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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安是“80后”作家中比较沉静和低调的一位，她的作品并不多。从发表处女作《姐姐的丛林》至今，她只有两个中篇(《姐姐的丛林》、《莉莉》)和两部长篇(《告别天堂》、《芙蓉如面柳如眉》)四部作品。然而，这为数不多的几部作品，却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震撼。更有评论者指出，笛安的作品开始让文坛重新审视“80后”的写作。对于一位年轻的作家而言，这样的肯定至少是值得欣慰的。25岁的笛安心平气和地坚守着自己的文学追求，执著地发掘着自己创作的支点。她的作品摒弃了急功近利的喧嚣和浮躁，远离了装腔作势的虚伪和做作，呈现出一种少见的干净和厚重，在恳切的孜孜追求中不断缔造着新的理想和高度。 《告别天堂》作为笛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最初发表于《收获》2004年秋冬卷，后由春风文艺出版社于2005年1月出版发行单行本。这部小说围绕五个少年的成长故事展开叙述，让他们一路跌跌撞撞地穿越湍急的青春之流，那种激荡在灵魂深处的血气方刚和单纯善良裹挟着生命之初的勇敢和无畏，最终撞击成曲折艰辛却又让人荡气回肠的青春。作品饱含着厚积薄发的激情与从容，展现了笛安让人叹服的叙述才华和语言魅力，深切传达了“80后”一代人独有的生命体验；在酣畅淋漓地抒写青春的同时，文本也承载了笛安超越青春的思索和追问，一种阅尽青春繁华与苍凉的隐忍和安然渗透在字里行间，折射出笛安超越年龄的成熟与练达。 一 对青春的抒写、对成长的回溯是文学的一个永恒母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家都曾叙写过青春期的成长历程。“从郁达夫的《沉沦》、冰心的《超人》、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宗璞的《红豆》、王安忆的《雨，沙沙沙》、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可以说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青春期伤痛。”徐妍：《文学视野下的80后文学》，载《文艺报》，2007年7月26日。“80后”作家开始创作的时候大多只有十几岁，青春期的成长生活是构成他们创作的最为直接和现实的经验资源。“他们怀有什么样的怕与爱？拥有什么样的花样年华和残酷青春？处于何种迷惘，又会发出怎样的号叫？这似乎理应是‘80后’作家要告诉世人的，也是其与同辈读者们相互分享的。这份独特的‘生活’，不但可为‘80后’作家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提供厚实的地基，也可为中国当代文学整体的创作增添新鲜的土壤和撞击的活力。”邵燕君：《以真切体验击穿成长之痛》，载《南方文坛》，2007(4)。从这种意义上说，《告别天堂》无疑是成功的，它直面青春的体验，毫不做作地切入成长的肌理，将青春的美好与残酷，成长的欣喜与阵痛赤裸地展示给读者，执著地“追寻爱情的炽热、纯粹、净洁、美好，由此建构了‘80后’爱情、生命、理想的根基”徐妍：《文学视野下的80后文学》，载《文艺报》，2007年7月26日。。 在《告别天堂》中，繁花似锦般的香港回归作为无声的背景消隐在高中生的日常生活里，高考的厮杀固然惨烈，但更多的却是作为一首青春的配乐，真正让他们成长的是青春期纯净而毫无顾忌的爱情，这其实比高考来得更为凶猛。这爱情里有张国荣凄美的歌声，有王家卫梦幻的镜头，也有杨德昌暴力的牯岭街……笛安将散落其中的体验一点点打捞，审慎地把它们交给笔下的人物，和他们一起去打通那些积淀已久的经验。爱情作为一种载体完整地彰显着青春的美好和残酷，理想的壮丽和脆弱，还有成长的粗暴和忐忑。《告别天堂》以宋天杨和江东的爱情故事作为框架，不断丰富和延续着几个主人公的成长和追求。宋天杨这个纯洁善良而又温暖固执的女孩子是作家用力塑造和着墨最多的人物，其他人物可以说都是由她延伸出来的。天杨的成长表现在她与客观世界的对话中，通过对话她对世界的感受不断发生着改变，我们姑且可以看做是经历了一个从不美好到美好再到不美好，最终达成和解的过程。当然这些感受交织在一起，而不是彻底分离的。这个过程与小说中多次提到的《局外人》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契合。母爱的缺席和父爱的缺失带给了天杨比同龄人更多的困惑，她因为在看《妈妈再爱我一次》的时候没有哭而被视为异类，这就像默尔索因为母亲去世没有哭就被判死刑一样让她无从理解，于是从那时起她就发现，“世界是本字典，事无巨细全都定义过了，任何一种感情都被解释过了，我们就只有像猪像狗像牛羊一样地活在这本字典里，每个人的灵魂都烙着这本字典的条码”。然而，从在北明中学的入学式上遇见江东的那一刻起，她的生命注定要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这个孤独的孩子单纯地以为面前的清秀男孩跟她一样，是“不习惯这个世界的”——“十五岁那年，我在人群里一眼看到了江东。你知道那时候我是多渴望传说中的爱情吗？我以为它可以把我从这无边无际的寂寞中解救出来，我以为有了爱情之后我可以更爱这个世界一点，我以为这是让这本冷漠的字典对我微笑的唯一的办法。”虽然有千百首情歌曾为这代人描摹过爱情的样子，遗憾的是却没有一首能够概括天杨和江东的这场初恋。也正基于此，天杨的成长既体现了一种共通的体验，又有着鲜明的个性色彩。毕竟，在同样的生活背景下，每个个体的境遇又是千差万别的，说到底，“个人的成长史总归要表达个人精神的存留和赓续”，而不应是“大量的互文式的群似”。施战军：《论中国式的成长小说的生成》，载《文艺研究》，2006(11)。那么，笛安一定是深谙此道的吧。遭遇爱情的天杨倔强地索取着江东的爱，同时又不顾一切地付出着自己的爱。她的世界因为江东的出现，因为爱情的出现变得美好和幸福起来，然而，这样的“美好”和幸福未免有些天真。成长还是现出了它狰狞的一面，现实让她“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我注定了寂寞。爱情解救不了我，江东解救不了我，加缪最多只能和我同病相怜，默尔索的阿尔及利亚对我来说比月球还要远”。在与方可寒的纠缠中，江东一点点地沉沦了下去。他的沉沦粉碎了天杨的爱情理想，那个用这样的理想建构起来的美好世界也只能在顷刻间坍塌。“爱情不只是美的，还是活的”，“不是只有这么美丽的悲伤”。这一切是谁也无能为力的，是成长过程中每个个体所必须面对和经历的，“你以为你是谁，也配讨厌这个世界。……在这世上发现一件事情要受够与它相同程度的折磨……这个世界弄脏了我。在我看清我的爱的时候它就已经脏了，那不是别的东西那是爱。你可以不要它可以拒绝它可以抛弃它可以伤害它可以瞧不起它，可是你不能弄脏它。”然而，“没有人是一尘不染地真正变成这世界的一部分的”。疼痛的凸现和成长路上的困惑让天杨的挣扎和拯救显得弥足珍贵又充满悲剧色彩。 那么，天杨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与这个世界达成和解呢？这个过程也投射出作家本人的爱情观、人生观，是一种非常富有个人特色，也非常有意味的东西。不管是怎样“彻底、迷乱”的爱情，它最终唤醒的还是天杨灵魂血液里的善良和宽容，她用她的原谅来与这个世界和解——“我还想在彻底、迷乱和疼痛后面加上一个词，就是原谅。这样才算是完整的体验的过程。这种原谅建立在一种对自己经历过的挫折以及自己性格的缺陷的理解之上，是种很温暖、很幸福的东西。我在《告别天堂》里也表达了这个。我觉得我说到底是个乐观的人。”《笛安与〈告别天堂〉》见http：//datiqinshi 52blog net/logs/2898546 html。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原谅，才让天杨真正拥有了那“充满星光和默示的夜”，成为一个能够继续相信明天的奇迹的人。“经历了青春期所有的折磨，但还是纯洁勇敢地成长下来。”周嘉宁：《往南方岁月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也许，真正让天杨刻骨铭心的并不是飞蛾扑火般的初恋，而是奔涌在青春期的血管丛林中的无能为力的挣扎和痛彻心扉的宽容。笛安由此深刻剖析了“80后”对爱情的领悟，再一次印证了他们成长历程的跌宕起伏与举步维艰。最后，在那个清凉的夏夜，天杨留给江东一个美丽的微笑，一个宁静的背影。这是对青春、对成长、对曾经的刻骨铭心最虔诚的祭奠吧，因为“公元前我们太小，公元后我们又太老”。 二 笛安用她的“诚意”为我们献上了一场青春的盛宴，在“我们已经见惯了那些千篇一律的人物和千篇一律的说话口气”周嘉宁：《磅礴的青春期》，载《布老虎青春文学》，2005(5)。的时候，在我们被太多的小情调所牵绊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了最质朴的感动，正如她自己所说：“在这份诚意里我真正和每一个人物面对面，我一点一滴地和那五个孤独的孩子相处。”许多“80后”作品都抒写了青春生活，但遗憾的是，如果仅仅执著于个人情感的宣泄，仅仅为了疼痛而疼痛，难免会陷入自怨自艾的浅薄，自恋自怜的恶性循环以及那种“互文似的群似”。显然，笛安一开始就决心向一个更高的高度跋涉，她没有停留在对青春体验的传达和对青春经验的重构上，而是展开了她对人类生存面临的普遍意义的形而上思索。在抒写青春残酷和成长疼痛的背后凸显的是笛安对“青春”的力透纸背的超越——一种对生命的悲悯沿着主人公的成长轨迹，一点点渗入青春的纹理。在不知不觉地把“二十一年的每一种情感”都放在小说中的同时，笛安投入了自己对生命的深邃理解和宽厚的悲悯，这些都是文学中至为宝贵的东西。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理解和宽容，小说的触角才得以抵达人性的深处，去发掘那些最为隐秘的东西，去追问那些真正来自生命本相的东西。 写作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作家与人物对话的过程，通过这种对话实现作家与客观世界的对话，笛安说“我在塑造他们的时候，也在被他们塑造着”，从而在互动中找到一个认识的基点。笛安对《告别天堂》中的人物和人物境遇的态度是建立在她对青春生活的恰当把握上的，她对天杨、江东、方可寒等人物以及他们在不同境遇中的行为都给予了一种最彻底的理解，当然这种理解是隐藏在文本意蕴中的。江东的挣扎并不是简单地介于天杨和方可寒之间，而是扎根于他对纯粹爱情的追求，是来自他对自己爱情理想的一次又一次的追溯。“天杨，你根本不该遇见我。我就只配和我筒子楼里的伙伴一起为了这个婊子打得头破血流……天杨，我的宝贝，你这么洁净，这么漂亮。我很无耻你知道吗？……我又在骗你。我又在利用你的单纯——我一直都在利用它。”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天杨是符合江东的爱情理想的，那么方可寒呢？对江东来说，对她的感情仅仅是源自情欲的冲动，还是一种俯视的同情，抑或是沉积已久的爱情呢？这种感情是复杂而微妙的。方可寒是小说中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物，我认为作家还可以更用力地塑造她，她身上负载了很多敏感的问题。表面上看她是冷漠的，有着看透一切的超脱，但实质上，她的内心也充满了痛苦的挣扎，尤其是在面对江东的时候。天杨的身上散发着让无数人动容的性格魅力。一方面，她宽容了江东的背叛，也接受了方可寒，甚至与得了绝症的方可寒成了好朋友。她对江东说：“是你把我变得善良的，因为你我才爱上这个世界。所以我得为这个世界做点儿什么。虽然做不了太大的事儿，但真正去爱一个伤害过我的人——比如方可寒，还是做得到。”另一方面，却是她更为激烈的挣扎。就像江东所说：“我知道她不是假装，只不过那只能像露珠一样转瞬即逝。”圣洁的光环是不是只停留一瞬间呢？笛安高明地将自己的困惑交给了小说的人物。天杨对自己灵魂的拷问是小说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后来的日子我常常问自己。当时我那么说，是不是因为我知道她活着的希望不大？我的话里有没有哪怕是百分之一的欺骗？……我原谅我自己和江东的爱情里那些自私的占有欲，我原谅我们在缠绵悱恻时或恶言相向时以‘爱’的名义对彼此的侵袭和掠夺……我原谅我迫切地想要留住江东不过是因为我舍不得我自己的付出，我原谅正在原谅一切的自己心中升上的哪怕是一丝丝的自我牺牲的虚荣和满足……”在这里笛安用了几乎一页的篇幅来窥探天杨的内心挣扎，将她灵魂深处的所有粉饰所有虚伪层层剥离，连续使用了21个“我原谅”将天杨对自我的审判毫不留情地袒露无余，带有强烈的自省意识。而与肖强发生关系时的天杨，灵魂深处是否掠过一点带有报复性的快意呢？——“我是个善良的人吗？……我告诉自己也许他会原谅我，你看你原谅过他和……我说宋天杨你怎么能这么无耻。”这也就是笛安在《告别天堂》后记里所谈到的“奉献”吧：“我一直都觉得，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最神圣的念头里也会掺杂一些不被察觉的私欲，最无悔的付出里也会隐藏着对回报的要求；任何一种奉献的顶点都像宗教一般的虔诚和美好，都像珠峰上的积雪一样圣洁而温暖，但有一件事是我很想知道的：为什么那么多的作家或者导演都要让自己的人物在这个“奉献”的最明亮的顶点上死掉呢？如果这些人不死呢？他是不是一定会从这个顶点上掉下来？掉下来之后又会怎样呢？” “如果说，小说有某种功能，那就是让人发现事物的模糊性。”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这样说，“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的使命在于“通过想象出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我不知道笛安是否深受昆德拉的影响，但《告别天堂》的确具有这样自觉的追寻，或者说，这种自觉来自于笛安对《局外人》的深刻理解，从那里面她已经读出了人类的境遇。“正是那些神圣和自私间暧昧的分野，正是那些善意和恶毒之间微妙的擦边球让我们的世界变得如此丰富，如此生机勃勃。正是所谓人性深处的这些光与影的舞蹈让我们变得坚韧的。……他们终于和他们的命运达成了温暖而刻骨的理解和原谅。那句古老的成语：生生不息，讲的是不是这种寂静的轮回呢？”笛安带着这样的疑问向人性最为隐秘的角落探幽发微，直面那些光与影的交错，体现了她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意识的领悟，也是她对作家使命感的初步承担。当然，笛安的这种追求才刚刚开始，但不管怎样，作为一个年轻的作家，这是难能可贵的。 三 《告别天堂》在艺术上也具有鲜明的特色。这首先体现在它的叙述方式上。许多“80后”作家都十分热爱电影艺术，他们的作品里也或多或少地显露出这样的痕迹。笛安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有两部电影是她百看不厌的——深作欣二的《大逃杀I》和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而《告别天堂》的叙述方式似乎受到了《大逃杀I》的启发，类似于电影中用镜头的切换和分镜头的方法来转换叙述视角，“让小说人物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进行交叉叙述，这样的一种设定，就既可以使小说人物充分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也可以借别人的视角对人物进行一种相对冷静客观的描述。二者紧密结合的结果便是对于人物形象的一种更加全面也更为立体化的成功塑造。”王春林：《满目繁花又一年——2004年长篇小说印象》，载《南方文坛》，2005(2)。小说分别以五个主人公作为不同的叙述者，主观视角和客观视角交叠，同一事件由“自身”的叙述和他者的讲述共同完成，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同时，这种叙述方式也有利于作家对自身主观感情倾向的有效控制，强化了人物本身所能传达的体验的程度。“也许，与一个不起作用的作者陪伴下的叙述者打交道，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印象，就是感情上的距离的缩小……只要人物认为并感受到，什么可能直接作为他所面临情况的可靠线索，读者就可能有身临其境之感，甚至因为精神上的孤立而体验得更强烈。这种孤立可以导致几乎是无法忍受的强烈感受——置身于混乱而不友好的世界中的男女主人公的无依靠感。”W C 布斯：《小说修辞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告别天堂》中视角的转换其实也是视角的严格控制，因此大大激发了读者感情上的共鸣和投入。在此基础上，笛安可以很好地掌握叙述节奏，游刃有余，收放自如。这种电影手法的借鉴不但没有使小说显得重复拖沓，反而大大增强了感染力。而让人物陷入一种回忆和现实交替闪回的情境中，营造出时空交错的恍然，也使小说带有了某种物是人非的沧桑感。 《告别天堂》同样将笛安的语言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让我们看到了笛安对文字的极度敏感和怡然自得的驾驭能力，这种富于穿透力的叙述语言充满了凛冽的睿智，厚实而掷地有声，成为小说的一大亮点。首先，这体现在笛安对汉语语词那种意味深长的把握和揣摩上，她的这种理解似乎是在努力地将语言和存在的距离拉近。“一瞬间，一种熟悉的悲凉像那只篮球一样砸在我心里最柔软的部分。不不的呼吸吹到我的脸上，我紧紧地拥住了他。汉语的词汇妙不可言，悲凉，真的凉凉的，带着一种树木的清香。”“‘荒芜’这个词是用来形容‘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是用来形容‘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的，是用来形容那些美丽不再但尊严还在的凋零的。”其次，这部小说的语言蕴含着一种凌厉的智性和一点青春的跋扈，却又剔除了时下一些“80后”作品语言的轻浮，戏谑的调侃中颇有点冷幽默的味道。“那时候这个城市还年轻，还美丽，像三陪小姐一样用热辣辣的眼神打量着李世民起兵的西域宝马。宝马性感地仰天长啸，轻蔑着隋炀帝绮丽又脆弱的江山。我真希望我也能对这个城市‘跩’上一句：‘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可惜我的这故乡一点不争气，堕落得连性别都没了——我也就没了跟它调情的兴致。”“高速公路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地方，它和所谓的‘大自然’不同，还没有被‘诗情画意’强奸过……打住，我对自己说，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正在用诗情画意强奸高速公路，原来你比其他人好不到哪儿去，不过是个有处女情结的封建余孽，该拖出去斩了。”第三，《告别天堂》的语言拥有一种浑然天成的诗性色彩，清明透彻而又韵味十足。“我想那种感觉类似于婴儿出生时啼哭的欲望。那是一种幸福而又孤单的哀伤。这哀伤难以描述，难以形容，因为人世间一切描述和形容都是建立在这哀伤之上的，用古人的话讲叫‘至大无外’，用海子的话讲叫‘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公元前我们太小，公元后我们又太老。没有人可以见得到，那一次真正美丽的微笑。那么海子，我最爱的你，当你从容不迫地躺在铁轨上倾听遥远的汽笛声的那一刻，是公元前，还是公元后呢？那一次真正美丽的微笑，你见着了吗？” 当然，由于写作经验的不足，《告别天堂》还有一些缺憾，对人物的塑造还不够立体化，小说后几部分的情节处理略显仓促，有的细节(《不夜城》最早上映于1998年底，与小说中的时间不符)还需进一步考证方能经得起推敲。但这些瑕疵都不能否定《告别天堂》的成功，也许不久的将来它会被誉为属于“80后”一代的经典之一。笛安在后记里说，这本书是她献给故乡朋友们的一份小礼物，其实《告别天堂》对所有“80后”而言都不愧为一份珍贵的礼物，因此，我们感谢笛安，同时，也祝福笛安在她的文学之路上可以越走越远，不断创造新的超越。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二卷)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二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