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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本装帧素朴淡雅的小说集《贵先生》。封面是一条通向远方的乡镇小街，一位戴毡帽老者的背影，渐行渐远地融入空濛迷离的雾霭之中。有趣的是左下角有一个穿着开裆裤的小男孩，跪在地上正在墙壁中间忘我地“尽情”涂鸦。两幅一实一虚的图画，恰好暗示了作者蒋琏对这十九篇创作于二十年前的中、短篇小说的钟爱。尽管这中间有不少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然而，正如作者所说:“回头看这些篇什，文字上显得幼稚，视野也不开阔，但却很真诚，找不到一丝半缕游戏人生的痕迹，留下的是那个时代的求索、感悟和故事，以及那个时代的印记。” 中篇《柳枝谣》，无疑是镌刻作者“真诚”印记的“成长篇”。21岁的知青袁乃坤以唯一的“党代表”身份，结识了围海造田的柳婶母女，而她们正经历了丧夫丧子的海难之痛。袁乃坤的“海难”则是要和“被隔离审查数年”的父亲划清界限，他“发誓要自己走出一条路来”给世人看看。在扼杀任何憧憬与理想的环境下，他得到了清纯而善良的渔家少女柳枝儿的温柔与体贴。然而，上海知青玲玲的闯入，使物质与精神双重饥渴的袁乃坤向往着灯红酒绿……结果把他那“本是属于她柳枝儿”的“阔宽的后背”奉献给这位戴乳罩的上海姑娘。可怜的是十八岁的妻子柳枝儿，是无情的海难，“使她失去了祖父、父亲和兄弟，她渴望着父爱……“她还是个孩子呢，她想人骗，想人哄，她曾经朦朦胧胧地寄希望于袁乃坤，奢望着从他的身上能够得到各种爱抚。”然而她没有得到。她怀着一颗凄凉的心，跃身于抗风护堤的汹涌海浪之中……经历了生死情爱的洗礼，袁乃坤成长起来，尽管“他活得不轻松”，然而，他“必须干一番事业”，重新上路，为死去的，也为新生的。 短篇《贵先生》与《化蝶》，是运用不同的语言风格，切换不同的语境，所精心酿造的两种不同的人生境界。“贵先生”不过一介神经兮兮的流浪汉。因为买包子而拿出一张早已过时的“金圆劵”，却被趋炎附势，又未见过任何世面的丁镇长们奉为“美圆”，连他那“高鼻梁、凹眼窝”的长相，也沾了七分“洋气”。能够揭穿自设迷局的只有丁镇长的“千金”丽丽，而她的揭秘也只是意外发现了与“金圆劵”同类的“冥钞”而已。从极尽巴结谄媚到毅然踢开抛弃，丽丽还残酷地将“满满一瓶美加净高级洗发香波”砸向其实无辜的“贵先生”。小说篇幅不长，却使人感到肃杀阴冷，即便荒唐荒诞荒谬，也只能发出含着眼泪的笑。这是一场喜剧，也是一场闹剧，只有新女婿一人没有参与其中，像贾府门前石狮子一般“干净”。但他“支支吾吾，窘得直想钻桌子”，是一个猥琐渺小的角色。这无疑是一个颠倒的世界，使人想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钦差大臣》，也令人想到近日各式小报炒热的“犀利哥”。是的，“钦差大臣”是无辜的，“犀利哥”也是无辜的，倒是我们都成了变态心理的精神病患者。 形式别致的《化蝶》是一篇很独特的小说，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创作于1987年9月，虽然距离丁玲着力于灵与肉搏斗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已有60个年头，然而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年代，不仅压抑了健康的“肉”也窒息了健康的“灵”，是个灵肉双重萎顿的年代。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十年，人性的春天才姗姗来迟。小说里，破茧化蝶的女主角是舞蹈家尤妮，她健美漂亮、富于才华、富有理想。她面临着人生的痛苦抉择:一方是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的丈夫，一方是同样健美、漂亮、富于才华、富有情趣的舞伴。双方的划分已经不是丁玲时代“灵”与“肉”的简单判定，而是与时代息息相关的社会的错误与人的错误所共同铸就并导致的向着自由生命的呼唤。尤妮与丘林的结合，是违反自由生命与自由意志的特殊年代的产物，善良的丘林既成为她的依靠，也是她的选择。但同情并非爱情，只有遇见真正志同道合的江波，尤妮才初尝爱的滋味。“我惭愧。生孩子人人会，哺乳人人会，这是女人的天性。可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只是以生儿育女为满足？”尤妮的质问与易卜生剧中娜拉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痛苦的尤妮没有可能冲破她那不理想的家庭，也没有对她那既有的婚姻进行“革命”，她只是把她应享有的情与爱转移到她的事业中。然而，从蛹化蝶，毕竟是一个痛苦而熬尽折磨的蜕变过程。尤妮的永恒之问，尚须后来者在向生活的探寻中，不断地接力完成。 纵观当今文坛的“悬疑”成风、“诡诞”盛行，不过是闹热下的冷寂，繁复后的空濛。现代作家聂绀弩曾在他的旧体诗《归程》里写道，“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可谓是真人真语。再回首，我们在与新时期文学一同成长的蒋琏那里，偶尔发现了二十年前的一方绿洲，使人感到一阵温馨。那是虽所谓的“幼稚”，却透露着清纯、真诚的缕缕温馨。 原载：《文学报》2010年6月24日 原载：《文学报》2010年6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