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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小说有许多名目，有一种叫“职场小说”，大约是写职场生活的。就像写农村生活的叫乡土小说，写城市生活的叫都市小说，写部队生活的叫军旅小说，如此而已。但似乎又不尽然。我读了其中的一些，如《浮沉》与《杜拉拉升职记》，就在这似与不似之间。固然，作者笔下的生活是属于职场的，这没有什么问题，而问题在于，在小说叙事中，用传统的文学眼光看，又夹杂了太多的非文学因素。于是，人们会有这样的疑问：小说可以这样写吗？ 这当然是从写作者的角度。如果换成读者的角度，就完全不同了。据说，这两部小说的销量，都在几十万或上百万册，而且续集也卖得很好。这与所谓纯文学只销几千册或万把册的情况形成了强烈对比。这么大的销量能说明什么呢？我以为至少说明了读者的态度，是欢迎这种读物的。这就给我们的判断带来了困难。我们是相信鲜活的、生动的、摆在我们面前的销量呢？还是相信那些冰冷的、僵硬的、小说写作的观念和原则呢？ 实际上，在我们的文学传统中，从来都只有作者的位置，而没有读者的位置。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强调作家的主体性，作家敢说我是为自己写作，而不是为读者写作了，这在中国是巨大的进步。作家当然可以真实地而不是扭曲地表达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所触所感所爱所恨，但这也带来另一种隐忧，一旦作家个性表达和精神自白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被不适当地放大，作家与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呈现出来了。事实上，文学的存在不仅需要作家，也还需要读者。 我一直坚信文学因阅读而存在。专家学者、大学教授有权将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从文学史中“忽略”掉，而读者多年之后也可以通过阅读使这个作家或这部作品起死回生，这样的例子很多。作家们或文学批评家们可以因为缺少文学性而排斥一些作品，但读者却可以通过阅读向我们传递出另外的信息。就像《杜拉拉升职记》或《浮沉》这样的小说，既然有那么多的读者接受它、喜欢它，我们就不能无视读者的这种选择。相反，我们应该研究和思考这种选择中包含的读者的愿望和需求。从大众阅读心理中所透视出来的微妙之处，不仅出版商要了解，作家以及研究者、评论者更应该有所了解，并尝试着换一种眼光和尺度看待这些文学新军。 单就文学性而言，也未必读者越多的，文学性就越少；而读者越少的，文学性就越多。就我读过的这些小说而言，怕也不能说就没有文学性。文学性的多少是个问题，怎么来认识文学性，文学性在文学中居怎样的地位，更是个问题。像现在正热的职场小说，对读者来说，有它实用性的一面，但它也真实描述了年轻的白领阶层在职场中的生存处境，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多重关系、人性在多重关系之下的变化与突围、情感的张扬与节制等等，这些难道不正是“文学性”的内涵之一？这种情况在文学史上并非没有先例，据说，法国小说家左拉的《妇女乐园》就被称为“百货公司小说”，因为它叙述了当年百货公司的登场和经营策略，其写作资料也来自号称全世界第一家百货公司的好商佳和另一家百货公司萨马利丹。但这没有影响它成为一部小说。有人甚至认为，这部小说具有丰富的想象色彩，把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消费文化融入其作品之中，以至于我们要了解现代消费的初级阶段，还非读它不可。也正因了有这种文学性与想象力，小说才有了观照现实、吸引读者的力量。 原载：《太原日报》2010年05月24日 原载：《太原日报》2010年05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