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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代文学的价值，在文学批评界和学术界引起了多番的争论。问题的关键是，首先需要确立讨论当代文学价值问题的前提：无论是评价“当下”中国文学还是评价“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者所操持的“价值标准”都是他就此专业领域所接受的某种教育谱系。任何人都无法摆脱、否认自己所凭借的某套话语体系和文学史观。 王彬彬教授认为当下文学价值较低，比照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文学的“黄金季节”。他认为其时的“伤痕”“反思”等作品具有着难能可贵的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作家主体性的显现，以及接续了“五四”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并认为这些已经成为学科的“定论”。 确实，认为“新时期”是对“五四”的复归，的确是八十年代的普遍共识。然而，自九十年代起，新的研究对这一观点已经构成摧毁性的打击：“五四”传统并非是“铁板一块”的自由和浪漫，而广受诟病的“十七年”文学倒是可以在“五四”那里认祖归宗，直接找到它的思想源头。同时，在八十年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表述的“五四”，也只是当时人们的“挪用与重构”， 并非当年真义，等等。“五四的复归”的说法只是代表了本学科在一定时期内的认识，体现了某一种文学的评判标准、某一种文学史观。 关于“十七年文学”，王彬彬也是持否定、鄙薄态度，并认为肯定、赞美“十七年文学”者，未必出自真心。而事实是，当代文学专业不断地在新的方法论中稳步前进，学科的独立地位与优势也在日益彰显。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如何看待当代文学的价值，如何认识十七年文学的意义，已经在学界形成了另一套常识。就是如陈晓明教授所说的，“中国的小说终至于以宏大的民族国家叙事为主导，从文学革命的现代性文化建构到建构起中国革命文学，文学与民族国家建立的事业完全联系在一起。这其实是西方的现代性文学所没有的经验”。 王彬彬还认为存在着一种“普世性的文学尺度”。而今天的人文知识者们已经知道，任何一种知识总是被生产出来的，都是产生于、完善于特定的历史场域，服务于具体特定的历史目的。没有一套理论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那些习焉不察、仿佛不言自明的概念，诸如“人性”“历史”“文学”等，亦只能做一种历史化的理解。作为一名人文学者，应该拥有较开放的学术视野，善于接受更多对学科发展有意义的方法理论，而不是对那些业已成型的概念体系持有一种 “话语拜物教”似的耿耿忠心。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第3期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