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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雷颐继《历史的裂缝》之后又一本关于“日常生活的历史”的书。他书中也写到许多人物，但那些历史人物的鲜活是为了复活他们生活其中的那个时代。像徐友渔所言，读雷颐的书不纯粹是读史，在他的笔下历史不是冰冷的过去，而是就活在我们的当下。雷颐所注重的历史虽然也有一个个鲜活的知识分子的灵魂，但更多却是普通人的历史。他所挖掘出的史料已经脱离了掌故和逸事的层面，深入到了过往历史的肌理，仿佛在触摸着历史的心跳。雷颐说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一定要警惕“唯文本”阅读，这是因为当我们研究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时候，只能通过其有限的言论、主张和纲领等“文本”，但是这些公开的“文本”可能与真实的历史相距甚远。再加上每个时代都有他们的禁忌，还有研究者个人对“文本”取舍难免有感性的好恶，“对某种思想往往根据‘文本’便阐发、叠加,附会了越来越纷繁、丰富、精巧、华美、恢宏的意义。这一切都使‘文本’留下了更加巨大的空白”。雷颐的担忧并非简单的牢骚和危言耸听，其实在现今的学术体制下这种为研究而研究的学人已经有很多了。把历史研究仅仅作为一种职业，不去追问这种研究背后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使大多数的研究者沦为了一种学术研究的附庸和奴隶。 书中有一篇文字《一身跨两代》，是写“旧知识分子”陈乐民先生。陈先生在2008年12月27日刚刚去世，因此在书中读到这篇文字时想到斯人不在，物是人非，颇有唏嘘感喟之意。陈先生生于1930年，自幼学书画诗文，国学功底深厚，青年时期先后就读于燕京、中法、清华、北大等京城著名学府，专修西方文化，英语、法语俱佳，于欧洲哲学与历史有特殊造诣。陈先生曾担任外交官，长期在涉外部门工作，后成功“转型”到学术领域，后半辈子主打欧洲研究。他认为研究欧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离不开更为基础的历史和哲学。因此在中外哲学和历史上着力甚多，颇多建树。但这篇阅读陈乐民先生文字中引起我注意的还是他对中国史的看法，“中国史学的先天不足是历朝历代的‘史’其实都是政治史，而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等都是空缺的。这是因为中国历史是在史官的‘实录’框架中写出来的……由于没有专门的治史为务的历史学家，所以在史学理论方面就难有独立发展，虽然强调史德、史才、史识，但都是在‘史官文化’的藩篱中论史。”因此中国历史的书写难免就是一部帝王将相史，距离现代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史有很大的差距，也给当今的历史研究者设置了巨大的解读障碍。这是一种典型的“唯文本”式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书写只能遮蔽真实的历史。 印象中，上个世纪90年代，年轻一代学人葛兆光先生在他的《中国思想史》中不满于传统精英思想史的研究，首先提出一般思想史的看法。这种提法好像与雷颐先生一直主张的“日常生活的历史”研究有许多相似和借鉴之处。葛兆光先生特别反对把思想史写成精英和经典的思想史，因此，他提出在精英和经典之外，“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读过雷颐的《历史的缝隙》和《历史的进退》两本书，你可能会有些轻视这样浅显、通俗的历史文本，但也许这却正是雷颐的煞费苦心之处。 《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 雷颐 著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9年1月版 原载：《晶报》200-04-29 原载：《晶报》200-04-2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