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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全球化的时代，其实就是个人人都容易健忘的时代，人们不断经历新的“奇观”，又将其迅速忘记，此即大部分人生命和生活的实况。这个时代的诗人们命运尤为悲惨，他们中没有几个会被谁记住，更没有一首诗还会有人背诵。正是在这个诗意匮乏的时代里的某一天，我读到了诗集《河流穿过历史》，作者李瑛，我相当熟悉，因为在早年中学课本里，我们曾学习过他的《一月的哀思》的诗，是记录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至今印象深刻。 但是，这位伴随共和国的诞生而歌唱了一辈子的诗人，却似乎颇为低调。短短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国公众的思想注意力由社会政治而转向经济、市场，情怀价值则由国家民族而转向个人、自我，迅速彻底地完成了“世界观”和“意识”的转型，大部分诗人、作家们亦不遗余力地扮演着传声筒角色，在不同阶段为不同的时尚生活色调添上适当的韵脚。期间出现了许多在西方现代诗歌阴影下的新潮诗歌。然而，翻开《河流穿过历史》，我却发现了一位没有被完全卷入流风时俗的歌者，他的单纯不变的感情印证了他基本上没有自我背叛，他笔下的抒情主体，仍然是我们称之为“大我”的超越者。 那么，我所谓的“专注”“背叛”“超越”是什么？ 我们来读一读他的作品。《野草》：“它是贫贱的／它的形状是火焰的形状／在狂风骤雨中生长／不怕艰辛也不怕爪趾和牙齿／纵使身上结满伤疤／地下钢丝般的根，仍／紧缠住沙砾和石子／在金属的意志和凝重的思想中／只有一个强烈的信念：生长”“就这样，它以／爱、勇敢和野性的方式／歌唱／把生命献给世界”。再看《野草下是什么》：“地平线上生长着／蓬蓬勃勃的野草／草丛下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李瑛为什么反复写野草？很清楚的一个事实是，他的诗歌中基本没有离开过土地和人民这类意象，他的抒情方式与他的感情态度是与他的艺术对象息息相关的。 三十年过去，他似乎没有发展他的“自我”，总是专注于家园和土地上那个更大群体的命运。 “草丛”的下面是什么？“历史活在野草的苦涩里／绿油油的生命埋葬着死亡”。李瑛敬畏野草这倔强的生命，甚至希望把自己死去的生命埋进大地，“坟头上长出的就是这野草”。可以说，这是三十年前我们即熟悉的一种感情：一个诗人绝不会赤裸裸地放大自己，只会真诚地贴近他所属的那个群体，去体会他们的力量，描摹他们的感情，传达他们的声音。在故宫，李瑛看到的还是青砖缝中钻出的青草：“这是什么地方，它不知道，不知道／这里有几重大门，几把铁锁，／这里，院有多深，墙有多高。／只见烟云浮起金黄的瓦脊／只见春天轻拂着飞檐的楼角；红墙，石雕，威严中又显出残暴……”小草让他看到生命的春潮，这野性生命的力量更甚于帝王宫阙的死寂存在，象征权贵的城池和无名无姓的青草，在诗人心中的地位高下十分清楚。在西北，诗人同样看到荒原上野蒺藜的苦涩之美：“没人怜爱的孩子／蛮荒中痛苦的王啊”。还有《腾格里沙漠边的一棵小树》：“凶猛的风沙／一百次要吞噬它／尖利的碎石／一百次要啃烂它／它周身伤痕累累”，诗人认为：“这是我到这里来／遇到的第一位真正的／英雄”。人民想象，人民情怀，家园认同，这就是李瑛诗歌在平和、悠长的旋律中不断呈现的主题。而正是这些在今天未必还合时宜的主题，把李瑛从一般应时应景的诗人中区别出来，也把他从“现代”“后现代”“国际化”之类时尚写作中区别出来，更显示出一种持久坚持的品格，他持之以恒的“人民”主题让我们再次看到诗歌的现实主义美学光芒。 诗人对大地上众生的同情之情是随时随刻的，走过城市，他看到一个弃婴：“通红的脸颊贴在皱巴巴的布片上／淡黄的软发黏在泪水里／她身边是塑料袋、果皮和／发霉的烂菜叶子／后边是和她无关的／酒楼、超市、红绿灯和银行”。那个小生命哭着睡去，睡去又饿醒，令诗人的心哀痛战栗：“自从那夜我看见她，／许多天再没有睡过一次好觉／我翻遍垃圾／寻找人的／尊严、权利和道德的碎片”。在远离首都的贫困地区，诗人走进一个小村庄，“在深深的乌蒙山峡谷里／滚下的石头有一双双眼睛／摇曳的野草有一双双眼睛／芜杂的树枝有一双双眼睛／黑葡萄般滚动的／黑珍珠般明亮的／黑水晶般闪烁的／大眼睛，转动在／蓬乱的头发下／长睫毛的后面／我走进谷底小村，这一双双／只认识风雨冰雹的眼睛／只认识过早日落的山谷的眼睛／便簇拥过来，静静地望着我／像一群缚住翅膀的小鸟／我不认识他们／但我认识饥饿”。锥心的苦痛还不止于对饥饿、贫困的感触，李瑛的家园感情似乎都遭遇到了深刻的危机，因为眼前的图景并非来自电视镜头里遭遇灾祸的非洲，也非战乱中的阿富汗部落，而是自己的祖国。那些孩子们“从惨白的饥饿后面／静静地望着我／他们不认识我／却信任这荒山冻云的祖国”！阅读这样的诗句，需要和诗人同样的情怀，需要在这个虚浮膨胀的时代里我们普遍尚不具备的罪感与谦卑。经济数据换算出的突飞猛进和底层社会的艰难脆弱之间的反差显而易见，但是，能够以坦然的胸怀拥抱贫贱的同胞，觉察到自我的内在矛盾，并且时时渴求精神平衡和心灵安宁者，却似乎只有敏感的诗人之心，我们只能跟随他共同体验难言的苦涩、羞愤和不安。 当诗歌无限贴近大地时，诗人柔软的心会触碰到荒凉和粗粝，甚至会被灼痛划伤，但这或许也正是大地对诗人别样的恩赐。在如今大部分的吟咏都沉湎于微不足道的个人小世界，眷恋着书斋的温馨和象牙之塔的精细时，在李瑛的诗中，须臾不离的却是野草、蒺藜、荒山冻云，这些物象和人民，和大地上苦难者之间的象喻关系始终没有改变过。三十年前，诗人写下《我骄傲，我是一棵树》时，就定下了这样的基调，那是对自己地位的认定。所以，诗人的目光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伸展，良知和情感却是不变的准绳。当这个世界出现了可怕的精神灾变，诗人惊悸于被“荣誉、财产和情欲搅动的／疯狂的舌头／纵火的眼睛”，他发现“由兽变成人／须经过亿万斯年／而由人变成野兽／可以只需瞬间”(《变异》)而与此同时，在大地上的行旅中他还看到了截然相反的严峻风景：“难道这就是我的祖国／大地尽头的最后一座村庄／犹如一堆风卷的枯叶／犹如史前部落的遗址／……低矮的茅顶倚着坍塌的土墙／一户户相拥相挤的苦人家／家家传递的都是愁苦……谁也不相信这是一座村庄／千年也割不断和贫困相连的脐带，没有什么比这更凄惶”(《我的另一个祖国》)。是的，我们有理由怀疑，难道这就是我的祖国？一直情系于祖国和人民的诗人并没有背离自己的初衷，更没有背叛自己对土地的深情厚谊。发出这样的声音是需要勇气的，更需要一个诗人真正强大的自我，从而获得了尊贵。 祖国和人民都并非抽象简单的概念，也不是可以随便抛弃的旧辞或者是大词。在根据“时代”需要取舍的人那里，它们的重要与否可能已经被颠倒再三，但对于李瑛这样的诗人来说，却是始终如一的。他仿佛被赋予了单纯任务的一个忠诚的哨兵，从没有离开过岗位半步，他“从一而终”的情感方式和歌咏表达方式，是一种诗歌情感、态度的坚定，是对土地、家园母题的固守，他用三十年的写作时间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19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1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