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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目前诸多“唱衰”莫言的声音不同，我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唱多”莫言者。当然，这种“唱多”的态度不仅仅针对莫言一个人，而是他所代表的一批中国当代作家以及整个中国新时期文学。我不认同顾彬为代表的一些人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时那种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姿态，更对他们那种以“终极性”的、乌托邦化的文学标准来比照中国当代文学的做法不以为然。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的眼光“永远在别处”，永远看不上眼前的作家与作品，长此以往，我们已经不知道他们究竟想从文学中得到什么了。一部作品呈现了A，他们会要求B，呈现了B，他们又要求A，如果同时呈现了A或B，他们会要求其它。难道文学领域还真的有十全十美、符合所有期待的“经典”？我不知道，我相信他们也未必知道，只不过很多人需要保持一种质疑的姿态来证明自己与众不同罢了。在莫言的问题上，我们遭遇的就是这样的语境，一位作家能够以一种“魔术气质”呈现于中国文坛，能够把中国式的魔幻主义表现得像魔术一样，能够让自己的作品总是以千变万化摇曳多姿的想象、匪夷所思的炫技和灿烂的思想火花给挑剔的读者们带来意想不到的艺术惊喜，这样的作家还不够经典、不够伟大？从这个意义上说，顾彬对于莫言的“评论”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写得快”也会成为罪过？难道文学作品的伟大与否是以写作时间长短来衡量的？其实莫言这样的作家早已是刀枪不入了，任何毁誉应该说都早已于他无损，更是无需别人饶舌去替他辩护、抱不平，然而，之所以在谈论莫言新作《蛙》之前还是跑题写下了这段文字，主要是因为实在看不懂莫言写的关于顾彬的“呼雷豹”那篇文章，本想看点痛快和热闹的文字，不想太温良恭俭让了，还有点中庸之道，很不过瘾，这哪是莫言啊！不过，回到《蛙》，我不得不说，这确是又一部能代表莫言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厚重之作，那种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那种繁复却新颖的艺术创新能力，那种惊心动魄的思想力量，呈现给我们的无疑是莫言不断被刷新的“可能性”。 《蛙》是一部对中国当代乡村的现实看得很深、思考得很透的作品。“蛙”到底象征着什么呢？那些不断鸣叫、有着旺盛的繁殖能力却又是如此“低贱平常”的生物，承载着莫言的深刻思考。在这些思考的背后，则是对中国现代性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反思——这也是莫言小说的一贯主题。小说的题材有着独特意义和相当的敏感性。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在中国具有合法性和必然性，因为人口是一个国家走向繁荣的前提，而控制人口又是后发展现代国家实现艰难的现代转型的无奈但必要之举。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而控制生育，又是人实现理性生存的必要手段——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曾经的半工业化的农业国家，也面临着国际上从“人权”角度而来的种种责难与批评，而在此国策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更是由于文化、传统、伦理、政治、权力、金钱等各种因素而变得异常复杂。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中，计划生育一方面被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进步事业”得到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则成为90年代以来主旋律乡土文学突出乡村基层政治尴尬现状和困境的点缀性情节。于是，被不理解、不支持的农村群众撵得到处跑的“乡镇干部”形象，就在几分黑色幽默的喜剧色彩中，将计划生育政策与人性的冲突轻松地嫁接为“分享艰难”的主旋律阐释。莫言的《蛙》显然不想漫画化、戏剧性地处理这个题材，也并不是要理论性地探讨、评判计划生育本身的功过是非，而是要把计划生育处理成一个精神事件和精神背景，以此来表现其对中国人的生存、生命以及精神和灵魂的影响。 《蛙》的主题是通过几个典型人物来实现的。姑姑、陈鼻、陈眉、王仁美等人物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堪称新世纪乡土小说中不可多得的典型形象。主人公姑姑是一位复杂的女性形象，她终身未婚，她所有的人生理想和追求都化为了“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奇异人生。她是英雄，又是罪人；她活人无数，给无数婴儿接生；她又“害”人无数，用双手强制性将无数孕妇流产，甚至造成过“一尸两命”的悲剧。小说没有简单化地认识计划生育，而是用知识考古学般的勇气和热情，努力挖掘数十年来计划生育政策所呈现出来的历史细节。生命之痛、人性之痛与个人的善恶人性和道德无关，姑姑是高度符号化了的时代英雄，是以忘我的甚至无我的“螺丝钉”精神去服务革命或进步事业的，她没有选择，没有退路，她追求人生至善的理想。 《蛙》不仅表现了精神救赎的艰难历程，更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力量和寓言意味。在小说家笔下，某种理性的政策成了某些别有用心者的发财工具，成了某些走投无路的穷人的谋生之道，成了某些有权有势的人物的“特权”。有钱的破烂王用大笔的罚款可以公然漠视计划生育的约束，而当代商品经济对人性的控制也到了骇人的地步。袁腮利用代孕谋利甚至带有半黑社会性质，孩子成了出卖的商品，而陈眉等女子却因家庭贫困被迫沦为“孕奴”，忍受着母子分离的巨大痛苦，那在现代作家柔石笔下《为奴隶的母亲》中出现的“因贫代孕，以替富人传宗接代”的故事情节，竟然荒诞地“再次”出现在了我们当代社会，这是怎样的令人震惊！ 艺术层面上，《蛙》所创造的“互文对话性文本”也有魔术的光亮。有的批评家曾撰文指出，莫言的小说语言具有极强的“文本可逆性”，可以在同一文本中将内在冲突的叙述声音和叙述姿态融汇为一体，呈现出一种互文性的“深刻的混沌”。例如，小说《丰乳肥臀》《檀香刑》等，可以将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人性观念演化成一股泥沙俱下却恢弘无比的“语言流”。不过，这种互文性的处理固然可以更为客观地表述历史，传达细微的人性感受，但是，在形成文本的多声部的同时也容易消弱文本的现实批判力量和叙事的硬度。比如，《檀香刑》中眉娘、赵甲、孙丙等不同人物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描述，具有多声部的“互文”效果，但对酷刑的“过度展示”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认同酷刑”的心理弱势。这种情况在随后的《四十一炮》《生死疲劳》等小说中有所改变。《四十一炮》中，莫言利用“肉神庙”形成了叙事的“风流眼”，不同的叙事时空和叙事线索都在这里互相交涉缠绕，最终强化了肉神庙之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象征性。而《生死疲劳》则进一步扩大了感受性的互文范围，小说以奥维德《变形记》式的错位性戏拟拓展成了人类和动物之间“生死轮回”的空间化历史绝望感。而《蛙》则又有创新。小说以解放初期、“文革”、改革开放、新世纪这四个不同的历史空间作为小说展开的背景，围绕“计划生育”的不同叙事，努力使得这四个时空的“计划生育故事”形成互文参照性，从而达到历史反思和人性高度的统一。同时，小说中也嵌入了不同的文体，例如，每个章节都以主人公蝌蝌(万小跑)和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通信形成对下面故事情节的某种“预叙”，又能从一个比较超然的现在进行时角度，对这些历史中发生的故事进行审视。这种以书信体和小说形成互文的方式，在莫言的短篇小说《月光斩》中也有过类似尝试。而在小说结尾，莫言则用戏剧的形式，对整部小说的某些故事(如陈眉代孕的悲惨经历)构成某种程度的“补叙”。可以说，不同的历史场景、不同文体之间的互文性冲突、镶嵌、改写和融合，不但没有产生出互相消解的解构作用，使文本呈现出主体间性的交流与对话，反而使得文体狂欢转化成了更为强烈的批判焦虑，强化了潜在的叙述主体的现实批判力量与对人性美的深沉呼唤。特别是小说结尾出现的九幕剧《蛙》更是出彩，它不但再现了小说中陈眉和陈鼻的悲惨遭遇，而且让陈眉打破时空限制，打破舞台的限制，以古代人的口吻出现在现代派出所，以现代人的身份出现在了电视剧中的民国公堂，在历史痕迹的缠绕互文中，以一种朴素的民间道德姿态，既控诉了袁腮之流不择手段的当代物质崇拜，也反思了中华民族为繁荣和富强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批判了在中国充满悖论的现代化进程中顽固的国民性痼疾以及由此而来的人性悲剧宿命化的延续性。 《蛙》的叙事和语言对比莫言过去的作品无疑是干净而内敛的，莫言放弃了他最为擅长的泥沙俱下的描述性语言流，也没有利用众声喧哗的民间口语，而是力求返璞归真，用超然的第三者视角朴素、简洁、干净地讲述催人泪下的故事。这也许是莫言在批判与责疑声中的自我改造与升华吧。但说实话，我还是不太习惯一个文质彬彬、西装革履的莫言，而更喜欢那个粗野的、狂放的、不按常规出牌的莫言。好在，《蛙》还是贯穿着一片嘹亮的具有穿透力的蛙声，在蛙声中我可以不去想象莫言形象的改变，而是专注地触摸其中华丽却锋利的思想刀锋并久久地感动、沉思。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14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