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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下山西文学匮乏的，正是那种对包括地域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我们的不少作家，还没有自觉地从周围环境和脚下的厚土中，获得新的资源和动力，拥有表现它和批判它的思想、艺术能力。”读李骏虎的长篇小说《母系氏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我更坚定了自己的这一看法。骏虎的这部新作，是写他记忆中的、过去的、消失了的乡村生活的。大约就是他的故乡——晋南洪洞县一个平平常常的村子吧？小说中叫南无村。但作者没有表现这个村子的政治、运动、经济等宏大的历史事件，或者说只是把这些当作了一种背景和点缀；而是把笔墨集中在这个村子的地域环境、民情风俗、家庭矛盾、邻里纠葛特别是几位女人的日常生活领域，细腻入微地描绘出一幅地域的、民间的乡村风情画。新世纪以来，山西文学已不再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参与文学主潮，反思社会问题，而是重新面对现实生活，表现底层社会和民众。譬如王祥夫、葛水平、王保忠等的创作，都呈现出这样一种倾向。但重新发现同样是一种创造，甚至是难度更大的创造。正是在这个方面，表现了不少作家思想上的困惑、艺术上的乏力，真正实现转向和突破的并不多。李骏虎自觉地把他的艺术目光聚焦在民间生活和地域文化上，虽然他在思想和艺术上还没完全到位，但他的回归和探索，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生活就像一条匆忙的河流，“不舍昼夜”。但怎样认识这条河流，却是许多作家、思想家不断探求的。譬如乡村小说，几十年来我们总是强调要表现当下的革命、改革、建设，事实上只是反映了生活表层上的浪花、泡沫。而对于社会发展深层中的地域环境、民情风俗、生活传统——这样一些凝固不变或变化缓慢的“暗流”式的存在，却往往被忽略、放弃了。现在许多作家已经意识到，中国的乡村依然是一方最丰富的“厚土”，不仅要描写当下的变革、开放，更要表现日常的民间生活和沉淀的地域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写透农村，认识中国。譬如贾平凹的《秦腔》、铁凝的《笨花》，无不是以历史反观现实，从民间窥测社会。李骏虎是一位从农村走进城市的青年作家，十多年来创作了多部长、中、短篇小说，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写城市生活和人的情感的。2005年他以挂职的身份重返洪洞县故乡，重温自己熟悉的农村和农民，又回到了乡村题材写作上。从这一年开始，他先后在《现代小说》《芳草》《十月》等刊物上发表了多部描写故乡生活和风俗的中短篇小说，从2007年到2009年又用两年多时间，把这些片段重新整合、扩展、熔铸，终于完成、出版了20万字的《母系氏家》。一个题材几度“折腾”，可见他对这一题材的“痴情”和看重。他说：“一是我希望它能成为我的代表作；二是我希望它能开一个从风俗史和人的精神角度去描写乡村世界的先河，我希望我呈现的乡村是醇香的原浆。”李骏虎回到了乡土和民间，回到了“山药蛋派”作家的写作路子上，这是一次后撤，但更是一次突进。 《母系氏家》是以真切、鲜活的民间生活——特别是其中的民情风俗而取胜、感人的。民间是一个潜在的、庞杂的、古老的底层社会，越是偏僻、闭塞的农村，越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民间生活。民间世界同样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是有形的、物质层面的，如衣食住行、家族家庭、日常劳动和生活；二是无形的、精神层面的，如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民众性格和心理等等。民情风俗是一种既带有物质性、又具有文化性的文明形式，在民间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写乡土、写民间，离不开民情风俗，因此很多乡土小说被称为风俗小说，李骏虎描绘的就是一幅色彩斑驳的“风情画卷”。 汪曾祺对乡村风俗“情有独钟”。他说：“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风俗中保留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圣化。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农村中的民情风俗，其实是良莠混杂的，汪曾祺肯定的是其中积极的、明朗的部分。《母系氏家》中的南无村，位居晋南地区的黄河文化圈，虽然也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渗透，譬如男人身上的忠孝品格、家族对传宗接代的重视、家庭里婆媳之间的等级观念等等，但这种正统的文化并不是最主要的，占突出位置的倒往往是一种来自地域的、民间的民风民俗。在这个村子里，没有什么“男尊女卑”之说，而常常是男人猥琐无能，女人当家做主。小说着力描写的这个家庭，三个女人唱着一台戏，两个男人“跑龙套”，“阴盛阳衰”，构成了一个民间的“母系氏家”。小说对乡村风俗的描写，可谓鲜活传神。譬如乡村中的“借种生子”风俗，这在山西并不鲜见。“借种”应该是男人有病，不能生育，女人不得不与别的男人结合，以求怀孕。这在农村是丢人的、隐蔽的、无奈的。但骏虎却给这种风俗赋予了丰富的、深广的意义。女主人公兰英之所以主动委身两个男人，并不是因为自家男人不能生育，而是她嫌弃低矮的丈夫，要借“良种”来“优化”自己未来的儿女。此外她也是在寻找一种渴望的性爱。南无村是一个较为自由的民间社会，虽然人们鄙视“偷情”，但也给予了理解和宽容。譬如乡村中的各种仪式，出生、成年、嫁娶、死亡，都会举行隆重的仪式，以表达人们对人生的重视和祈愿。小说中写福元、红芳夫妇为抱养的儿子江江过满月，怎样请厨师做宴席，请朋友当总管，众邻居怎样分工帮忙，开席请亲戚坐上席，年轻人悄悄偷香烟……写得从容不迫、活灵活现。虽然在这些风俗中已有了时代的变化，但基本上保留了传统风俗的隆重、奢华、喜庆的特点。再如作品写农村不同时代给孩子的起名，老一代的婆婆坐成一圈数落儿媳妇，中年女人在大街上的对骂对打……都写得细腻逼真、绘声绘色，显示了晋南农村的民风民性。 一部长篇小说，塑造人物是成败的关键。写人物可以通过戏剧化的情节去刻画，也可以通过日常化的细节去表现。后者比前者有更大的难度。《母系氏家》显然是选取后一条途径去写人物的。此外，写民情风俗有时同塑造人物会发生一定的矛盾，正如汪曾祺说的：“写风俗，不能离开人，不能和人物脱节，不能和故事情节游离。写风俗不能流连忘返，收不到人物的身上。风俗画小说是有局限性的。”骏虎较好地处理了怎样在日常生活中凸显人物、怎样在风俗描写中展示人物——这些创作难题，创造出一些灵动、丰满、扎实的人物形象。这部长篇小说塑造了三位女性形象：兰英、红芳、秀娟。兰英是红芳的婆婆、秀娟的母亲，着墨较多、分量较重，但她也不是全书的主人公。作者有意识地让三个人物“平分秋色”，都给予相对独立的位置，以形成他的“母系氏家”，可谓匠心独运了。兰英是一位性格突出、内涵复杂的人物。在她身上，没有太多道德、文化的约束，她引诱公社梁秘书、“土匪”长盛，跟他们苟合“借种”，一是为了生育强健的儿女，二是追求一种美好的性爱。这是一个充满欲望、感情丰富的女人。但她又忠于家庭、珍爱儿女，端着做母亲、当婆婆的架子，是全家的栋梁。这是一个敢爱敢恨、充满生命活力、具有民间性格的女强者形象。红芳是新一代女性，她少心没肺，希望跟丈夫、公婆、大姑乃至邻居和睦相处。她跟着福元去跑车，走村串巷卖苹果，甚至想去城里当搓澡工，一心想让家庭富裕起来。她误以为自己不能怀孕，长期吃中药；抱养了一个孩子，当作己出。这是一个性格单纯、阳光，没有被污染、扭曲的年轻女性。在三位女性中，秀娟是最有深度、最让人感动的一位形象。她漂亮聪明、性格沉静，但童年亲眼看到的母亲与邻居男人通奸的情景，成为她内心的巨大阴影和创伤，也成为她爱情和婚姻道路上难以逾越的障碍。她孤身一人，寄居磨房院，平静地过着单身日子，尽着孝敬父母、帮衬弟弟、甚至呵护小侄子的责任。面对村里小年轻的欺辱，她依然能宽恕“坏人”，息事宁人，维护着自己以及村里的平静生活。这是一个善良、宽厚、坚韧、自尊，有着高贵内心和博爱精神的独特形象，在过去的作品中还不大多见，是李骏虎的一个发现和创造。此外，卑微而善良的矮子七星，长得相貌堂堂但一肚草包的“土匪”长盛，胆小而好色又装模作样的公社梁秘书，都刻画得真实、生动、富有个性。他们是“母系氏家”的陪衬，是衰变了的一群男人。 回到熟悉的地域，回到真实的民间，无疑是李骏虎创作上的明智选择。但这条小说路子却是格外难走的，它需要作家在生活积累、人生体验、艺术表现等方面达到相当的境界。正是在这些方面，显示了这部作品的不足，譬如理性把握不够深入有力，情节结构尚欠周密自然，叙事语言缺乏精确简练……我们期待着骏虎的成熟和强大。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21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