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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历史，政治的、军事的或文学的，距离远，视野总会相对开阔一些。后来者总是幸运儿，因为通过读书，可能用前辈们的灵与肉进行探索。当然，那样的前车之鉴，也还需要善于理解和运用。文学总会首先与她所处的时代共命运的。从现代文学的出现，到当代文学的兴起，中国文学一直在承担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责，承担了太多本不应该由文学来承担的重责，这是由阶段性的历史决定的。文学经典性的重要方面，就在于她与本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 只顾抱着那些实用书籍的实在算不上是读书。我们所说的读书其实应该是为了让人的思想开窍。所以，对多数人来说，读文学书才是最好的首选。譬如，因为太注重实用了，对于鲁迅，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对他的研究与表述，一直存在着深刻的片面。在这一点上，我所读出来的鲁迅，并不是那个普遍认同，只会将文章当作匕首和投枪的鲁迅。我想这一点很重要，鲁迅精神不能理解为只是某种阶层或者执政当局的天敌。 惟有阅读文学才会让我们明白，高贵是社会价值的重要标准。我们这一代人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最普遍的又是受到高尔基的影响。当我开始遐想高贵是如何与文学互存时，曾经因高尔基的出身与他的写作而困惑不已。关于高尔基，中国文学一直是这样介绍他：“前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出身贫苦，幼年丧父，十一岁即为生计在社会上奔波，当过装卸工、面包房工人，贫民窟和码头成了他的社会大学的课堂。他与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与压迫。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从这些话中，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他所写作的那部著名的三部曲，然而，对于年轻的中国学生来说，影响更大的是那部似乎更能体现其灵魂风范的《海燕之歌》。那只高贵的海燕，无疑就是高尔基的人格写照。 很多年后，真到儿子也像我当初那样年轻，有机会去到高尔基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喀山市的一所大学留学，我才了解到一些关于俄罗斯人的生活真相。儿子后来告诉我，喀山当地治安情况十分糟糕，走在街上被暴徒抢劫的事，多得就像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随地吐痰的情形。在那所大学里呆了十几年的中国老师传授了一个秘诀给他们，男生们如果有事出门，一定要请一位女生做伴，因为，俄罗斯男人可以在家打老婆，也可以抱着酒瓶醉卧街头，却断断不会当着一个女人的面抢劫另一个男人。于是，我才恍然大悟。俄罗斯文学高尚无比的地位，正是来源于日常生活的种种小事。回头来看，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的不同步，姑且不从宏大事物去观察，仅仅是生活本身就已经落伍了一大步。也就是说，如果社会中真有什么输赢的话，赢者也好，输者也罢，是成者为王，还是败者为寇，一切皆由起跑线上那一步所决定。在一个将垃圾奉为鲜花的环境里，决无产生瑰宝的可能。在一个不知何为羞耻的人心里，也决不可能孕育出传世佳作。 如同近代史上的一部佳作，上海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地位，也是由于她所拥有的高贵气质。财富的积累并非太难，难的是人在任何时候对文学艺术的信仰与恪守。按照现在人喜爱以地域来划分某类文学，对于中国人来说，那些从古典中明确区分出来的新文学，几乎可以说成是“上海文学”了。而在事实上，上海的人文形象和口碑，则大大地得益于文学。完全可以这样说，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诗歌和电影戏剧，奠定了上海这座城市比许多东方城市更为高贵的身份与高雅的名声。在信息传播滞后的年代，作为不夜之城的上海正是仰仗着文学的丰富魅力，让许许多多未曾有机会一睹城市英姿的人，开启了人生的向往之旅。 为什么说《红楼梦》是好小说的标志，就因为《红楼梦》骨子里的是高贵，是一种高处不胜寒，它的人物也好，它描写的生活也好，是一个时期的精神结晶。缺少这个根本点，仅靠道听途说的摹仿是靠不住的。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内心藏而不露的高贵之心在作怪。就像生活中，有的人靠粗鄙可以得逞于一时，但能如此粗鄙一生吗？ 所谓中坚，当然是少数，更多的人是否只是跟着某种概念潮流四处泛滥？真理有时候只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那些借着文学名义的离经叛道，就像当年搞反右和大跃进，将自以为是的东西，无限地浮夸。再用不惜消灭肉体的办法，消灭那些自以为不是的东西。一切为了欲望，再将欲望作为一切，包括替代当年那些屡屡置人于死地的暴力手段。这种疯狂追逐暴利和决不放过任何蝇头小利的趋势，所考验的不仅是文学，而是人为了生存而必须具备的那种大智慧。 所以，在那部几乎被所有当代中国人阅读过的红色经典里，保尔·柯察金即便真的就是斯大林所说的那种用钢铁做成的人，也有理由让我这样的后来者在深思熟虑之后，不能不发出拷问：人类的品行高贵，不应该再有受到世俗非礼的时代，更不能以暴力相向。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因素，依这部小说所提供给我们的种种文学元素来分析，我们阅读到的主人公实在没有不爱冬妮娅的理由，就这样将人的生命牵强地塑造到钢铁的程度，实在是一场天大的悲剧！在现实中，现代中国史上的第一次离婚潮发生在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败退台湾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北京成立之后不久，从解放区来的干部，纷纷休掉同一意识形态阵营里的黄脸婆妻子，转过身来投入到有资产阶级背景的女人怀抱。以中国国情来看，在这一点上，这部红色经典有主题先行的嫌疑。还可以说，这种文学的无良因素，间接导致当代中国文学出现了一段让人闻之色变的无良行为时期。 文学所需要的高贵，存在于作家的骨子里。如果写作者本人都不能意识到高贵之紧要，怎么能要求他的作品高贵起来呢？但是，往往很多人把高贵理解为矫情，或者是反过来，将矫情当成了高贵。真正的高贵是人的心灵质量的一种标志。 回过头来再看我们的日常读书，曾经盛行的民间故事与民间文学，它所表达出来的，是人在内心潜藏着的种种不满与反叛。以著名的《刘三姐》为例，过去流传的民间文学几乎千篇一律：愚蠢的有钱人总被聪明的穷人所戏弄；满腹经纶的秀才举人，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的知识分子，总是被塑造成一副食古不化的书呆子模样，吟诗不行，对歌也不行，就是将孔圣人抬出来，也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笑话。从这一点上，我们的民间文学中有一种潜在的暴力倾向，那就是，当一种东西无法得到时，百般无理的抹黑与诋毁就开始了。既然自己得不到，别人也就休想独自占有。这种流民无赖者心态所带来的恶果，不仅屡屡出现在世界历史上，当今世界里，文明程度越低的地区，越是还在层出不穷。 人类的高贵，在过去时期需要借助诸多奢侈品以及奢华的生活方式来展现；在物质生活差异正在变小的当下，精神气节的关键性就显得更加突出；在生存质量将会变得越来越小的未来，这一点就难免会成为至关重要的了。 包括阅读在内的中国问题在于，人人都希望一分努力马上要得到一分回报。欧洲一些地方，一百年前开工的艺术馆，到现在还在建设中，中国人还稀里糊涂地嘲笑他们。前几天，在台湾的国民党，输了高雄市长选举。党主席马英九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批评，绝大多数人指责他，在高雄拼选举，不肯使用下三滥的招数。我很为这样的指责悲哀。如果马英九最终听信了这样的建议，那会更加令我悲哀。为了获得一张横行天下的卑鄙通行证，宁肯身陷卑鄙的泥潭，这样的马英九将会在历史的选举中输得更惨。卑鄙者貌似肆无忌惮，其实是惶惶不可终日。这也是陈水扁等一些人，拼命想将马英九抹黑的真实心理。在高贵面前，任何卑鄙都明白自身的卑贱。供世人阅读的文学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但一定要成为世界的良心。所以，站在文学的立场上，总在自诩的李敖先生虽然会读书，却实在算不上是好的读书人。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18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