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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接连看到几则文化人打官司的报道。想到这些年来文坛这类因论争而反目、而结怨，以至诉诸法律的事情时有发生，就觉得很有些不是滋味。 古人称人生有三不朽。对弄笔墨的人来说就是“立言”。言而能“立”，自然就得独出机杼，否则，人云亦云，是断然立不成的。然而，由于学养、术业、趣味、眼光等等的不同，即使对同一问题，文人们也往往会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左的见解。于是，便有了交锋、论争，有了所谓笔墨官司。官司止于笔墨，无可非议，“雅言不在诗文外”，文人的舞台本来就在纸笔间。然而，一些人竟因此反目成仇，在纸上进行逸出题旨的攻讦。更甚者，就从纸上打到法院。就目前来看，这种风尚似乎并无消歇之势。这让人感到，仿佛见解不同、笔头之争必然要结怨成仇，而若要交好，就只能互相标榜而不能有所驳难。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这使我想到了稽康，想到了与之相关的论辩。 魏晋时期，稽康、向秀、吕安是好朋友。稽康虽是名士，却喜欢打铁，向秀“雅好读书”，是个学者书生，稽康打铁时他来鼓风。同时，他还和吕安一道“灌园”。至于稽、吕，更是友善，吕安“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然而，由于他们“趣舍不同”，也每每有意见龃龉的时候，为此，也曾发生过相当激烈的论战。发生在稽、向之间的是一场关于养生学的争论。先是稽康撰《养生论》。主张“调节嗜欲，全息正气”，从而，阐扬其静心恬性的养生之道。而向秀则写《难养生论》反驳稽文。认为“感而思室，饥而求食”是人应当顺适的天性，不同意稽康“压抑性情”的养生说。随后，稽康又撰《答难养生论》，对向秀的诘难逐一剖析、反驳，指出人生的正当乐趣是“乐莫大于无忧，富莫大于知足”“智止于恬，性足于和”。说明自己主张静心恬性是一种心灵净化，而不是“约己苦心”的自我压抑。这场“辞难往复”的争论，可谓激烈，在中国思想史上颇有影响。发生在稽、吕间的是“明胆”之争。从稽康《明胆论》中可约略见到双方观点，吕安认为，胆能生明，明亦能生胆。稽则主张明、胆异气，不能相生。这实际上是魏晋玄学命题之一的才性之辩。虽然，他们交锋回合不多，却也颇有锋芒。 这里，笔者无意于评判他们论战的是非曲直，感兴趣的是他们论战的精神，做人的境界。作为学术上的论敌，他们非但丝毫没有结怨。而且显示了超乎寻常的友谊，甚至为对方捐弃生命都在所不惜。据史书记载：吕安遭人诬陷，身陷囹圄。作为知情人，稽康明知为之辩诬有性命之虞，依然仗义执言，为吕安申辩。结果，两人同遭杀害。而稽康临刑时竟是“神气不变”，“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稽、吕被害，向秀万分伤感，写下哀婉凄恻的《思旧赋》，成为千古绝唱。这则史实自然有其特定的人文社会背景，还算不得文坛论争的典范。但就其论战而不结怨，既是论敌又是挚友这一点来说，却也很值得我们借鉴。反观今日文坛，如果我们的论争也都是出于对学术探讨、理论是非的热中，如果我们也都能多一些善意和宽容，我们的文坛想必就会少一些嫉恨和官司，多一份团结和安定。 原载：《文艺报》2010年02月22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2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