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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个世界的妙处，是已经难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和界定：它的既简单又生动、丰富，既多变、动荡又统一，芜杂的形态之下埋藏着许多不可思议的秘密，令我们惊悸而神往。作家也好，批评家也罢，究竟“看”到了什么？我们依靠什么来判断我们自身，判断和测定这个时代灵魂的重 量？写作者如何凭借经历和经验，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与现实进行睿智的对抗？我们的文学写作，正面临着新的处境，也呈现出许多新的问题。一些作家过于沉浸在对现实和物质层面的精心描摹，被那些实实在在的存在现场的喧嚣所裹挟，被当下急功近利的热闹所笼罩，日益丧失对世界或存在的批判精神、艺术担当和真诚关怀。我们自身的写作仿佛始终在生活的现场中游弋，实则是一种致命的缺席。几乎很少有人用真诚的写作去挖掘这个时代的病症，构建新的时代的精神秩序。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还是看到一些有责任感、有良知的作家，正在努力去发现和表现现实生活所隐含的真实。他们对今天、对当代人的处境、当代人“活着”的状态、当代人的存在意义仍然表现出不懈的关怀和追问，而不是无谓的淡然和漠视。说到底，一个真正的作家必须面对历史，深入到社会、人性、政治、文明的深处去，并且，以足够的力量建立起我们时代的叙事伦理，去仔细、耐心地谛听这个时代灵魂的声音。即使不开列出什么济世良方，也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做出对心灵病相的诊断，显露出这个时代内在的精神光泽。 二 我的2009中篇小说阅读之旅，是从莫言的小说《变》开始的。我没有想到莫言会写出这样一部平易朴素的中篇小说。一位从不以自己为原型、但格外喜欢同一个叙述背景的作家的这种自传式叙事，让人倍感亲切，读来轻松愉快。我感到，擅写长篇的莫言，似乎要通过这样一部貌似率性而随意的中篇来颠覆一些既有的惯性。这篇小说中莫言有意控制了自己令人惊异的想象力，也少有风格独异、深厚韵致的修辞和民间美学，他自己也不再是那个有着现代人立场的“民间叙述人”身份。打破叙事成规，从容不迫、娓娓道来的“元叙事”，通过一部个人简史描绘出了历史变迁的印痕、轨迹。我在其中深入地感受到莫言写“变”的感觉和气魄，领略了他写实化的“小说气味”和审美质感，感受到他目光中和内心深处的当代中国几十年的沧桑岁月、情感的揭秘、灵魂的变异和动荡不安的图景，还有，他洒脱地超越狭隘、短浅视界，对人进行精神勘查，对现实、存在合理性耐心辨析。有趣的是，哲贵的《责任人》、朱日亮的《欠债人》、田耳的《湿生活》，肖建国的《短火》、须一瓜的《四面八方，薆菜芬芳》似乎都是对莫言“欲说还休”话语的无限延展和铺陈。我坚信，作家们在不约而同地试图表达一种东西。 朱日亮的《欠债人》是一篇令人颇感沉重的小说。这篇小说让我想起了近年关于全球化与“本土叙事”、“底层文学”的概念及其相关的讨论。这是一篇地地道道的“本土叙事”，在这种朴素、简洁的叙述里，人存在的价值与命运，以及希望与绝望、死亡与新生、人性的脆弱、坚韧和阴暗，特别是那些隐现在小说背后的东西更令人恐惧和失望。“底层”究竟应该怎样被“书写”，其中在涉及“苦难”“绝望”“抗争”时，文学叙述的“快感”和“痛感”恐怕就不是“矫情”的写作能够完成的，读者的理性判断和审美感受会对此作出恰如其分的选择。我觉得，对底层的持续不断的关注和表现，就是要把艰辛、困窘的生存推向极端，关注他们或者在城市一隅挣扎，或者逃离土地后遭遇的困境，凸现人物对命运反抗的荒诞性，通过这种叙述建立一种真正的同情和悲悯，强调这种表意、叙事策略，也就是继续保持文学长久以来形成的发现苦难、表现苦难的传统和能力，因为，只有正视苦难的生活、存在形态才更具有历史感，才具有发掘人性、张扬人性的力量，虽然，就写作底层或苦难本身而言，并不能证明小说真有特别的价值。 在很多时候，我们对生活实际上是无法“概括”和“抽象”的，生活不是一个简单的板块，而是复杂的拼图般的存在。生活形态本身又是极其芜杂的。那些没有任何“叙述企图”的主体性淡化的写作，也许会产生更复杂和多重的美学品质，即使是“小叙事”，也应该显现出文学使生活再生的力量。你看，小说家们的才能和责任感是多么的重要，如何激发在写实和虚构之间的想象，让文字产生对灵魂的烛照，改善我们正日益变得贫困的精神生活，真的是再也不能忽视的问题。 简言之，生活在变，灵魂在变，我们有关生活和灵魂的叙述也在变。 三 本年度的中篇小说中，最令我感觉内心震撼的是方方的《琴断口》和迟子建的《鬼魅丹青》。 这两部作品，无疑是近年来并不多见的深入叙写爱情、人性和灵魂煎熬、挣扎的中篇力作。迟子建和方方的小说创作，这些年来，从总体上一直显示着那种沉实、成熟的力量。她们总是能够以精湛的小说技术和颖慧的审美感觉，从一个强有力的叙述视点，坦然地面对一个时代的重要问题，为我们提供独特的现实感受和生活经验。我认为，她们都是那种很大气、沉实的作家，对生活、对人性的看法都有独到之处，文字也都特别地有力量。我相信她们的写作会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深刻的印迹。在这里，我不想隐瞒我对她们小说的这个基本的判断。事实上，这两篇作品也再次印证了我对她们一贯的看法。 实质上，《琴断口》是一部超越了爱情婚姻题材的表现人生和“存在”的小说，更是一篇深入到人的灵魂的小说。它也让我更加懂得“创伤”这个词的含义。一般地说，一个时代人的情感状态，往往折射着人的现实选择、道德伦理和生命途径，一种文化所决定的生存界限。当然，也常常可能是测试这个时代精神温度的仪表。对于一个作家的写作来讲，写爱情的能力，更能体现出一个作家写人的能力和洞察灵魂的方式。王安忆认为，写爱情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写得不好就变成了风花雪月，因为爱情这样的东西特别容易有假象，罗曼蒂克的假象，会失去生活的质感。一个作家，他可以写出轻盈的爱情或情感，可以写出结实的爱情或情感，也可以写出异常沉重、冰冷和宿命的爱情，甚至不惜以此表现生命的残酷的至痛。方方的爱情最接近后面的一种。但方方在讲述这个爱情故事的时候，丝毫不存在激动、愤怒和批判的情绪或气概，叙述节奏的变化也恰到好处。这就给她的叙述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和张力，使得主人公宿命般地被置放在一个灵魂的试验场并备受煎熬和拷问，心理冲突不断，高潮迭起。这篇小说，仿佛中国当代版的《人鬼情未了》，小说中的许多片段都意味深长。方方这篇小说的结构力量之所以非常坚硬，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她在其间埋藏了多少寓意，恐怕还在于她对这个发生在今天的爱情故事进行了现代性理念的重新编码，在于对业已经过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理念规约的存在的怀疑或重新修改。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琴断口，就像一个巨大的隐喻，成为了当代中国人精神存在形态的一个拐点。我相信，方方的长篇《水在时间之下》与这篇《琴断口》，一定是2009年度最好的、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之一。 近些年来，迟子建对故事、人物和情感的表现，蕴蓄着惊人的耐性和意志力，激情和敏锐也尽显其中。不夸张地说，在这篇《鬼魅丹青》里，迟子建一下子就抓住或者说把握住了这个小说叙述时应有的艺术氛围，情感、命运的转折起伏、描写和铺陈，一唱三叹，虚实并济。一个林区小镇的爱情纠葛和婚姻故事，一群小人物精神的内在缝隙，被她演绎得令人荡气回肠，令人心痛、心醉和心碎。小说里的人物个个鲜活，卓霞的善良大气，从容不迫，蔡雪岚令人难以置信的宽厚，齐向荣的狡黠、疯癫和刻毒，罗郁的孤傲、诡异或卓而不群，刘良阖的宽厚、隐忍，加之小铃铛、刘文波、谢福、小满、于十环，诸多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小说质地优雅，结构舒缓有致，冲突丛生的情节和细节，使叙述跌宕推进，张弛有序。尽管，我们不难感觉到其中难掩的些许“做”的刻意，但一个作家的想象能力则不容置疑。我甚至猜想，这可能是一部长篇小说的素材，或者说，它完全可以扩充、延宕、演绎成一部长篇，但迟子建还是将它写作为一部如此朴素、结实的中篇。常常听人说，许多作家的悲哀在于，写了上百万字、上千万字的被称为小说的作品，可是他却不一定真正地懂得小说。但是，迟子建则不同，她从写作《北极村童话》开始，一上手就有较高的起点，并且一写就是将近三十年，而且，她始终懂得小说的堂奥和价值。 还有，读了这篇小说你就会知道，在一个忧伤难言的时代，深入到一个人的内心和灵魂其实有多么的困难。看得出，迟子建在这篇小说中想表现的不仅是，瓦解掉生活的表象和假象，呈现出人性的本质、生命的盲点和内心、灵魂的搏斗，爱情或婚姻的宿命、错位，生命终极的不可掌控性，而且要演绎出生命和存在的悲剧性力量和内涵。但是，文学的意义在于，悲剧和毁灭不应该让我们感到绝望，而是告诉我们怎样懂得珍视。这使我在文字中看到了一个具有包容心、自信心和充满诗意的小说家迟子建。 四 应该说，王手和徐则臣都是善于书写、表现现代都市生活的作家。只要提起近些年的所谓都市小说，人们立刻会不约而同地联想起这样的关键词：欲望、焦虑、淘金、进城、酒吧、农民工、股票、别墅楼盘等等。其实，对于今天的生活现场，这些词语，早已经不能指代新世纪以来的当代中国经验。事实上，有关城市的经典神话的面纱已经被彻底撕碎。那么，在今天，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讲述才能够给我们提供所谓新鲜而动人心魄的城市经验呢？ 王手的这篇《自备车之歌》所讲述的这个故事，带着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走进了一个都市人的内心。我感到，这篇小说真就像是一则“几乎无事的故事”，仿佛纯粹的“无中生有”的城市心理生活片段。也许是故事主人公崔子节的生活，率先走出了一般性的常态，他突然觉得，在现代都市这个不断异化的空间里，找不到自我存在的实在性。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对现实的迷惘，对是与非的混淆，所以才会有心灵的无聊的游走，才会在游走中不慎滑落，才会在滑落中不断沉沦。 徐则臣的许多小说，都选取北京高级知识分子聚集地——海淀中关村作为自己的小说叙事背景。这篇《居延》，使我无法清晰地判断出其作品中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也许，徐则臣就是要在虚实之间、生活世界的镜像中映现这个现代性弥漫四溢的现代都市现场，展现它的坚硬无比，它对人的欲望的诱惑，它的冷峻残酷，它的焦虑和烦忧。小说主人公居延对丈夫胡方域的执著寻找，实质上也是对自己灵魂的苦苦寻找。小说中胡方域通篇都没有现身，始终处于被寻找、被讲述、被猜测的状态。他的失踪，或者说是一次怪戾的逃离，是否可以说是一种对存在性焦虑和压抑的挣脱，灵魂的流离失所？欲望的大厦就是在精神的废墟上面缓缓升起来的。必须承认，在当代整个社会发展的维度上，精神思想、文化形态新旧杂陈，异质混融。一方面，人在获得对物质的占有时裸露出自私和贪婪的品性，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另一方面，又在悲剧性的情感思流和生存的极端状态中，去竭力摆脱内心的孤独，实现精神的拯救。整部小说在一种平实的叙事节律中，将人物的心理、行为和场景充分地铺展开，虽然没有做任何放大和延伸，但叙述却异常丰盈，具有极大的冲击力。 在这里，我有意将阎连科的《桃园春醒》放在最后，郑重地推介给大家。阎连科属于那种长篇、中篇和短篇几种文体都擅长的小说家，更属于那种善于以“坚硬”的极具“内暴力”的叙述，发掘、表现生活的原生态的荒诞性，给出对生活的裸露力量。他常常在人与环境的动态的关连中，从人的偶然的甚至有些怪戾的行为和意识，进入人的内心，描述生命的真实形态。但如果仅仅从怪诞的故事和叙述逻辑考虑，就很难理解阎连科小说的复杂性。《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无不如此。这篇《桃园春醒》也是这样。 应该说，这是一篇有趣的、值得称奇的小说，它讲述的是一个充满了戏剧性因素又令人难以置信、不可思议的故事。一个鼓荡着腥气、燥热、烦乱的初春，几个常年在外打工的同村的异姓兄弟在桃园喝醉酒之后，无端地发动了一场集体回家打老婆致残的事件，几乎就没有什么由头，他们只是要“下力气做些事情”。我在想，究竟是农民在这个时代发生了精神的变异，还是时代最大限度地唤醒了他们的自我？这种饱含攻击性的、自我的、原始形态的“暴力美学”，让我们猛然间意识到，一个愈加让我们陌生的时代到来了。无疑，这篇《桃园春醒》是我读过的连科最好的中篇小说之一，他坚硬、粗砺、大气、奇崛的叙述风格尽显其中，文本的思想的力度和细节的重新编码，也令我们耳目一新。其实，有的时候，读阎连科的小说，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会经受一次精神的洗礼和心灵的震撼。 上世纪80年代，中篇小说这种文体曾经显赫一时。那一个时期，的确出现了许多至今还能让我们记住的优秀中篇小说。但是，近些年来，不知为什么，原本更适合快节奏生活的读者阅读的中、短篇文体却渐显颓势，个中原因也许更为复杂。在此，我不由得想到了生活的节奏与叙事的节奏，以及阅读的节奏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小说叙述的节奏，与现实生活的因素是有密切关联的。小说叙事的法则，总是会呼应着时代氛围、节奏的变化隐然地发生相应的转化。从小说文体的角度讲，在我们目前的文体分类中，总体上看，中篇小说作为介于长篇和短篇之间的文体，还是处于十分暧昧的“中庸”状态。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小说的文体会不会发生重心上的变化呢？作家置身于现实生活的现场，他的新的情感经验必将形成对生活新的审美把握方式。我们今天的生活节奏和趣味，是否契合中篇小说的结构方式，是否能焕发作家更大的想象力，在我们这个时代，中篇小说应该怎样调整自己的审美选择，这些，也正是需要我们认真探索的问题。 原载：《光明日报》2010-02-19 原载：《光明日报》2010-02-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