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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是1928年在南京成立的一个独立的国家级学术研究机关，原北大校长蔡元培是第一任院长，下设十个研究所。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除一个较完整的史语所和数学所部分图书、人员随蒋介石政权迁台外，其他的都留在了大陆。1949年之后，这些研究机构陆续归并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系统，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胡适、傅斯年、陈寅恪、李济、董作宾、叶企孙、梁思成、梁思永、夏鼐、游寿等原中研院的师友，我不但与其熟悉，还从他们身上受到了不少教益，得到了他们许多帮助，因而今天读岳南的《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这部著作，就感到格外亲切。 我进入北大读书，正是胡适先生在北大做教授的时候。虽不是一个系，但我听过他的课，如淮南王书、禅宗和尚、神秀、慧能等等，但学到的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知识，没有学到他的史学思想和学术体系。受他影响最深的倒是《红楼梦》考证。我喜爱《红楼梦》，赞成他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材料，考订《红楼梦》写的是曹雪芹的家世和自传。我没有研究红学，但我一直坚持此说。这是胡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 1944年我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邀请，进入史语所陈寅恪先生主持的史学组工作。当时已是抗战的末期，史语所为躲避日机轰炸，由抗战早期的南京、长沙、昆明迁到了四川南溪县与叙府(宜宾)之间的李庄镇一个叫板栗坳的山中。尽管我们上下山辛苦，但也避免日机轰炸的麻烦和无谓的牺牲，可以作一些于国家有利的研究工作。关于李庄的风土人情与迁到这里后的中研院史语所，以及由陶孟和主持的社会学所、李济主持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外加同济大学等等情况，岳南在这部著作中已有较为详尽的披露，并且比较到位，这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第一部如此详细描写抗战期间一群知识分子在这个山坳里生活、研究的作品，实在令人感动。 我在史语所工作期间，当时一些报告、电文没有机会看到，而事隔六十多年，岳南从多种资料、特别是从台湾史语所“傅斯年档案”中查考得来，填补了不少历史空白。许多事，我看了岳南的这部书稿后才知道。比如傅斯年在李庄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到教育部、中研院总办事处要钱以救济病中的梁思永、林徽因的事；傅斯年与陶孟和发生矛盾，后来又握手言和的事；傅斯年为何对吴金鼎与夏鼐产生不同的看法，吴金鼎负气出走当兵的事；号称“闽东才女”的游寿与傅斯年、董作宾之间暗中叫劲等等，在当时我的脑子里是模糊的。比如女才子游寿，我只知道她不是傅斯年亲自选拔的人，好像是南京一个什么官推荐的。但傅斯年先生的脾气我是知道的，凡不是他亲自选拔的人，在史语所的日子是很难过的，后来游寿果然在史语所不长时间就走了，她走的真正原因我不清楚。直到这次岳南在书中有理有据地把尘封的材料摆出来，我才认识到，呵，原来是这么回事。惜哉，游寿！ 如果说岳南这部著作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我认为除了具有文学家文笔的优美，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史料的稽考钩沉，探赜索隐，发掘探幽，将鳞爪缀成珠串，使湮没于历史泥沙中的真相层层剥出，使今天的读者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群体，和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独特性格和风范的鲜活的生命，读之令人亲切感动，回味无穷。 当然，因篇幅与选材上的关系，有些我以为很好的材料，岳南并没有纳入书中。比如，当时史语所有个好制度，就是不定期地作学术报告。我印象中傅斯年、李济、董作宾，还有劳干、董同龢、逯钦立等先生都作过。傅先生讲的“性命古训”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艰苦的抗战条件下，史语所开创的这个学术交流活动，对每个人的研究都是个督促。后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当主任的时候，就定期让同仁作学术研究报告，一直维持了好几年，大家反映都说这办法很好。 岳南书中提到的梁思成、梁思永兄弟都是我的师辈人物，梁思永先生于李庄后期身体不好，在病床上的时候较多，但还是坚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特别是对他一手发掘的安阳殷墟那批东西，可谓倾尽了心血。因为在李庄板栗坳山上没有娱乐活动，星期日，我们年轻人有时就到社会学所去，顺便认识了陶孟和先生与梁方仲、罗尔纲等研究人员。陶先生话较少，是个老实人，也是个真正的学人，可惜解放后不太得志，也受了一些凌辱，最后忧郁而终。这一切，从岳南书中可以较清晰地看到，令人惋惜。 除了社会学所，我们也到山下的中国营造学社听梁思成先生夫人林徽因师母的“训话”。当时林师母已病在床上了，看到我们去她特别高兴，“训”起话来也格外起劲。我说的“训话”完全是真诚善意的。梁、林都是我的长辈，待人热情，林夫人长得漂亮，又极健谈，和她在一起，话总是她说的多，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围在她身旁，听着他的话，如沐春风。那时我们已听说在北平的时候，林徽因常在北总布胡同三号接待朋友，除了徐志摩、金岳霖等常客，还有萧乾、沈从文等一帮朋友。冰心看不惯林的一些做法，便写了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在报上连载，借以讽刺林徽因。林当时刚从山西考察回北平，看到这篇小说非常气愤，当场派人送了一坛子山西陈醋给冰心。从此之后，这对福州同乡兼好友就成了仇敌。对于这些轶事，我们这些小字辈在李庄的时候也借机委婉地向林徽因提起过，林师母只是笑笑，很得意的样子，并没有正面回答，我们也就不好刨根问底了。 至于岳南书中所述及的吴金鼎、夏鼐、曾昭燏、游寿等年轻一辈学者，都是我的学长，说起话来就更随便一些，要讲关系的话可谓亲如兄弟姐妹。我认为，这几个人皆属于胡适、陶孟和、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等第一代学者之后又一批天才式人物，也都是了不起的学问大家，是很值得纪念的。岳南在书中对他们的理想、事业与人生追求有不同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那段史实，让后人通过这些文字看到了已渐被历史风尘埋没的人与事，同时也见识了他们在事业上不懈追求努力的人格风范。所谓薪火相传、血脉不绝，中华民族的文化火种不灭等等，不是靠泛泛几句话就可以完成的。作为后世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一代，了解一下前辈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学术历程和业绩，并从中受到启发和教益，是一件不可或缺的事情，而岳南在书中所给予大家的正是这一点，我认为这也是该著对于当今社会的最大意义之所在。 (《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岳南著，中华书局2010年3月出版)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21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