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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杂文的异同 概念之同：鲁迅确立“杂文”之名在周作人之前，但他的“不管文体”和周作人所言“名称不成问题”、“文就是文”，立意相同。另外，和周作人一样，鲁迅在现代白话文意义上使用“杂文”这一概念，最先也是借自中国文学传统固有的杂文概念而加以变通和发挥，强调“古已有之”，显示了其文章取径向着传统的某种回归。 内容之同：鲁迅的“国民性批判”(1926年)和周作人的“思想革命”(1919年)，是他们杂文的问题意识(即思想)的最大共同点。 诗与真的分野：鲁迅是诗人气质的爱真实的作家，周作人是严谨的学者气质的同样爱真实的作家。一是诗人之真，一是学者之真。 智与情的偏重：周作人说他基本属于“爱智者”，鲁迅则提出六个“敢”(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一偏于智，一偏于情。或者说，鲁迅是“主情的文学”，周作人则是“主智的文学”。 “口语本位”与文言因素：鲁迅的“文”充分吸收了口语精神，文言因素融化在作为本位的口语中，并不费解；周作人的口语却有不加消化的文言的硬块，更显晦涩。 腔调与反腔调：如果说，鲁迅是为了充分表达感情而刻意追求文章的声调之美，周作人则是为了思想的明晰而刻意放弃乃至回避文章的声调之美。 选摘自《南方文坛》第1期，郜元宝/文 网络文学呼唤文学批评 面对网络文学的迅速崛起，文学批评并没有完全参与到网络文学的整体创作活动中。尽管网络文学拥有传统文学所不具有的优越性，但是其缺陷也是明显的。一方面，网络文学创作缺乏经典意识，优秀作品难得一见。另一方面，在文学生活实利化的生存氛围下，一些网络文学在点击率的攀升中，缺失了宽广深厚的现实生活、丰富独特的民族精神、至诚至善的人伦情感等内容。这种情况下，广大读者需要文学批评“别裁伪体”，而广大网络文学作者也需要借助文学批评进行反观和促进。然而，目前网络文学批评基本是缺失的。一方面，网络文学批评没有形成真正的批评理论，网络文学创作一直是在批评滞后和话语失范的状态下发展的。另一方面，传统文学批评并不完全适合网络文学创作。使网络文学创作处于前后失据的状态中。 如何强化对网络文学的批评呢？其一，促成传统文学批评和网络文学批评的融合，形成适合于网络文学创作的批评理论。其二，更新传统文学批评话语，建构多样化的文学批评方法。其三，加强网络文学批评的理性色彩，也注重网络文学本身的特质。 选摘自《人民日报》2月5日，郭国昌/文 创意时代与全球视野下的文化产业战略 文化产业的概念一是源于英国的“创意产业”定义，指传媒、音乐、电影、美术等，基于个人的智慧和技能在商业环境下变成知识产权，从而带来潜在的就业和创造财富的行业；二是源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产业”概念，就是把文化生产分解为创意、制作、传播和消费等流程，满足的是精神消费。近几年这两个定义出现融合趋势。 创意也是一种文化要素，包括了知识、信息和创意，以传统文化资源为根基。无论创意产业、文化产业或创意文化产业，在本质上都要具备三个特点：一是要有创造性；二是要生产符号价值、象征价值；三是要形成知识产权。文化产业就是通过创意让文化满足人的精神消费，它使文化成为一种生产力。文化创意产业本身要创造符号价值，符号价值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价值体系，符号是文化的根本。 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中国具有优势。首先经济的发展储备了很有潜力的文化消费市场；第二是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在文化产业上大有可为。但文化产业的发展还面临几个重要问题：一是市场化程度问题，文化事业单位要整体改制，为所有企业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二是企业监管问题；三是高端原创产品严重缺乏；四是国际化路径问题。文化产业研究跟大学传统和使命息息相关，要有人文的深度和产业的广度，要有文化的责任和商业的价值。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是最关键的环节。 现在公认的文化产业强国有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甚至是印度和巴西。中国在十几年前提出发展文化产业时有两种反对声音：一派把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认为文化传播必须是自上而下的；另一派则认为中国发展文化产业的历史时期还没有到来。但文化资源恰恰是中国的后发优势和绝对竞争优势，而非比较优势，应该把比较优势变成创新优势。 选摘自《中华读书报》2月3日“国际文化周刊”，向勇、叶臻/文 赵园谈学术转向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赵园多年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上就取得相当的造诣，后来却转向明清之际史学领域的研究，花了十数年心血相继撰写了《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制度·言论·心态》，引起学术界的瞩目。日前，她出版了新著《想象与叙述》，并接受了《书城》杂志的采访。在谈及自己的学术转向时，赵园表示她被明清之际这一时段的士大夫的某种精神气质所吸引，这种气质不是被人津津乐道的“名士风流”，而是那种严肃。令其感动的，是一种“人格魅力”，甚至有儒家之徒对于修身的郑重。“无论讨论明清之际士人的经世、任事，还是清理他们有关井田的谈论，我都曾感动于明代、明清之际士人立身处世的严正，尽管正是那种‘道德严格主义’值得分析甚至质疑。在一个堤防随处溃决，似乎一切都漂移不定的时期，我的确怀念那种严肃：对历史的庄重承诺，对意义的追寻。”“明清之际吸引了我的，始终是人，是人物的生动性，和由他们共同构成的‘历史生活图景’的繁复色彩。即使面对‘事件’，吸引了我的也更是人。能感动，被光明俊伟的人格所吸引，是美好的事，即使对‘学术工作’无所助益。设若没有那些人物，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兴趣将这项研究坚持至今。” 选摘自《书城》1月号 虚火上升的“孔子” 孔子最近有些大热。从据说“抢线”上映的电影《孔子》开始，相关各方都宣称，自己是在“还原”孔子的一生，是在寻找一个民族失落了的文化精魂。孔子甚至还被赋予了组织社会、重建价值、文化复归的重负。孔子学院之遍地开花也印证了孔子形象、传统文化某种程度上的超越性、普适性。然而，眼下的“孔子热”，却是颇有些古怪。不是孔子本身“热”，而是演孔子的人“热”；不是孔子的理想情怀“热”，而是孔子的名头轶事“热”；不是孔子代表的传统文化“热”，而是孔子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更“热”……换言之，就是一阵儿虚热，骨子里依然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娴熟套路。 中国的尊孔大约酝酿于20世纪80年代的末期，而大盛于今。那个时候，人们更愿意以孔子及其附带的传统资源作为当下社会的某种补益，而后来则不免沦为生意经。在眼下这轮孔子热中，宣布要“还原”孔子的影视剧，其实并无道德重建以及文化建设的雄心，到头来，很多“还原”往往成为“戏说”。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的“戏说”剧都会辩称：圣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究其实，不过是出于票房或者收视率考虑而做出的演绎而已。指望通过影视剧的热闹来带动文化的复归，很难。 说到底，孔子不过是这一轮“文化热”的一个标签或符号罢了。这样的文化标签或曰文化符号其实很多，庄子、老子甚至包括眼下同样大热的曹操，也一样被标签化、符号化了。只不过，这个时候选择孔子，可能有更多社会心理、文化认同上的考量而已。类似“孔子热”这样的文化喧嚣往往止于呼号，缺乏相应的制度、文化、理念上的建设。什么时候，我们能真正迎来传统文化的复归，而不仅仅是一种情绪的虚火上升？ 选摘自《中国青年报》1月26日“文化周刊”，胡印斌/文 原载：《文艺报》2010年2月08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2月0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