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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弦是一篇做不完的文章。他操持着传统文学与叛逆者的双重犁片，耕耘在小说创作的领地，塑造了一个个众多的女性形象。他选择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方向，有序地绝非盲目地进行着他艰难的跋涉。我们每读其中一篇，都要经历一番苦味的煎熬，物质精神的双重失重，酿成了张弦手中的杯杯苦酒，连连在读者心中翻涌。在这里，张弦把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引入艺术的领域中，对于许多司空习惯的生活现象和观念，进行新颖的又是令人折服的形象论证，表明了张弦作品的深层的最可宝贵的民族意识和社会主义文学品格。 一 批评界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界定：审视小说的形式特征不一定是最关本质的。叙述方法和结构上的特色，毕竟只是作者审美意识外化过程中的表现形态，更重要的还是支配这些形式的作者审美观念本身的特点。因而，我们有理由提出询问：张弦珍爱的是怎样的生活和人物？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生活现象作为艺术细节？他试图通过这些人物和生活现象给人以什么样的启悟？显然，撇开作者的形象表现和审美意识，是无法回答的。 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贫瘠荒漠的土地，这里轮番上演着各种“悲剧”和“喜剧”。这里的人们在生活中忍耐，在忍耐中期待。这里没有“希望”，这里只能寻找“希望”，于是，在“希望”的寻找中透出更多的悲凉、悲沧和悲壮。张弦就是这样把他的目光专注地投向这片土地，投向这个世界。他走进去，又走出来，带出了许许多多的故事，也创造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和一个关于各种女人的酸甜苦辣的色彩斑斓的世界。 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漫游，于是认识了很多人：菱花、存妮、荒妹、周良蕙、傅玉洁、季桂贞、文丽茹、孟莲莲、尹影、素月、冉亚琼……，她们唤起了我们的回忆，有关我们的母辈和我们的姐妹的回忆，自然还有那逝去的青春岁月的回忆。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自身的生活的侧影：我们所有的和我们所没有的，我们所憎恶的和我们所向往的。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一出悲剧。女性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她们从事家务琐事，女性不仅仅是一个性的符号，在她们苦涩的心里，毕竟有着一小块属于她们自己的感情天地——尽管那是一种怎样的足以催人泪下的爱情。但她们却亲手埋葬了人的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东西。她们活着，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就是那个天堂大队。在这片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极端贫困的荒漠土地上，自然而然地出现两种极象：一方面，拼命压抑而又无法压抑的爱情蓓蕾，偷偷开放出原始、蒙昧、畸形的花朵；另一方面，在沉重的封建桎梏下，堂而皇之地进行着婚姻买卖。这两种极象的点射，窒息了纯情儿女们的美好青春，构成了“角落”中的存妮和荒妹的全部悲剧的内容。作为“角落”生活历史见证人的菱花，面对两个女儿的爱情悲剧似乎只能得出“报应”的结论。她连自己怎样走上了“自我否定”的循环道路毫不清楚，但从菱花最后喊出的大实话中，却无意道出了其客观因由：“吃不饱饭，这些都是空的哟!”是的，根在穷。因为穷，贫瘠土地上即便开出爱情花朵也是惨白的；因为穷，封建买卖婚姻即便残酷却也成了合理的“生计”。贫穷——并非仅仅是贫穷，导演了无数的悲剧。在这混沌的生活悲剧中，女性作为个体的存在，就像“自来水龙头上哗哗流淌的”水一样，加入了苍凉萧条的合唱之中。 傅玉洁，是一位富于理想却又“非常脆弱”的女性。她常把革命和生活看得“像演戏那样简单而有趣”。然而，接踵而来的政治打击、人格侮辱、不平等待遇却彻底击碎了她的信念，当马秀花再度向她抛出诱人的红丝线时，傅玉洁已撑不住疲劳的身心，抵不住安宁的诱惑，带着一种务实观念的醒悟，投入了二十多年前为她所拒绝的“温柔富贵乡”。周良蕙，人们也并不陌生。她的爱，在还未萌芽的少女时代就先被“夫贵妻荣”的特殊生活压抑了。她的真正的爱，是在那场动乱时代的苦难岁月中才发了芽，谁料到竟在安定时期那样地难以开花!究其根源，无外乎“男尊女卑”的传统，使她只能固守“贞节牌位”；夫贵妻荣”的等级使她只能“上嫁”而不得“下嫁”。最后，周良蕙不得不在上级的警告、舆论的诽谤、儿女的恫吓苦求面前颤抖地顿住了即将迈出的脚步。从傅玉洁难以挣断的红丝线和周良蕙难以冲破的罗网中，张弦为我们发掘了封建余毒涂于现代生活中色泽最复杂的一块地段。 这复杂的地段有时也浸透着鲜活的时代色调。关于痴情女、负心郎的古老故事，当最能反映我们这个民族的审美心理。在张弦的笔下，一个孟莲莲，新意顿翻，给人一种想做奴隶而不得的酸楚感。她无法反抗自己的“命运”。她一片痴情、一段柔情地苦等早已在精神上遗弃她的未婚夫。当省报记者第二次遇到孟莲莲问好时， 她笑个不停：“好，好!我们结了婚啦!多亏你们来成全。我舅妈说，这叫命里有贵人相助。你看我变了样了吧!敏生嫌我土，我壮着胆子去县里烫了发。瞧这半土不洋的，丑死人!”说着，又笑开了。笑得那样快活，那样得意，那样心满意足。 孟莲莲失却爱情的不幸固然可怜，而她获得“爱情”的“幸福”才真正令人可叹，她的命运的喜剧结局只给人以“终于做了奴隶”的深刻悲剧感。 在某种意义上，贫穷是可以消灭的，人完全可通过自己的活动来确定人的世界。但我们也发现，在人类这种谋求幸福的活动中，个人都常常会在命运和现实、群体和个体、责任和权利等等错综复杂的限制中而陷入自身的悲剧。纯属一场误会，使季桂贞平白无故地被关押了六个月零三天。万万没想到，在澄清了失窃案情的同时，却暴露了她早年因幼稚而失身的往事，因而舆论压力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失窃风波。人们的歧视，讥诮奚落，亲生儿子暴怒的责问，使季桂贞在极度恐怖之中，心理发生了极其反常的变化：“把我送回拘留所吧!把我当作窃贼来处分吧!我实在受不了呀!”。命运之神任性地捉弄着弱小。季桂贞绝望地祈求着，苦涩的泪流向心田。 张弦的小说在渲泄着偶然而又必然的女性的悲剧，读者的审美反馈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坦然地接受着生活所赋予我们的酸、甜、苦、辣。当冉亚琼的癌病成为确诊，却留下了“不近人情”的遗愿：“无论如何不要让任何人向我的遗体告别”。这是炎凉世态的感慨？还是文明道德的新风？文明是值得尊重的，它维系着人类社会的秩序，把人的各种欲望纳入善的轨道。可是我们却无法在此对她们进行道德的指责。当人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为了活着而要求活着的时候，文明的批判是什么？历史惰性和客观严峻现实在这里交织成一个巨大的阴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双重的悲剧形态构成了张弦笔下所有悲剧女性的全部内涵，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文精神使这一复杂的内涵透出更多的感慨。这是人类成熟的自我意识吗？这是我们的民族优点吗？也许是，也许都不是。张弦并没有简单地、广告式地宣判他站在什么人一边，谁是谁非，谁应受到同情、赞扬，谁应得到批判、谴责。他的任务是剖析。剖析社会，剖析人，剖析产生某种社会现象、造就某种观念的社会条件。在描写他的女性命运时，张弦既不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的作家，也不是一个提倡委琐的、卑俗的市侩主义作家。他着眼于既提倡妇女自尊、自重、自强，又强调从客观方面改善妇女的地位；既赞美纯洁、忠贞、平等、高尚的情爱，又重视每个女性都必须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二 张弦笔下的女性，承受着生活的重负，并不意味着她们对命运的逆来顺受，她们对美好未来有着不同方式的向往和希冀。而这种向往和希冀恰恰构成一种内驱力，使她们不至于在命运的循环中渐渐沉沦而变得麻木不仁。在这个意义上，人是一个天生的叛逆者。他对传统叛逆，对现实叛逆，对舆论叛逆，对世俗叛逆。这种叛逆积淀在人类精神的发展中，构成了人们艰难的美学理想。 尹影是在新时代里长大成人的女性。她已经有了一个安适的家庭，但却感到丈夫孩子、穿衣吃饭、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没有情趣、没有爱情的生活，是一种黄叶般的生活。她在离婚之后所遇到的，仍然并非诗一般的境况。她所钟情的诗人南宇，并没有在她猛扑过去的时候，伸出有力的臂膀紧紧地拥抱她。“回黄转绿无定期，世事反复君所知”，尹影在现实面前不能不思考，不能不变，已经黄了的，“会绿吗？”。 人，不能老是凭着精神来滋润自己干渴的灵魂。如果说，尹影把幸福寄托于将来，那么刘奶奶——这位一辈子不认命、不服输的顽强女性，则把死亡看成为是幸福的现实。出于对人生的大彻大悟，刘奶奶在摔了一跤瘫痪于床后，在病榻上认真检点了自己的坎坷一生，反复思考了不认命和不服输的命题，并且设计了一个十分周到的争取死亡的计划。正是由于达到了关于人生和自然命运关系的透彻理解，刘奶奶才会义无反顾地带着微笑走向死亡。 人的叛逆把人从传统的束缚中引向一个更为灿烂的世界，人的成熟则使人在现实的土地上顽强地生存和创造。人不会永远年青，人也不会永远年老，人更不会永远满足于自己的成熟状态。我们不会忘记，存妮死后，只留给她亲爱的妹妹一件破旧的、穿在发育成熟的少女身上显然过于狭窄的、然而在天堂大队的社员来看仍然是稀罕物的绿毛线衣。由于生活的艰辛，荒妹不得不又被当成商品去换五百元钱。当买卖婚姻的绝望情景将要成为她生活中的可怕现实时，她由最深楚的阵痛中觉醒了。她们就是这样经受着生活的磨难。生活充满悲苦，但也充满希望。对我们的民族来说，天堂是遥远的，将来只是今天的延续。因而，她们只能在现实中生活，她们做她们力所能及的，她们做她们力所不能及的。个体是有限的，它总要趋于灭亡，但生命却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它沟通了历史和现在，过去和将来。 那位不知道是姓孙还是姓宋的女主角，她的婚姻约会场面，委实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没料到，一通无礼的告别词竟然引起女主角的强烈共鸣。完全是在无意之中，两个息息相通的心灵发生了交流和碰撞。显然，张弦揭示了一种人生见解：现代婚姻介绍方式和婚姻内容的内在契合是不容忽视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对现实的不完善的深刻理解，使张弦笔下的女性们坦然地分享着生活中的苦难和欢乐。 在张弦的作品中，恐怕尤使读者难堪的，是支配那些生活现象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逻辑法则。人们也许早已熟悉张弦讲过的“一位女人先前表示原谅丈夫的曾经有过外遇而后来又表示不能原谅了”的故事。子芳的两次表态是基于考虑问题的两种角度——前一次是丈夫诊为癌症，“人之将死”，导致子芳的心理境界的升华；后一次是丈夫的肺癌被确定为误诊，“大难不死”，他们还要作为夫妻长期生活下去，于是，子芳的一切委屈都能承受的宽容大度不复存在，代之以婚姻具有排他性的不容触犯和严密监督。子芳对待爱情婚姻的两种认识竟然在同一问题上先后表露出来，这种陌生的整体环境和熟悉的逼真细节的奇妙结合，造成了一种批判与认同杂相交错的审美心理效应。于是，滑稽的喜剧转化为严肃的正剧，轻松的揶揄成了辛辣的嘲讽，居高临下的优越感陡转为无地自容的羞辱感。 也许生活就是这样一种矛盾的结合，谁能把它们拆解开来呢？她们在这条路上走来，她们还将沿着这条路走去，今生今世，她们只有这样，谁也无法摆脱。不过，一篇小说一组形象读来读去，末了得到的竟是一种羞辱感，这样的审美未免也太令人沮丧了。然而这却未必不是一种促人向上的心理动力。马克思早已指出：羞耻是一种革命，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像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这正是张弦于小说的人物形象中所要顽强表现的艰难的审美价值所在。 三 张弦并不喜欢去简单地趋奔某种社会观念或说教，总是以一种近似原态生活的潜心刻画，使其作品显现着多维关系的复杂统一。凡属真正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恰恰不能把这种多维统一的关系用解析的方法还原为简单的诸如好坏、善恶、是非等等对应性道德关系。唯其如此，读者才尽可能的在作家开辟的天地中，从人性角度审视社会，从社会角度考察人性。也唯其如此，文学才能对自身负责，作家才能对文学负责、对社会负责、对人“类”的本身负责。 在《焐雪天》中，我们似乎找不到所谓的“亮点”，只是看到一组身份不同而色调相似、常形而又变了形的人物在一场桃色丑闻的颠荡之后，重新以和谐统一的姿态投身于他们原本的生活框架中。站在现实生活的低处，它似乎无可奈何地顺理成章；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处，它内在的不平衡呈现的加速颓势则是再清晰不过的。被称为“活流氓”的曹炳康，凭着“聪明能耐”、“有钱大方”勾引占有有夫之妇、西流村“最标致、最温和、最亲切”的规矩女人素月，这实在是一件褒贬分明之事件。遗憾的是，现实生活的发展往往并不与现存的道德观念同步，甚而前者往往还要给后者以重重一击。“仿佛这之前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曹炳康流氓行径的归宿不仅没有因恶得咎，反而进一步成了乡镇间不可多得的人物，事实最终偏偏打翻了人们心中的道德天平。 精神上受到极度损害的素月，包括她的丈夫杜葆坤及杜的姑父、村党支书朱发山在内，之所以自甘牺牲道德情感、忍气吞声让步告败，根本问题是他们在社会发展中已处于相对落后的守势，还未能摆脱生存层次的困扰。而能人曹炳康则已走在前面，形成了他在乡间经济、社会地位的震慑性优势。基于这种既成事实的人际关系，必然会导致处于劣势一方的某种人格的变异。委身于曹炳康，仿佛身不由己的素月，她头一回叫“炳康哥”的心态(从前总是叫姓曹的”或“骚狗子”)以及这种惶恐不安的思绪所最后理出的结论“兴许这就是缘份”，说透了就是在金钱、物质面前的一种交换；素月的丈夫杜葆坤在纪委主任调查曹炳康“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时竟然矢口否认自己曾写材料反映曹辱妻的事实；党支书朱发山虽不失老领导沉稳的秉性，但毕竟用“工作安排和组织问题”为诱饵摧折了杜葆坤“士可杀不可侮”的气节，撤销了杜的告状信，以此来回报自己盖房时从材料到施工曹炳康“明里暗里贴进了几百元”的情义。这里会不会产生这样一个误解：改革反而是对道德与人格倒退的认可，从而引起人们对时代的怀疑？ 我们不应该把视点仅仅放在对时代的道德抨击上，重要的是要看到时代如何解放、认可了人们长期被压抑的聪明才智，如何把封闭落后的小农生产引向了商品经济这个决定性的大前提。然后才可能论及发展了的金钱——权势如何在它具有历史进步作用的同时导致了一部分人道德情感的牺牲和人格的变异。而这些又是一个历史层次递进时难以回避的过程。当然，读者不可能不以自己心目中的道德标尺对素月的遭遇报以起码的情感认同。然而，一部有价值的小说的创作目的却不是单纯廉价地赢得若干感情趋向而已，它要索取读者在对象世界中尽可能深的道德思考。素月这样的规矩女人在道德情感方面的悲剧性退步，一方面体现出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精神形态的扭曲，另一方面又呈示了被扭曲的精神形态对社会经济的反要求，即社会经济虽然在发展但还很不充分。这一点，素月她们是没有意识到的，只处在盲目的适从中。要使素月这样的女性不再出于金钱、物欲的渴求而委身于人，要使她们从贫瘠的物质生活和精神形态中解脱出来，依靠自觉的道德意识来支配自己的行为，舍弃不断变革的现实和发展经济的道路是绝无他途的。 张弦的作品所呈现的这种高尚乐观的理性向往和它苦涩的艺术基调形成的鲜明反差，还可从作家笔下的冉亚琼形象予以进一步论证。优秀工程师冉亚琼因癌病缠身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她向丈夫交待了一桩遗愿：我死后，无论如何不要让任何人向我的遗体告别。当她的丈夫裴国江当众宣布这桩遗愿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安书记这样理解：“那是冉亚琼同志谦虚，她怕耽误大家的时间。”工会廖主席则感到茫然，“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嘛!……人生在世，谁不想有人关心？死了，谁不想有人看，有人哭一场？同志间嘛，革命感情嘛!”前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人们，无一例外地附和廖主席的意见，无从相信这桩遗愿出自冉亚琼之口。在他们看来，这样的遗愿简直是不近人情、不可思议。 冉亚琼毕竟有自己的理由。第一是小说明确提供的一个情节。冉亚琼曾参加过一位好友的遗体告别仪式，这是一位生前长得十分漂亮的女同志，但此时此刻却失去了全部光彩，给人留下了想起来就恶心的形象。可是，这一理由似乎只是遗愿提出的表层契机，由此生发的第二层理由才能表明冉亚琼关于人生的深刻见解，那就是从她的生平来看，她是一位勤勤恳恳的知识分子，从她对疾病的态度来看，又是一位坚毅而执拗的女性。她从未间断炼焦工艺的研究，为配合治病，她改变饮食习惯，练习气功疗法。可见，冉亚琼将全部身心都倾注在生前的创造和贡献上，都投放在绝不轻易把生命交出去的努力上。而死后的隆重追悼和热烈赞扬，在注重生前形象塑造的冉亚琼看来，显然是缺少实际意义的。第三则是我们的推测了，遗体告别仪式，本是生者寄托对于死者的哀悼和敬重的一种形式，其间包容的情感应该是完全真挚的，而任何应付的以至虚伪的态度，都是对于死者的亵渎。这种推测不是毫无根据的：生前的冉亚琼从防震棚搬入两室一厅的中套时，不是听到过带有攻击意味的议论吗？垂危的冉亚琼以毕生的忠诚和辛勤加入中国共产党，不是有人发出“快死了，还发展入党干嘛”的疑问吗？冉亚琼拒绝人们向自己的遗体告别，还使我们联想到现实生活里的一个常见现象：人生在世时，境遇是各各不同的，有的雍容华贵，有的卑微低贱；有的怀才不遇，有的鸡犬升天；有的兢兢业业，有的庸庸碌碌。但是，遗体告别仪式却是一视同仁而绝对公平，这里被世界上最伟大的桂冠和最华美的词藻笼罩着。这是否可视为冉亚琼之所以提出上述遗愿的第四层理由呢？ 作家自己讲过：“如果说我作品中的那些人物，在平静的生活里还可以做些事，使自己的精神状态、理想不断完美起来。那么，由于人们非常脆弱，被生活轻轻一击就碎了。”我想，这正是张弦用那大众的传统的然而又是他自己的现实笔墨，描绘一些极平常的普通的女性的缘由，从中让你悟到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循着这些女性的生活演变轨迹去窥测一个民族的底色、历史的积因，去发觉旧的封建根基缓慢而必然的坍塌、新的时代观念艰难而伟大的滋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3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