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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小说已成为当前最热门的社会文化现象之一，表面看来似乎包含着值得肯定的世俗视角、问题意识和批判立场。但实际上，大量官场小说文本的审美境界，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时下大众文学读物类型化写作的负面特征。 首先是审美视野感性化。大量官场小说的审美视野处于世俗性日常经验传达的层面，故事内容的拓展路径不过是由“秘书”而“司机”而“亲信”而“官太太”，由“驻京办主任”而“接待处处长”而“党校同学”，由“省府大院”而“官场后院”而“干部家庭”，或者由“官运”、“仕途”而“裸体做官”而“升迁”、“出局”之类，围绕官场的职务生态和腐败热点作表象的“面面观”而已。表面上看，似乎所涉及的社会内容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实际上只是一种社会新闻信息的捕捉与想象，极少真正深层次的审美视野的拓展与转移。正因为如此，审美类型化、模式化所包含的题材“撞车”、情节类似、细节同化等等负面特征，就成为无所不在的现象。 其次是审美内蕴低俗化。当前官场小说的叙事焦点，主要集中官场的权势状态、庸琐习性和腐败内幕，“官场、情场、商场”的纠葛成为大量作品的基本内容。不少作品还热衷于以猎奇心理铺排官场的恩怨是非，具有鲜明的黑幕揭秘特征。从思想内涵看，这些创作的心理兴奋点，其实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官运亨通”、“升官发财”、“三妻四妾”、“当官做老爷”之类陈腐的思想意识。不少作品还表现出明显的玩味腐败、宣扬权谋的心理兴趣，在描述种种官场的厚黑手段时，对其中包含的“邪恶的智慧”及其运用的成效津津乐道，垂涎三尺式的艳羡心理流露无遗。 再次是审美功效实用化。从精神文化高度看，当前的官场小说实际上是从认同世俗欲望合理性的思想方向出发，沦入了全盘认同人性需求、个体私欲的人生价值境界和社会文化立场，以至遮蔽了作为现实主义文学本应具备的社会正义与个体人格诉求的理性立场。不少作品的价值旨归，还极度努力地贴近“官场宝典”之类的实用主义境界，甚至作者本人也以自己的作品能成为所谓的官场“宝典”而“秘籍”而自鸣得意。结果，所谓的世俗视角，反而蜕变成了对社会负面价值行揭露与批判之名、成“讽一劝百”之实的精神挡箭牌。 正因为如此，本来可以具有强烈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官场小说，也呈现出与其他类型化写作相似的、市场火热而文坛轻视的状况。学术界甚至形成了一种流行性的看法，就是官场小说大多仅具新闻性价值和社会信息功能，审美含量和艺术贡献则极度匮乏；甚至笼统地认定，官场本身就是一种缺乏深厚审美意味和人文底蕴的生存形态，难以与乡土、平民生活所具有的诗意相提并论，因而不具有深厚的审美潜能。不能不说，这是由世俗堕入低俗的官场小说创作的悲哀。 实际上，虽然新世纪以来盛行的各种“类型化写作”，都具有以信息传播和审美快感为主的商业化写作、大众娱乐文化的特征，其内部却存在两种差异极大的创作道路。纯粹的类型文学，比如仙侠、玄幻、盗墓、穿越小说等等，属于以大众娱乐型审美为全部目的的快餐文化；而包括官场小说在内的类型化写作，虽然在题材、主题、故事情节和叙事方式等方面具有类型文学的特征，但文本的思想内蕴和审美底蕴，则存在着与严肃文学、精英文化相一致的创作追求。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缘于对读者多样化审美需求的顺应，文学创作出现了类型化写作的现象，自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但是，包括官场小说在内的类型化写作毕竟是一种文学创作，所以又不应当仅仅满足于一般大众读物的社会信息传达功能，不应当停留于纯粹类型文学以阅读快感为核心的、娱乐型审美的层次。换句话说，在商业性与文学性、叙事类型化与审美独创性的矛盾中，类型化写作的价值重心，应当落到文学性、审美独创性这一方面。怎样才能既充分发挥类型化写作的审美优势，以保持良好的市场效应；又不断地提升文本的审美境界、增强文本的价值含量，以保证自我创作的文学前途，是每一个处于类型化写作追求的作家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官场小说同样如此。 “官场”、“官员”等词汇本身是一个既含社会生态层面以人为核心意味、又具文化层面古今打通思路的中性术语，“官场小说”概念的原初意义，也应该是一种兼容社会生态与文化特征的思想视阈。从这种理解来看，凡官场小说必世俗视角的看法，不过是时尚文化的意义附加。就当前文坛的创作实际看，官场小说其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笔者认为，在狭义的、流行说法的官场小说之外，当今文坛以中国官场与官员为审美观照对象的作品，还存在以下几种类型。 一、“主旋律”视角：这类作品的作者基本站在主流意识形态立场，从社会历史外部变动和总体趋势的角度，来展示体质价值逻辑主导的官场正面规范与外在“社会”性表现形态，作品主要内容实际上是“改革政务”与“反腐案件”两方面社会性内涵的结合，审美境界近似于当代文学史上的“农村题材”、“工业题材”作品。周梅森的《人间正道》、《中国制造》、《我本英雄》，张平的《抉择》《国家干部》，陆天明的《省委书记》《命运》，都是如此。 二、文化反思视角：这类作品主要承接五四启蒙文化和当代“文革”批判的思想传统，致力于对当代政治历史，主要是政治一体化时代的专制、人治特征，进行一种文化层面的批判与反思。其中尤以柳建伟的《北方城郭》、李佩甫的《羊的门》，显得提纲挈领、开阔透彻。 三、个体生命价值视角：这类作品最具特色之处，在于其中贯穿着一种知识分子的生命意义关怀意识。作者从个体生命价值能否充分实现的角度，来审视官场主人公的世俗命运，并将对官场人生生存困境、精神难题和心理苦闷的描述，与对这种处境从生命终极意义角度的思辨，艺术地结合在一起。阎真的《沧浪之水》、邵丽的《我的生活质量》、范小青的《女同志》等作品，均因认知与慨叹的深刻独到而获得广泛共鸣。 四、历史官场题材作品：这类作品往往以历史杰出人物建功立业的人生轨迹与人格状态为轴心，全方位地呈现传统人治文化环境的官场生态，并将种种复杂的官场规则提升到“文化智慧”的层面进行挖掘。作品认同传统主流文化和功名文化人格的价值立场，近似于“主旋律”官场题材作品；揭示封建官场潜规则的叙事细部，又与世俗视角的官场小说存在相似之处。但对于主人公个体人格形成基础的挖掘，包括从“阳儒阴法”、“帝王之术”、“仕宦之术”的高度对官场权谋所作的阐释，又使文本显示出思想文化考察的意味。《曾国藩》《雍正皇帝》《张居正》等作品，堪称其中的突出代表。 从这样的文学视野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当前整个文学创作界对于官场进行描述的审美路径，其实比狭义官场小说所表达的要广阔、丰富得多，其中既有从正反两方面侧重社会性内涵的，又有侧重官场文化意蕴挖掘和生命价值探寻的；而不少真正优秀的作品，往往呈现出兼顾各方面审美优势并将其有机融合起来的特征。即以对于官场现状的价值评判及其艺术处理方式而论，就至少有以下的类型，一是义正辞严、鞭辟入里的社会政治审判型，具有主旋律色彩的反腐题材作品大多如此；百转千回、一唱三叹的哲理抒情型，《沧浪之水》可作为典型代表；三是所谓“零度写作”，不少描述乡土官场的作品，就具有这种以乡土气息方式呈现的“零度情感”、冷峻讽刺的审美特征；四是以同情性理解作基础的、蕴蓄着内在愤懑与无奈的反讽式白描型，王跃文的长篇小说新作《苍黄》，就鲜明地表现出这样的艺术特征。 更进一步看，文学就其本质来说，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文学现象，还是一种生命现象，意义不仅仅存在于哪一侧面；成功的文学作品，也必然是对于审美客体的意蕴进行多侧面、多层次深入开掘的产物，必然是既具有生活信息与社会内涵的丰富性，又具备文化底蕴开掘和生命意识、人文关怀积淀的深邃、独到性。文学作品价值含量提升的真正关键之处，肯定不在于社会信息的新颖独到，而在于对审美客体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入开掘和人文内涵、生命意义的深刻认知。 因此，“类型化写作”、“世俗视角”的官场小说创作者，不能自我陶醉于可读性、吸引力、销售量等等大众接受、时尚读物层面的社会功效，却忽略了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和文学前途的追求；而应当在保留类型化叙事大众接受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其他各种审美路径的官场题材作品，突破和超越类型化叙事流行的审美境界，特别是克服其中因世俗视角负面特征所导致的种种局限，努力达成作品精神文化含量的增强和审美境界的提升。只有这样的官场小说，才有可能同时获得社会影响拓展和文化意义提高两方面的巨大成功。 原载：《文艺报》2010年02月22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2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