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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辉的长篇小说《末代紧皮手》(作家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将现实与魔幻、传统与荒诞、红色岁月与黑色幽默糅合在一起，书写了一部乡村秘史，塑造了亦人亦神的土地“紧皮手”余土地(大喜)，为当代文学色彩绚烂的人物画廊，平添了新的人物形象。 我之所以称《末代紧皮手》为乡村秘史，就在于它书写的是中国西部的凉州、特别是“巴子营”的“隐性文化”。 “隐性文化”是被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显性文化”排斥了数千年的只有在民间才有较完整保存的原生态文化，一般表现为质朴的、拿当下眼光看又是落后的民族风情、民间习俗及神话传说，是民间的群体记忆，甚至体现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社会历史需要发展，需要进步，因此是趋前的；人类的群体记忆需要遗存，需要继承，因此道德审美是滞后的。此种永恒的二律悖反，恰恰是文学驰骋挥洒的巨大空间。正因如此，许多有追求、有梦想的作家的笔触才纷纷伸向了偏远、贫穷、愚昧落后的乡村角落，因为只有这些地方，才免遭现代文明的冲击与“污染”，民间习俗风情及群体无意识才保持得完整而原始。从文学的角度看，如此便达到了一箭双雕甚至是一箭多雕的目的——使作品产生了神秘感、距离感、陌生感，而这些又最终转化为文学的审美效应；赋予作品不可重复的独特个性，而这又是文学最宝贵的品格；升华起来看，正因为贫穷、落后、封闭、愚昧，人们才渴望富裕、进步、开放文明。 “巴子营”是李学辉长期深耕细作的“一亩三分地”，是他精心构筑的文学“气场”，以前他的许多优秀短篇几乎都是在这儿耕耘的收获。这儿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无不生活在文化封闭圈内，没有通常意义的反面人物、中间人物及正面人物，更没有通常意义上的英雄人物；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更多地体现为文化冲突及人物自身的命运冲突。 “紧皮手”是作品着力塑造的人物。他勤劳善良、任劳任怨、无私无欲，助人为乐，跨阴阳两界，是人亦是“神”。其任务是每年入冬用一种神奇的皮鞭抽打土地——“紧皮”，令其驯服、免其流失，祈盼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紧皮手”被寄寓了太多农民的文化理想——对土地的依附、依赖、依存及崇拜；他代表“土地爷”在人间管理土地的职责，同时又代表农民行使对 “土地爷”的监管、督促与警示。在巴子营村民的心目中，“紧皮手”余土地，就是这儿的土地精魂。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这是孟子为古代圣贤定的标准，或者说是儒家的成材之道。而巴子营的“紧皮手”呢，从选拔及培养，需经过“激水”、“拍皮”、“入庙”、“挨鞭”、“改名”等一系列近乎宗教仪轨的复杂过程。之后还要送到凉州接受物质的、世俗的甚至是花花世界的种种诱惑的考验及检验，看其是否断了“俗念”。这一过程，惊心动魄，令人敬畏，充满神圣。余土地没有辜负村民的信任与苦心栽培，数十年心无旁骛，恪尽职守，为土地“紧皮”，数度累得吐血、昏倒……正因如此，当余土地被极“左”的势力迫害致死时，有一种“把美好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的悲剧美。 土地爷与“紧皮手”分属阴阳两界，形象上形成互补甚至同构，这当然是一种象征或隐喻；细读之后你会发现，原来这是作者的一种艺术追求。同样形成互补及同构的还有何三与村支书、何菊花与王秋艳。 何三是巴子营的地主、首富。作为地主、首富，当然有他的缺点、不足及局限——对基层权力的垄断、“紧皮手”选拔及培养过程中的独断专行、“紧皮”先紧自己的土地……同时也具有农民的勤劳、善良、宽厚及对土地的挚爱——出钱出粮救助危难中的西路红军，给途经此地的解放军送水，眼看“土改”将至，他仍种上庄稼，面对批斗仍坚持“人不死，地不亡，皮就紧”。正因如此，当何三沉塘自尽时，你会发出长长的叹息。何三的这种善良、宽厚及对土地的坚守与挚爱，在巴子营村支书的身上得到了继承与发展。面对极“左”路线，他用农民的智慧与狡黠，虚与委蛇，阳奉阴违，保护着余土地、何菊花、王秋艳等弱者，使“紧皮”等民间传统得以艰难的保持。 何三与村支书形象互补同构的意义在于：社会应该发展、进步，以善与美为基础的民间民俗文化，一般难以改变，更不可用暴力强迫其改变。否则，破坏的将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土壤与根基。这也就是在现代化、城市化发展迅速的今天，我们仍然强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原因及意义所在。 何菊花与王秋艳也形成了互补与同构。何菊花出于善良也出于少女的性意识的青春萌动，保护余土地免遭“残害”，然后又爱而不能得其所爱，终生受到性压抑的困扰，令抱有“有情人终成眷属”者一再失望，为之牵肠挂肚、焦虑不安。王秋艳是另一位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其夫何立民为地下党员，被反动派杀害后，是余土地冒着生命危险将身首异处的何立民偷回安葬。出于感动与感恩，王秋艳深深地暗恋着余土地；为此，她把“棒槌”悬于门外，终身不嫁，并且在何菊花死后，接过照顾余土地的责任。极“左”势力破“四旧”，强令王秋艳与余土地“结婚”，按说这正是歪打正着、天赐良缘，但余土地仍坚守“紧皮手”的规矩及信念，令王秋艳仍然是爱而不能得其所爱。读至此，令人扼腕叹息，唏嘘不已。余土地死去的当晚，王秋艳赤身裸体伴着漫天纷飞的大雪起舞，给人以梁祝化蝶的遐想，呈现出凄凉而令人心颤的悲怆美…… 《末代紧皮手》将时空置于解放前至“文革”结束这一历史时期的巴子营，无疑具有某种象征与隐喻。文本叙事、故事情节、人物命运都置于土改、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文革”这些激烈的社会运动中展开，批判的锋芒直指以“袁皮鞋”为代表的极“左”路线与极“左”势力。像“大炼钢铁”、“深挖地”、“挣死麻雀未足奇”、“牛鬼蛇神”、“五花八门”、“活人展览”、“化装生产”……这些违背科学、违背常识的政治“秀”、政绩“秀”、表演“秀”，是荒诞的，然而又是现实的、真实的、可信的。 李学辉是经营短篇的高手，突然之间跨入长篇创作，似乎有点准备不足——以时间为序的编年史式的谋篇结构，使作品略显呆板，缺乏长篇应有的时空跳跃与灵动；社会及时代背景尚不够开阔，缺乏概括与熔铸；人物性格的形成缺乏心理描写、意识流动的衬托与铺垫。长篇小说犹如绘画中的巨幅山水，“留白”太少，则失去想象与灵动的空间；“留白”太多，则影响了主体的彰显，失之厚重与丰润。如何拿捏，有待李学辉在今后的创作中细细品味和体察。 原载：《文艺报》2010年06月11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6月1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