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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短篇小说创作势头正劲的天津作家武歆，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作为青年作家虽稍显“晚熟”，但他创造的别样的叙事场域，已经彰显了自己的叙事个性。凭着对工厂的热爱和熟悉，武歆不仅写出了当代产业工人的生活与命运，而且还扩及到对底层人民生存状况及其精神世界的关注和探索。 《诺言》(《山花》2004年第12期)叙述了瞎眼姑父的故事。这个被父亲看作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的瞎眼姑父，实际上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乡下小买卖人，为了扩大经营，他扬言向父亲借钱，以至于吓得父亲到处躲避；但他执著地要面见父亲的真正原因，不仅是要质询父亲为何没有遵守参加姑姑葬礼的许诺，而且还要执行姑姑临终时的托付：归还父亲的几张百元大钞。这几张缝在衣服衬里的钞票因年岁过于久远已经发霉，但在父亲的失诺与瞎眼姑父的践诺之间，却折射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言信重诺的优秀品质。 《天车》(《中国作家》2005年第7期)讲述了工厂天车女工李美玲的故事。小说中的铆焊车间虽是一个生产单位，但同时也是底层社会的缩影。权力操控着人们的命运，也改变着他们的面貌，而处在权力阶梯关系底层的男女工人们的生存环境就越发显得艰难。《幸福的女人》(《山花》2006年第9期)以饱满的情绪塑造了一个乐观、智慧与健康的女人形象。从万芬华充满活力的身影中可以看到，底层叙事并不仅仅是苦难和悲情的专利，它也可以从轻快、灵动的叙述中发现处在世俗社会底层的人们特有的生活智慧和人生观念。 卑下者往往更聪明，万芬华如此，《火炉街》(《中国作家》2007年第10期)中的冯国海也是如此。作为在区拆迁办临时帮工的下岗工人，冯国海既无年龄优势，又无一技之长，而且还有腰肌劳损的旧伤，因而他十分珍惜拆迁办这份临时工作，希望通过工作业绩改变自己的形象，并为未来做打算。事实上，当他以同情的交流化解“困难户”窦老头一家的怨气、以朋友的交心换取“难缠户”孙达理的让步、以情感的交融获得离婚女人福小琴的支持，化解了包括拆迁办副主任都无法解决的拆迁难题，使得拆迁工作顺利进行的同时，冯国海的形象已经得到了改变，他不仅有朝气、有能力，而且也有智慧、有责任心，有着一颗善待疾苦的同情心。 武歆中短篇小说的格局都不算大，叙述的多是关于平民百姓的日常故事。单就其情节本身而言，这些故事很简单、也很平常，平常到如果放在现实生活中就有被人所漠视与忽略的危险。但是，这些简单、平常的故事在武歆的笔下不仅变得回环跌宕、引人入胜，而且还显示出其更深一层的意义。 在《诺言》和《天车》中，武歆显示了他的叙事才能。这两篇小说中，“我”的“不明所以然”的限制叙述成为整个故事的推动力量。《枝岈关》(《人民文学》2006年第5期)中，武歆把这种叙事谋略进一步发展为悬念的设置与真相的破解的叙述过程。三哥和父亲之间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父亲早年英勇、光彩的革命经历和他暴躁的脾性，及其因女人而受到降级处分的失败与不光彩的历史，作为大地产商的三哥抛开公务而突然携带父亲骨灰去枝岈关的唐突举动，所有这些悬念如同一个个的结，把人物、事件环环紧扣在一起；随着在枝岈关调查的深入，这些悬念性的叙事之结又一个个地解开。于是，叙事在不断地打结与解结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环，而打结与解结的张力构成了叙事的无穷魅力。 武歆显然精于此道，所以他在《中国象棋》(《当代》2006年第6期)中继续操练着打结与解结的叙事谋略。楚小棋长得奇丑无比，却有着家传的超凡棋艺和容貌俊秀的老婆，强烈的不协调使他成为整个车间的一个谜语，而他和新来的车间主任强权人物高明康之间的亲密关系，更让这个谜语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这个“结”以楚小棋为核心，联结着高明康，也把车间的人们团绕在其中。不过，这个“结”最终并没有完全解开，随着楚小棋车祸死去，高明康只是从楚小棋父亲的背影中明白“原来是这样呀”，而车间的人们也是从高明康的象棋比赛和京剧票友大赛的结果中感叹“原来是这样呀”，但究竟怎样，高明康没说，车间的人们也没说，武歆在小说中更没有说明。这种看似解开实际没有解开的“结”，既为整个叙事增添了扑朔迷离的效果，也使得小说具有了更深层的隐喻意义和更为广阔的解读空间。 武歆的中短篇小说讲究叙事的艺术，尤其对限制性的叙述作了精彩的发挥。他以精细的雕琢、精心的布局把中短篇小说“艺术”性的一面展示在人们面前，突出了叙事行为的功能性特征，创造了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叙事效果，其精巧的叙述往往弥补了故事内容的狭小与平凡；但是，对叙述行为的过于依赖有时也会现出斧凿的痕迹，显现了人工的强制色彩，这反而限制了故事内容进一步的扩展。这也是武歆在未来的小说创作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原载：中国作家网2007年09月01日 原载：中国作家网2007年09月0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