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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之后”的时代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贺玉高 参加讨论

    由于一些文艺批评文章常常纠缠于概念与理论的玄想之中,并不能落实到具体的文艺现象上,致使当今人们对于凌虚蹈空的当代文学理论的畏惧与厌烦与日俱增。而当回想近年来的文学与文坛各种现象的时候,这种对理论的厌烦情绪就更令人真切地感到了。这些现象不是以理论的方式反对其他理论,而是表现为对理论本身的强烈反感。它们用不讲理的方式表达这种反感。
    最突出的例证之一是,这几年痛骂中国现当代,特别是当代文学/文坛成为一种时尚。葛红兵在世纪之交给20世纪文学写的悼词努力骂倒整个20世纪文学;2006年,诗人叶匡政高声宣布“文学死了”;韩寒在同年说“文坛算个屁”;德国汉学家顾彬由于经常讨论中国当代文学与垃圾的关系而成为国内关注度最高的国际汉学家。千万别以为这种现象只是这几个人的事儿,恰恰相反,这些“骂”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情绪。比如顾彬就说,他说中国当代文学的那些话,只不过是对他所认识的中国作家私下对他说过的话的温和重复而已。再看看网络上对这些“骂”的热烈支持,就更加能够看到这种“骂”不是个别现象了。
    我用“骂”这个词的时候其实颇为犹豫,因为这将涉及到对事实的判断。严格来说,只有说的不是事实时才能叫做骂,鲁迅曾经用很粗的比喻讲过这个道理。但在后现代状态下,谁还敢自称知道事实真相(在英语中它与“真理”是同一个词)呢?为了避免这种困难,我用“骂”这个词时暂只关注骂的方式,而先不论骂的内容真假问题。这样我所说的“骂”实际是指对一个事物失去耐心的、简单化的、情绪化的表达。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中国近年来这种“骂”成为我所说的理论厌烦症相关。这种“骂”的方式往往不屑于说理,不屑于仔细地用论据论证自己的观点,或者比较随意地抽取论据,不合程序地得到自己的观点。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只是情绪的表达。
    比如我所列举的几个著名詈骂者中,顾彬算是比较有专业背景的。他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议论在中国广为流传,其主要论点包括:中国当代作家,特别是小说作者普遍不重视语言,既不懂优美的中国古典文学语言,也不懂外语;只知道为市场写作,为影视写作,为大众写作,而不是为真正喜欢文学的人写作;光知道讲故事,因而没有现代性,只配给文学水平很低的人看……这些说法当然是有些道理的,但不讲道理的地方也很多:比如经常是只给判断,不给具体解释,而且还经常是全称判断。非常明显,这根本不是以学术的严谨方式在讲话。他可以说是谈他自己的感觉,表达自己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爱或恨。每个人当然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感觉,但作为一个学者,老是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肯定是有问题的。顾彬经常批评中国当代作家只为大众写作,但学者顾彬的话语何尝不是为大众媒体而生产的呢?而大众媒体是喜欢全称判断,喜欢只要结论,尤其是偏激的结论,不要深入解释与论证的,讨厌任何艰深理论的。
    由此,我想到近期网络上对2009年文坛大事的盘点,人们只看见了各种“门”扑面而来,难得看见关于文学本身的什么有理论深度的讨论。你当然也可以说,网络毕竟只是网络,各种文艺研讨会还在继续召开,各种文学学术期刊也在继续发表各种严谨的学术探讨文章。但是,严肃的学术刊物不是也开始刊登顾彬的不太学术化的文章了吗?而更明显的是,我们当代文学研究不是越来越被以大众媒体体现出来的大众文化所吸引了吗?这又一次说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大众媒体掌控一切的时代。即使一个学者,也可以先通过大众媒体造势而获得学术利益,而大众媒体一定是反理论化的。
    这种反理论化倾向应该是还在流行的后现代理论的后果之一。由于贵族社会转向民主社会而产生的后现代状态,由政治最终渗入文化,造就了不分高低贵贱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而这种文化实际上就是大众文化。而艰涩的绕来绕去的后现代主义,最终表明它只不过是为大众文化做合理辩护的意识形态。但大众是反对一切理论的,包括为大众文化辩护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将由于其所辩护的对象而最终影响到自身的理论形态。顾彬,一个激烈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人,也不能揪住自己的头发脱离大地,他实际上正在以大众化的方式去维护精英的价值观。而其他的各位詈骂者身上则不存在这种矛盾,他们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大众化的,反理论化的。
    大众化好吗?我不知道。但不管你如何判断它的价值,它作为事实已经出现,它也必将对文学理论格局产生新的影响。已经暴露面目的后现代主义和各种文化理论已经完成了它们的使命,大众文化在登极之后必将杀掉它的这位理论功臣。或者说,后现代主义(包括与之相关的各种文化理论)最终可能要在实践中进行完美的自杀表演。
    2009年在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在书中作者宣布当代西方各种后现代理论和文化理论正在走向失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或者我们不再需要任何理论。也许恰恰相反,人类的求知本能必然会召唤新的有解释力的理论。所以,所谓的“理论之后”,实际上是后现代理论之后,而非理论本身之后。可以推测,新的理论很可能是非大众化的,因为大众的理论在后现代主义理论里面已经走到尽头。但不管怎样,但愿这一次,召唤出来的不是一个凌虚蹈空、人见人烦的理论。
    原载:《文艺报》2010年02月24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2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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