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读蒋寅的散文集《平常心看日本》[①]，联想起关于日本的另外两本书。一本是上世纪4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柯特的《菊与刀》[②]，作者以“菊”(日本皇室族徽) 和“刀”(日本武士文化标志)为象征，阐释日本文化在柔美与暴力之间的冲突。这本书目的是为美国政府提供对策，即日本作为战败国并即将被接管，是一个具有怎样“不同习惯和观念的民族”，其前景如何。另一本是戴季陶的《日本论》，1928年出版。这是一本研究日本历史专著，特别对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近代史有深入阐述。其方法也不拘一格，有对皇权神授、封建制度、佛教思想等历史线索的清理，也有对历史人物桂太郎、秋山真之和田中的素描。时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该书作序，序言最后一句说：“中国人何以有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季陶先生开宗明义，已经说得清楚尽致，不用我来赘述，这并不是我的忽略，我想青年一经提醒，决没有做智识上的义和团的。”[③]这两本书分别作于二战前后，都与历史上日本侵华战争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蒋寅50年代末出生，属于没有二战经历、远离战争的一代中国人。那么，与饱受战争苦难的父辈相比，他对日本的看法，在心态上又是怎样的呢？正如散文集标题，作者把它概括为“平常心”。我理解“平常心”的意思是作者认识问题的一种角度和方法。角度和方法不同,看到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平常”并不代表“平庸”和浅陋，而是诉诸文字的那些事件、景物，是好是坏，都有实实在在的对大量社会生活常识、政治历史常识、文学艺术常识和自然科学常识的积累为底蕴。这一点在高速发展的现代化时期意义不凡。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常识中，就像鱼儿在大海遨游，关键是人对常识所包含的人之常理和人之常情有没有自觉。比如在追求广告效应的时尚潮流中，为耸人听闻、“吸引眼球”而放弃对常识的自觉，这种情况当前不在少数。 《平常心看日本》显然不追随这种时尚。作为京都大学客座教授和大谷大学访问学者，蒋寅先后在日本居住过两年多。他在散文集“跋”中坦言：“我处的位置是比较优越的，所以感受不到日本生活艰难的一面”，但也正因如此，使他“能超脱于生存压力和功利关系看日本，以平常心欣赏日本人和日本社会一些好的方面”。这一切固然说明作者能摈弃中国人的大国心态，平心静气体察生活的功夫，但“即使像别人说的，我接触的只是日本人中较优秀而且对中国较友善的一部分，那我就谈谈这一部分好了。精英群体往往代表着民族文化最优秀和最核心的部分，这不也是我们应该认识的日本的一部分吗？”因为“从根本上说，对于外国人和外国文明所做的批评，正如犹太哲人雅休·本·达奈尔所言，乃是自己以及本国国民的潜在欲望的表现”。 （二） 全书共分五辑，按先后顺序为《岛国风情》、《人文之国》、《大和民族速写》、《生活的美学》和《浮世百态》。作者对五辑之间的逻辑关系未作说明，但一辑辑看下来，不知不觉就看到它们相互印证的轨迹。以第一辑《岛国风情》中《京都印象》、《哲学小道》和《美丽的箱根》等为例，虽然是印象，但由于作者有一双善于捕捉“镜头”的眼睛，日本当代社会与传统形成的互动与互补，如同配有精彩文字说明的影像，足以打动人心。而后面的几辑，可以看作是对第一辑所涉及问题的论证和补充。 《京都印象》是作者对“日本文化的根”的印象： 我很庆幸在日本一直居住在京都，能从容地感受这座城市的美。徜徉在御所的参天古木中；在鸭川边看随风飘零的樱花；忽然传来东山的钟声；不经意地踱入一条幽静的深巷，竟别有洞天；或在祉园的小桥流水边，偶见身着艳丽和服的舞妓迤逦而过……那时你才能体会到京都的美。只有那里才集中了日本文化的神韵，古雅的风情和传统的美感。 与现代都市的炫耀与喧嚣迥然相异，若要概括京都这一日本国民“心灵的故乡”，作者以为“最贴切的莫过于‘幽雅’二字”。在一个日本人面前，说自己住在京都，“你会赢得情不自禁的赞叹和神往的目光，那发自内心的赞美之情，总是让我格外感动”。为进一步说明这种感受，作者至此笔锋一转：“在中国，有哪座城市能让人如此神往、发自内心地眷恋呢？”近二十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古城弃旧迎新，尽换容颜；新城拔地而起，杂乱纷纷，到处五光十色又显得光怪陆离。人们逃过一种喧嚣，又陷入另一种喧嚣，乡关何处？缺乏归属感是现代人精神疾患的普遍症状。出于这样的背景，作者敏锐地觉察到日本人对于京都却是由衷地向往：“这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皈依感，朝向心灵故乡的永恒眺望和无尽的乡愁”。 如果当下中国城市留给人许多声光的刺激，那么日本京都留给作者的印象是色彩：“棕褐色和翠绿色”。“前者是民居的木色，后者是植物的颜色”。上世纪初，英国著名的园艺采集前辈威理森，曾把这样的印象给与中国。20年代威理森的回忆录写道：“中国，实在是花园之母。中国人似乎拥有与生俱来的爱花天性，即便最寒陋的农舍，也因栽花而生辉，历代诗人更写了卷轶浩繁的咏花诗。”时至今日，作者则把这种印象留给日本：“日本才是一个花和树的国家”。日本是二战后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国家，在亚洲最先进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与这种发展速度似乎完全矛盾的是，通常备受现代化打搅、横遭涂炭而逐渐萎缩的自然界物种,如植物和昆虫，却在这方幽雅的天地独享方舟之幸。“哲学小道”在京都东山，因日本近代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常在此散步而得名。清幽的环境中，“有名的景致是夏夜的萤火虫。在樱树的枝叶间，更多的是在河畔的草丛中、迎春的枝条间，星星点点的萤火闪烁明灭……沿河边游走，不时遇到三三两两的学生，都低声细语，像生怕惊动了眼前的小生灵。实在没有比在这样的夜晚漫步更美好的事了”。 能亲身体验“哲学小道”清幽的景致是一种享受，但能发现、并会欣赏这种景观的乐趣，却来自中国文化传统对作者的熏陶和培养： 老杜“却绕井栏添个个，偶经花蕊弄辉辉”的诗句，蓦地跳入脑海。呵呵，多少年没看过萤火虫了，眼前景象真恍似回到儿童时代。 正出神间，一阵汽车喇叭声，将我唤回到现实中来。原来有日本人开着汽车来看萤火虫，大呼小叫，唐代诗人李商隐曾将焚琴煮鹤、花上晒裈、松下喝道目为“煞风景”，眼前的情景可列为现代“煞风景”一例。 读到这里，让出生于古都北京的我有说不尽的感慨。在北京高速度的建设发展中，类似古人所说的“焚琴煮鹤、花上晒裈、松下喝道”的现代“煞风景”的事还少吗？等大家终于从“先富起来”的梦中清醒，那些曾经掩映在桃红柳绿中的传统四合院、弯弯曲曲的胡同，还有原来大街小巷星罗棋布的点心店、水果店、绸布店、文具店，或那些完全可以和京都“哲学小道”相媲美的清幽景致，早已所剩无几。现在在我的“老家”建国门内大牌坊胡同（这条胡同80年代就没有了）一带，童年印象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霓虹闪烁，彻夜喧嚣，一觉醒来以为自己身在纽约也不为过。这一切是经济大发展时期的泡沫？还是像如今被拆得七零八落的古城那样，能有几百年寿命？好像谁也说不准。但有一点，蒋寅笔下日本京都古朴的风貌：参天古木环抱的寺院，曲径通幽处的民宅，“民俗色彩浓郁的手工艺铺子，作坊式的食品店，传统民居风格的旅馆”……它们共同构成一种质朴的生活和朴实的人情，这些才显得更加实在，让人觉得心里烙贴。这样的生活也应该恒久绵长。 （三）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现代化步伐始终走在中国乃至亚洲前面。与此同时，日本又是极力保护传统的国家，特别在战后重建过程中，成为东西文化结合的典范。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曾经在《现代日本的话语空间》一文说到日本对亚洲不同国家、特别是中国文化兼收并蓄的态度。他援引冈仓天心《东洋的理想》（1902）一段话：“日本的艺术史由此成为亚洲观念的历史——东洋思想不断掀起的每一阵浪潮，都在这里的海滩留下一层沙粒，都在这个民族的意识中留下它们的痕迹。”日本学者对此有十分清醒的文化自觉，并不因为哪些是中国文化，哪些是印度文化而予以排斥。柄谷行人说：“日本特有的位置在于，从它的个别空间发展成为兼收并蓄的‘宝库’，成为亚洲相互交流的产物” [iv]。日本就将这“宝库”视为自身弥足珍贵的传统。 《美丽的箱根》写道，箱根毗邻富士山，不像东京、京都这样的政治文化中心城市闻名遐迩，而是作者“从日本小说里看到的”的地方。 午后走到颇具规模的MOA美术馆，正值茶文化艺术品展出，我们一行鱼贯而入。虽说展品不算太丰富，但有些元代中国人的真迹，很珍贵。还看到一幅一休上人的字，书法和诗水平都一般，莫非一休大师也应了孔融那句名言，“少时了了，长未必佳”？ 箱根不属于日本大都市，却有“颇具规模”的美术馆；而在不太丰富的展品中，又有珍贵的“元代中国人的真迹”，与一休上人的书法和诗陈列一起。 蒋寅的散文不端架子，好像信马由缰，但包含的意思总耐人寻味。当看到这些流落异国他乡的文物保存完好，可供游人欣赏，供学者研究，我不禁想起今年10月到居庸关长城游览的情景。居庸关特别吸引我的是云台（实为喇嘛塔基座，塔已焚毁），每逢至此，都要来这儿驻足观赏一番。云台始建于元代，中间有通道，通道两侧壁上刻有四大天王像，还有梵、藏、蒙、维吾尔、西夏、汉六种古文字刻成的经咒和造塔功德记，可谓元代大型石雕艺术精品。但如今已严重风化，虽然路面保护起来，但浮雕始终裸露在塞外干燥的风沙中，与几年前我看到的相比，面目又模糊了许多，非常可惜。同是元代艺术珍品，分处日本箱根和北京昌平两地，待遇却很不相同。海外常有人说，要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去日本，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保存完好。这话虽然很不中听，但实际上近年来政府和社会各界为保护文物付出的努力，与亟待抢救、保护文物的需要相比，还远远不够。 这里可以看出日本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的力量。不仅对于民族文化，日本知识界有认真思想、反复考量的传统，在国家政事面前，也表现出不俗的品格。《京都大学》是集中描写日本国民最看重的“纯粹的学术品格”的散文。除了为日本贡献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京大还有两件“影响日本历史深远的功绩”，“一是捍卫大学自治的传统，这是京大教授正义感的象征；二是推进环保运动，这是京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表现”。环保的成果在散文集随处可见，而京大教授正义感的事例则在这里留下重要的一笔。1933年5月，为抗议文部省解除泷川幸辰教授的职务，京大发生法学部教授集体辞职事件。 满洲事变后，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势力及其扩张野心急剧膨胀，时任京大法学部教授的泷川幸辰，秉着法学家的正义感和良知，在演讲和著作中不断予以批判……在课堂上讲对天皇正当防卫也是成立的，给学生以强烈的刺激。最终被文部省以讲演和著述“不稳当”、“反国家”，对学生和公众产生不良影响的理由解职。泷川教授是个坚持自己信念的人，平生最憎恶谎言和卑躬屈节，离开京大后，他到大阪去做律师，临行留下的话是：“喜欢的山也可以去登登了。” ……这次事件乃成为不屈服于权力的京大学术精神的象征，泷川教授也在日本战败后的1946年重返京大任教，并于1953年出任京大总长。 从《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集体辞职事件可以看出，关于日本侵华战争，还有日本妄图吞并亚洲，进而称霸世界的企图，在当时和现在的日本都并非铁板一块。这一点《平常心看日本》与《日本论》有相似的意见，只是其中的人物事件不同而已。两本书出版相隔80年，但由于作者能深入日本历史与现实生活内部，得出结论才不流于空疏浮泛，而具有参考价值。比如《日本论》对明治时期帝国陆军将领桂太郎、海军将领秋山真之和参谋次长田中义一的描写，通过作者亲身经历的几件事，将人物的历史活动勾画出来，客观、生动而有趣。张勋复辟前，孙中山派戴季陶前往日本了解情况，秋山真之反对张勋复辟，但碍于职责，“万不能随便讲话”，于是便王顾左右而言他，实在被追问得紧了，回答就像打哑谜；田中则在客厅高悬张勋一幅“泥金笺的簇新的对联”，上题“田中中将雅正”，却反复向戴季陶解释他如何反对张勋复辟，“越说越长，越长越奇”。日本军界始终密切注视中国政局，对中国的觊觎之心由此可见一斑。作者在文尾总结道：“‘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小二不曾偷’两句话，确实有此意义。”但同为军界要人，具体到不同将领，对事情判断和做法也十分不同。 （四） 散文集不仅从政治较量、人格操守方面解析日本的复杂性，还通过文化观念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深入分析日本国民性。几乎每一部描写日本的书，都要提到樱花，提到樱花和日本武士精神。由于这本散文集前后篇什相互关联，具有唯美意向的樱花，在蒋寅笔下更多一层人类学和社会学含义。《枫叶和樱花》借自然景观展现大和民族传统价值观，却一点也不牵强附会，而且看过之后，你会觉得实在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真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说枫叶的盛衰是全人类的故事，即使不那么红艳的香山红叶也有自己的悲欣，那么樱花就真是属于日本的传奇了。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种花开得像樱花那么绚烂和茂盛，而又那么短暂，只消两三天，那云蒸霞蔚的花树便零落了。是零落，只能用零落这个词，决不能用凋谢或别的词。一般的花，都是花瓣先枯萎，然后才坠落，而樱花，因为太短暂了，短暂得甚至来不及枯萎，花瓣光鲜晶亮着，就那么飘零辞枝，纷披一地了。开放的短暂固然反衬出生命的辉煌，但樱花的绚烂主要是由飘落的景象渲染的。那回风转雪似的洒然飘落，没有亲眼见过的人，是绝对想象不出的……那种景象给人一种无法形容的凄绝的美感，任何比喻都显得拙劣和俗气，只有武士的精神与它有本质的相通，所以日本古语云：“花则樱花，人则武士。”意谓做花就要做樱花，做人就要做武士。 但在《钟情于自杀的民族》这一篇，作者列举了日本数字高得让人触目惊心的自杀现象，而后写道：“放眼世界，生活在苦难中的人口很多，生活压力大也不是日本人独有的负担”，但为什么日本人在这方面的承受力如此之弱呢？这应该归结为一个文化研究的课题。 ……我思索的结果，觉得不能不和日本崇尚的武士道传统联系起来考虑。武士精神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某些义理和价值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这种传统的长久熏陶突出了决然了断生命的方式，使其形式意义远大于结束生命的原因和理由。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唯美的樱花艺术也有对生命的冷漠。如果一意追求生命形式的极致，即使不能瞬间“盛开”、也要实现瞬间“零落”，对于个人，可能是个人和家庭的悲剧。但如果这种无视或淡漠生命的潜在意象被放大到国家和民族，那将造成多少生灵涂炭？无论是对被入侵者，还是对入侵者，都是无以挽回的历史悲剧。因此我赞同樱花和武士属于“日本的传奇”的说法，正如日本早已不是武士的时代，樱花的美丽与神奇，是自然造化之功带给人类的惊喜，盛开如此，零落也是如此。 还有许多篇什，来不及一一介绍，都是作者看到日本民族优点同时，也看到问题所在，有时候优点和问题恰如一个镍币的两面，彼此不可分割。比如日本社会沿袭传统，基本上男主外、女主内，一个有固定职业的男人，收入起码可以让四口之家维持体面的生活。但“妇女以婚姻为职业”的“结果是，男人辛苦了一辈子，家里攒了多少钱却不知道。老汉被离婚，竟有一贫如洗的”。因此有人开玩笑说，日本男人的地位是世界最低的。而这种家庭模式使女人也不开心。“男人太累，女人太闲。太累则无心顾及女人；而太闲则离社会越来越远，无法和男人沟通。长此以往，必然生分疏远”。沿袭传统模式造成夫妻关系不和谐，高质量的家庭生活与夫妻关系形成一对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再如，日本人很敬业，对工作“高投入”，一定不给接下来工作的人留下麻烦，是世界公认非常好的合作伙伴。但日本人排外也是事实，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如果仅仅是排斥外国人、谨防别人抢自己饭碗，还算小的方面；那么放大了说，狭隘的民族意识造成一些日本国民甚至对历史问题也颠倒黑白。“日本人念念不忘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带给他们的痛苦，但就是不想想美国人为什么单单要炸他们，不想想日本军队在别国领土上杀了多少人。只记得别人如何害己，不记得自己如何加害别人。这可以说是相当一部分日本国民的固执心理。”狭隘的民族观念使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依旧分不清对错。 对于日本，散文集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既不溢美，也不脸谱化，一切感想都有具体的生活细节作为支撑，使读者尽可能了解日本社会方方面面。由历史来看，从日俄战争到二战被打败，从战后经济起飞到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经济强国，日本影响世界近百年的过程，怎么会是单向思维概括就能说清楚呢？这本散文集不光是作者“平常心”的体现，也是他对日本别开生面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2009年12月28日完稿于北京 [①] 蒋寅：《平常心看日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 [②] [美]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廖源译，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 [③]见戴季陶著《日本论》，九州出版社2005年。 [iv] 柄谷行人《现代日本的话语空间》，董之林译，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第4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