,被认识。“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以及农村户籍改革,是政府在应变。
    土地观念发生了变化,以前的诗或文章,写田园乐,炊烟情,是写“主旋律”,是呈现那时的核心价值。游子一词是针对故土说的,游子思乡也是主旋律的一种。但今天的作家再这么写,就叫落伍,或叫不合时宜。
    贾平凹的写作,以土地和农民为主要观测目标。他瞄准的正是中国土地上正在发生着的一系列根本变化。《浮躁》写于1988年,之后他连续写出了《废都》、《白夜》、《土门》、《病相报告》、《高老庄》、《怀念狼》、《秦腔》、《高兴》。《浮躁》是站在农民立场的,这是这部小说的局限之一,但也是那个时期里中国作家共有的局限。那时候流行“代言”这个词,作家是“代言人”,写农业题材,是为农民代言,写工业题材,军事题材,教育题材,是为不同的行业代言,也就是说,小说的题材不同,作家的立场也不同。如今的时代讲“发言人”,代言人和发言人,一字之差,变化是大的。教育部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台湾事务公室发言人,讲的虽然也是“局部利益”,但立场变了,视野和视角变了,牵涉面宽了,是整体环境下的“局部利益”。《浮躁》之后,再经过《废都》的脱胎之痛,贾平凹的“立场”变了,由农民视角“位移”到中国文化层面上,审视中国当下农村的剧痛和巨变,《土门》写城乡结合地带农民的心态,是土地观念变化的最前沿,是焦灼区域。《怀念狼》臆想变化了的土地上狼的变迁史,狼是生存能力超强的人的喻指,在生存困境中如何艰难挣扎。《病相报告》是一段传奇,是贾平凹有意改变叙事的路数,着眼于人的自然属性被非客观之后,缺陷是怎样产生的。《高老庄》是《秦腔》的前奏,是一场大戏前的彩排,更是足球赛前的热身赛。贾平凹是导演,是教练,在热身赛中试验着战术的多种可能,在正赛开始的时候,他才敲定了上场人员名单,以及各自的位置。在“正赛”结束之后,观众看的是结果,但教练更偏爱那场热身赛,因为那里面闪烁着自己更多的足球智慧和战术初衷。《高兴》代表着贾平凹写作的一种转变,他开始替遭受生活困境的农民安排出路了,这部有着“明天”色彩的小说,人物是以变形的姿态存在的,或者叫冷幽默。冷幽默是幽默大王或完全没有幽默感的人制造的,贾平凹的幽默是骨子里的,他没有看明白现阶段中国农民的出路,他自己也深陷困扰之中。
    贾平凹笔下的中国农村是现阶段的,他的这些小说构成着空前的乡土中国之变,他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中国农村问题的观察者和思考者,他在尝试着寻找“规律”,但必须要说的是,截止到《高兴》为止,他和社会学家一样,都没有找到。或者换成那句流行的话,他在“摸着石头过河”。
    收 藏
    最初的时候,贾平凹是收集,不是收藏。他不做选择,看入眼的都往家里背。汉罐、瓦当、画像砖、拳头大小的旧石狮子有两千多个。他写过一个短文章,叫《狮子军》。还收过一把老椅子,他说是元代的,我看着更像先秦的,做工特粗,而且少了一条腿,他用一摞旧版书支撑着。上面放着一把民国时期的笨茶壶,朋友来了,他就用那把茶壶泡茶,一壶水足够喝一天。一天家里来的人多,他去邻居家借了两把椅子,还椅子的时候,邻居大嫂看着他那把伤残椅子,说,“贾老师,不用还了,您留着用吧。”大嫂是热心人,一次在楼梯上碰着,问他,“家里有要扔的东西吗?我叫了收垃圾的。”贾平凹连说没有没有。还有一个细节,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大嫂敲门,领着不足十岁的儿子,说话气呼呼的,不是对他,对着那个怯怯的孩子,“你问问贾伯伯,贾伯伯是怎么成大书法家的,就是敢写。以前也是一写一个墨疙瘩,揉了再写,天天写。”原来大嫂在教育孩子,孩子报了一个书法班,却是没有兴趣。
    实践出真知,这句话说的真是没错。现在的贾平凹是秦汉文物的鉴赏家,那一时期的老货,看一眼,或闻闻气味,就辨了真伪。他的收藏,也由杂货铺升格为颇具规模的博物馆。
    贾平凹人心宽厚,走路也怕伤了蚂蚁,但收藏起东西来,下手却重。
    我有痛失三宝之疼。一痛是杯子,一痛是汪曾祺老人的画,一痛是军统大特务用过的文件柜。
    杯子是一个瓷艺家给我专制的,通体瓷本色,暗纹起伏,朴素大方。难得之处是这一款只有一个,是独生子。我舍不得让它着水,就放在办公桌上天天旁观。贾平凹的办公室在我隔壁,这天他走进我房子,说,“我吃点药,给我倒点水。”我问他杯子呢?他指着桌子,就用这个吧。我说这个不是喝水用的。他说我是吃药,不喝水。我先清洗了,倒了一点水给他送过去。过了一会,他就带着杯子回家了,“药”还留在他办公桌上,是果味VC。
    说汪曾祺的画先说孙犁的字。我有孙犁老人一幅字,“坚持不懈,精益求精”。这幅字本是写给我一位朋友大星兄的,他是篆刻家。我见了很喜欢,于是借过来看。1993年初我从河北到西安工作后,就把这个事给放脑后了。大星兄心肠宽,也没催还过,字一直被我“借”着,“看”了这么多年。
    我喜欢这幅字除了书法意义外,还另有一个原因,是我做编辑经历里很愧疚的一件事。我在《长城》杂志的时候,编发过老人一组书信辑,记得是四十几通吧。当时年轻,做事不研究轻重,杂志印出后有一处字误。(手稿不太清晰是一个原因,若用心细致些,或再请教老编辑即迎刃可解)老人从天津捎过话来表示了意见,但也给了谅解和安慰。孙犁先生是当代作家中最珍重语言的,能给谅解已是他的高厚风节了。我为此一直自责,借看这幅字,也有当座右铭的意思。还有一个巧合,字是1992年9月写的,《美文》杂志也是在那个月创刊的。
    我拘礼膜拜的作家还有汪曾祺老人。曾祺老人和我有过三天“交情”,当年他和老伴施松卿老师在石家庄呆了三天,我跟班照顾日常起居,还陪他喝酒,一天晚上老人高兴了,给我且写且画。字是“午夜涛声壮”,鼓励我要敢说话。画是一只鸟站在一个枯枝上,鸟很生动,枯树枝因此也带了精神。我到西安工作后,把这幅画挂在了办公室墙上,墙的另一边是主编办公室,事就出曲折了。贾平凹说这画挂在了他的墙上,又说做事不能偏颇,要平衡,墙另一边也要挂几天。我见他存了掠夺心,就约法挂七天,七天后一清早我就去做了完璧的工作。但他记忆力好,一年后,他帮我解决了生活中一个难题,我问他怎么感谢呀,他笑着说汪曾祺的画呀。我那只生动的鸟就这么飞走了。但他也慷慨,给我回画了一只上了山的虎,至今还在我的办公室里。
    孙犁那幅字刊登在《美文》2008年第七期的封底上,是对老人去世六年的纪念。杂志印出后,贾平凹说孙犁先生的字真好,要看原迹。我知道他又生了贪墨的心,就复印了五份,都送给了他,还附了一张便条:请主编反复看,一次看个够。
    军统文件柜是箱式的,有床头柜那么高,顶盖上刻印着国民党党徽,掀开顶盖,里边函装着四个匣,每一个匣顶上也有那种党徽。柜子内部装饰着颜氏家训,整体做工极考究。贾平凹闻讯后,前后打了三个电话。第一个说国共两党现在关系和缓了,但仍需提高警惕,你是年轻党员。我说我是放在家里批评着看。第二个说那个柜子可以装手稿,你是编辑,写作又少。我说今后我多写些。第三个电话是硬来了,“我这些年也没要过你什么东西,这一次我要了,你可以来我家随便拿一个东西,咱换。”我说你没要过,但抢过。但说归说,下了班,我拥抱着柜子送到了他家里。他那个高兴劲呀,上下左右地欣赏。还说风凉话,“世上的东西都是有定数的,该是谁的肯定是谁的。”忽然话题一转,“我刚写了一个散文,给你念念,你是编辑家,你会欣赏。”散文是《游青城后山记》,不足一千字,实在是写得好,只是朗读人的声音不敢恭维。我把文章装兜里,说,“这期咱《美文》有头条文章了。”走的时候我要选一件东西,四下里找的时候,他说,“你已经拿了,头条文章,是你说的。”我气闷了很长一会儿,说,“那你给我写一幅字。”“我是主编,你是副主编,咱俩要带言而有信的头。写字可以,你再另找理由。”我转身打开了他存的一瓶五粮液酒,倒了半茶杯,“到了你家,饭也不招待。”他笑着说,“多喝些,浇浇愁。”
    千字文
    我十六年前到西安工作,十二年前终于有了自己的住处。贾平凹为我高兴,手书了《千字文》送我,整整十个条幅,挂在墙上很排场,但我锁在柜子里,经常一个人偷偷看,很珍重,很喜欢。当时担心保不住,主动付了些润笔。果然他更喜欢,后来要以十倍价钱回收,我没有同意。他有两三次说到这件事,我均以闭着眼睛静坐抵抗,下属反抗上司的通用方式只有一个,就是静坐。
    《千字文》是短文章,却是千年大手笔。简约而包容量大,仅仅一千个汉字,“把上古到南北朝,整个文化大系,天文,地理,科学,政治,无所不包都讲了”(南怀瑾先生语)。最难得的是,它还是以前的小学生识字课本。一千个汉字不重复,念熟了背会了,一辈子也受用不尽。
    我们的汉字真是了不起,本身就是一份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字里含着几重意思,研究不同意思间的关联,有一个专门的学问,叫训诂学。比如春秋这两个字,代表着两个季节,还有另一层深意,是历史的别称。为什么把历史叫春秋,而不叫冬夏,其中蕴藏着很多说道的。汉字是在秦始皇时就统一使用了,但中国自古地广人杂,一个字的读音在各地差异很大。研究读音差别的,也有一个专门的学问,叫音韵学。以前南北方的文官在一起交流是很好玩的事情,彼此说的话谁也听不懂,像两个哑巴见了面,靠手势和写字表达意思。一句老话叫文人相轻,人与人之间隔着厚厚的语言栅栏,听到隔膜的声音先就烦了,怎么去相重?
    汉字包容量大,概括力强,也形象有趣,是外国文字比不得的。也正因此,养就了我们“一言以蔽之”的文统,再大的事情,用几个字就概括出来了。比如“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是中国老百姓日常行为的道德总则,每个字也用不着解释,村里不识字的老汉都会身体力行地去做。明朝的读书人曹臣辑录一本书,体例是书摘,叫《舌华录》,是如今出版的“名言警句”一类书的祖师爷。《舌华录》所采书目自先秦以降九十九种,取舌华,不取笔华。重史、集,不重经、子;重文采不重声望;重野不重朝。“古今书籍如牛毛,天下语言如蚊响,以此小轶,遂名舌华。”曹臣是读书种子,看书看得准,且让读过的书萌芽发枝,生新气象。古人把读死书的人叫书虫,这个比方很传神,虫把书蛀吃了,自己却长不大。
    孔子说“一言以蔽之”。一个和尚说得更生动:“一句合头语,千古系驴橛”。一句要紧的话,可以拴住千万个脾气很犟的人。远的不说,身边的例子随手可拾。六十多年前有一句要紧的话,叫“枪杆子里出政权”,三十年前有两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十多年前有“三个代表”。现在正学习着的一句话叫“科学发展观”。蒋介石当年的政权为什么失败了?其中一个原因恐怕就是合头语使用不当,“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漏掉一个”、“攘外必先安内”,说的都是不合理不靠谱让人笑话的话。残酷的春秋历史印证了一个道理,一句合头语流传的时间越长,经典的魅力越持久。
    贾平凹手书《千字文》,用时整整一个下午,还有大半个晚上,一直到夜里两点多才竣工。他妻子嫌写得慢,帮忙拽宣纸,袖口沾了墨汁。第二天我去取字的时候,他说,“你该赔一件衣服的。”我说,“应该,再搭一副套袖。”
    另一支笔
    好像是1998年,贾平凹过生日的那一天,朋友们凑钱送给他一支大毛笔,祝贺他文学人生二十年。笔有拖把那么大,他很喜欢,倒插在书房的一个大号汉罐里,笔锋向上。没料到的是,收到笔的第二天,他的书法润格涨价了,而且在书房里贴出了告示:无论亲疏,不分长幼,润格面前一律平等。朋友们怨气连连,这意味着再也得不到免费待遇了。于是,“一支笔的故事”就悄悄传讹了。传说贾平凹满月那一天,家人宴请邻里,酒席高潮时,准备了笔、塑料手枪,还有木头削制的官印,让他“抓周”,但他的小手一把抓住的是自己的牛牛。家人搪塞着说,也是一支笔。后来又有人把这故事引申到他小说写作里的性描写上,这讹传得就更远些了。
    贾平凹的另一支笔是书法和绘画,书法沉实劲道,得天独厚。绘画是随意赋形,绕过章法的。后来他兼做了一家美院的教授,他做教授,授出的东西少,得到的东西多。有一个时期,他沉迷于画法的研习之中。一天半夜,他邀几个朋友赏识他的“新得”,宣纸铺陈了一地。一位画家恭维他,说有了学院派的意思。他再问我的看法,我的话让他有点扫兴,“我同意学院派的说法,但后边要加三个字,民办的。”扫兴却也高兴,他愿意听到真话。贾平凹有一个难得的品德,就是容得下批评,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在他三十多年的写作道路上,如果他不是正视那些接二连三的“严厉批评”,他今天的文学成就恐怕要大打一些折扣的。在一次针对他的研讨会上,他形容自己是核桃命,要被砸着吃。
    贾平凹办过多次书画展,其中最成功的有两次。一次在深圳,一次在成都。深圳人的评价是“呼吸到了西安城墙上的风”。成都书画展是2008年五一期间,他回来的第三天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我问他,“这事轰动效应有点太大了吧?”他说,“再不搞了,惹这么大的乱子。”
    1998年我做《美文》副主编,做为主编,他当时给我写了四个字,忘知守本。这其实是他对艺术的态度。这些年来,他一直恪守着这个守则。关于如何写作,还有一个流行的观念,叫“十年磨一剑”,意思是只有慢写才出精品,常举的例子是曹雪芹和《红楼梦》。我对这个说法是持一分为二态度的,写作速度的快与慢和是否精品没有直接的关系。有一种老式手枪,叫“单打一”,也称“铁公鸡”,子弹是上一发打一发,武汉产的汉阳造是五发装置,驳壳枪是二十发,机关枪是连索的,什么枪打什么子弹,并不是射得慢的才是神枪手。精品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让一个手笔快的作家慢写,等于告诉他对这个问题尚没有考虑成熟。有一次,在《美文》编辑部的会上贾平凹说,“我怎么就写不慢呢。”我建议他,“用毛笔试试,学曹雪芹。”
    一个人问我生活中的贾平凹是什么样子,我给他念过一段伍尔夫评价蒙田的话。现照录如下:
    “可不是开门见山的人。这位先生眼睑下垂,脸上带着做梦似的迷迷惑惑的神气,一边面带微笑,一边又郁郁不乐,叫人难以捉摸,要是从他嘴里掏出一个明白答案是办不到的。”

(本文图片为资图片)

  作者系散文家,《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
    


    原载:《光明日报》2010-01-08
    
    原载:《光明日报》2010-01-08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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