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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不是浮躁吗？那就用大定力对付它；文坛不是无常怪戾吗？那就用最传统的劳作心对付它；时尚不是最浑浊最粗鲁吗？那就用清洁癖和工匠心对付它；势利客不是总盯着洋人和热卖场吗？那就用自家写作坊银匠似的锻造去拒绝和抵御它，心无旁骛。 ——张炜 从《古船》、《九月寓言》、《柏慧》、《家族》到《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张炜的写作总是那么稳健扎实而又步履从容。他就像一个虔诚的“朝圣者”在当代文坛留下了一串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芒的文学足迹。他的作品深沉隽永中透发着轻逸和灵秀，饱含激情的文字轻盈地划开庄重严肃的思想幕布散射出诗性的光芒，让人在诗意浓郁的光束中酣然地领悟深刻的哲理忧思。2007年伊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长篇力作《刺猬歌》是张炜艺术生命的又一次充满激情的迸发。作家自己说《刺猬歌》是他的一次“抡圆”。其实，无须作者多言，只要我们用心灵去贴近那带着灵魂温度的文字，就一定能在内心作出公正的裁决。可以说，《刺猬歌》是浸透了张炜心血的灵魂吟唱，是作家又一次无愧于良心、道义、责任和理想的赤诚书写。对张炜个人而言，《刺猬歌》可以说是一部具有总结意义的心灵史诗。它沉痛而有力地呈现出作家的灵魂良知在剧烈的时代动荡和变迁中痛苦地挣扎、思索和追问的心路历程。而就我们这个时代而言，《刺猬歌》无疑又是一则“诠释”现代生存图景的精神寓言。它触目惊心地向我们演示了一幕家园神话坍塌的悲剧，并对时代的物质主义、发泄主义、无底线主义进行了决绝的精神抵抗。一、时代的寓言：家园的沦落和痛切的社会反思 张炜曾因对家园、土地的赤诚守护和歌赞而获得了“大地守夜人”的美誉。对土地家园的关注与守望一直是张炜小说的一个重要的母题。《刺猬歌》的叙事对象依然是胶东半岛那片令作家魂牵梦绕的神奇土地。不过，张炜对家园故土的书写显然变得更加遒劲有力、更加纵深复杂、更加变幻莫测，也更富有浓郁的当代感。小说巧妙地以廖麦和美蒂爱恨纠葛、家庭生活为叙事切入点，以滨海荒原莽林的百年历史为背景绵延展开了一幅沧桑广阔的社会画卷，反映了“全球化”、“商业化”时代中农村小镇的生存命运。作品中的“棘窝镇”以及廖麦和美蒂所精心守护的“农场”无疑是理想家园的象征。然而，这片理想的净土却日益面临着现代工业的污染和破坏以及商业扩张主义的挤对，处于一种朝不保夕、危如累卵的尴尬境地中。在小说的第二章，作家曾特意以诗性的笔触和浪漫主义的想象勾勒出一个前现代的“家园神话”。那时候的棘窝镇，人与栖身山林的各种生灵野物和谐相处，其乐融融。小说中这样写道： 老天爷探头往下看这块好地方，如一头花鹿犄角插进了大海，三面都是水。无论是山峦还是平原，到处都是树木。西面南面都是高山，是丘岭，起起伏伏伸入大海，渐渐化为一片平原。丘岭北侧人烟最稠密的地方叫老棘窝，这儿的人个个都与林中野物有一手。结交野物是棘窝村的传统。传说村里最大的财主霍公，他二舅是一头野驴…… 可以说，这是一幅带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前现代农业文明的生存图景。在那个时代，人与自然以及大地上的生灵各取所需和谐共处，构成了一个浑如天然的自给自足的生态世界。然而，这一切早已成为遥远的传说和奢侈的想象，现代棘窝镇已经变得满目疮痍、面目全非。人们用“砍树烧荒”、“开采金矿”、“大兴土木”等破坏性的发展方式换来的“现代家园”与霍老爷时代的家园图景构成了一种尖锐的对立。现代棘窝镇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和谐，到处机器轰鸣忙碌于兴建厂房，土地和家园不断被践踏侵占，淳朴的传统伦理观念更是处于危机四伏中。作家用痛惜的语调讲述了土地、家园被“现代工业”侵吞蚕食的悲壮景观。 不久一辆辆掘土机和载重汽车就轰隆隆开过来了，三十多个轮子的大汽车也开过来了，于是大家知道唐童这回真的闹大了。从山包脚下开始动土，再一直往东、往北，到处插满了彩旗。一些不大的村庄就搬迁，更大一些的村庄则被汽车围起来，远看就像一群豺狗在啃咬一头倒毙的大象。 村里人开始惊慌失措，都明白唐童是开金子的主儿，不见金子是不会下这样的毒手的，把好端端的一片庄稼地都开膛破肚了。 可是地里没有挖出金子。原来是要掘一个朝天大坑，里面打上水泥桩子、铺上钢筋水泥，然后再往上、往里盖。这个庞大欺人的物件就没有人能看得懂、没有一个人见过，就连最奇异的最凶险的梦境里都未曾出现过。 在这个现代工业不断扩张的时代，土地家园成了任凭宰割、蹂躏的对象。小说中的描述是令人心酸和无奈的一幕，而面对“家园”的日益沦落，置身在时代洪流中的棘窝人除去惊慌失措也就只能任由摆布了。最终，小说中唯一的一块“精神绿洲”——廖麦和美蒂苦心经营和困守的海滨农场，也未能逃脱被吞并的悲剧命运。一个理想主义的“家园之梦”无可挽回地破灭了。对家园土地怀有无限憧憬和眷恋的作家来说，这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莫大的悲哀。 如果说“现代工业”摧毁了一个物质的“家园”的话，那么如同瘟疫的商业扩张主义以及现代经济社会的“金钱”逻辑则毫不客气地击溃了整个社会的精神防线，最终导致了“精神家园”的败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开放，人们的内心就仿佛被开启的“潘多拉的盒子”，各种欲念蜂拥而出。棘窝镇在物质主义洪流的裹挟下，进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欲望的时代”。小说诙谐但不乏深意地写到棘窝镇镇名的变迁历程。从“棘窝镇”到“脐窝镇”再到“鸡窝镇”，镇名的变化实际上与小镇从前现代向现代化的发展变迁构成了微妙的隐喻关系，折射出日渐下滑的道德伦理和人情世风。“棘窝”自然代表着物质匮乏的农业小镇，“脐窝”是开放时代小镇的生动写照，而“鸡窝”则无疑是当下这个欲望时代的新象征。前现代的小镇是跟一条古朴的石头街联系在一起的，而今的石头街早已黯淡无光，取而代之的是改革开放后新兴的现代化的大街：“进取路”、“攀登街”、“开拓巷”。然而，街名也像变色龙一样随着时代风气不断变更，没过几年，“锦鸡大街”、“斑鸠大道”、“凤凰路”成了镇上新的权利等级和身份地位的标志。“锦鸡”、“斑鸠”、“凤凰”不仅是女性身份地位的“暗语”，而且这种命名本身既影射了男性私欲的膨胀又暗喻着不断“欲望化”的社会现实。还有，美蒂农场湖塘中不知何时出现的“淫鱼”也是现代欲望无处不在的一个象征意象。现代社会还是一个充满“奇迹”的社会。“纵欲”和“暴富”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两大奇观。兽医黄毛因为把兽医院改成“动物乐园”(小说中人们戏称之为“动物妓院”)受到天童集团总裁唐童的赏识而被聘为宾馆经理。而他为宾馆职员开设的《纵欲等于爱国》的讲座简直就是一篇赤裸裸的纵欲时代的宣言书。黄毛的经历是意味深长的，他靠兜售一套“纵欲理论”成为时代的宠儿，无疑代表了一种现代商业社会的“暴富”神话，同时，更是传统伦理秩序的彻底崩溃的标志。小说还饶有趣味地描述了唐童为巴结“首长”金堂而毕恭毕敬迎送的滑稽场面。官商勾结、钱权交易的社会风气溢于言表。我们说，虽然小说中一些相关情节不免荒诞夸张，但是一个欲望膨胀、伦理沦丧的现代寓言世界却惟妙惟肖地铺展在了我们面前。 当然，小说不止停留于“社会现象”的表层，而且努力探入社会发展的精神层面挖掘出更为隐秘的历史真相。在上文援引的三段原文中，我们看到作家刻意采用“陌生化”的修辞来描述一座现代工厂的建造过程。当村民们用一种前现代的农业文明的眼光来打量一个现代化的工程时，“文化的错位”使得他们无法读懂眼前的事实从而在心理上产生了莫名的恐慌和焦虑。这些文字无疑流露出作家对现代工业文明的一种批判和解构的文化姿态。实际上，张炜也正是带着反省和批判的眼光来打探历史和观察现实的，整部作品都暗含着鲜明的批判性文化立场。在某种意义上，小说对家园土地的书写只是表层的叙事，而对现代性的反思才是小说更深层的精神纬度。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刺猬歌》反映的近百年的“村镇史”正是我们民族现代性宏大叙事的一个缩影。 众所周知，现代性诉求和现代性反思的共存，构成著名的现代性悖论。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现代性诉求依附在民族现代化进程中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全民族对“现代性”的共同的焦急期待，则往往使我们对“现代化”的认识陷入片面和单一，从而导致了简单化地认为只要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就无可指责地具有“合法性”。事实上，我们也长期被这种“伪逻辑”、“假逻辑”所控制，所以针对现代性的反思在我们这个民族中无疑是十分匮乏和薄弱的。而《刺猬歌》的独特意义在于，张炜选择了一种民间本位的文化立场，暴露了“现代性”神话的阴暗面，对所谓的“现代化”社会进行了“去蔽”式的审视和反思。 小说醒目地揭露了“现代性”发展中掺杂着的“恶”和“欲望”等非理性因素的破坏性。“暴力”是小说中频繁出现的一个意象。新中国成立前响马的烧杀抢夺，革命年代的血腥暴力，开放时代的工厂械斗等，小说中的暴力就像一个潜伏的幽灵，它不时露出狰狞的面孔造成个人甚或是社会的悲剧。富甲一方的霍家败落于穷人暴乱和匪患横行；唐老驼治镇的方法只有一个字“杀！”，而且他一生就做了三件事：追剿霍家后人、消除戴眼镜的人、砍树；廖麦的父亲被唐家父子摧残毒打致死，廖麦背负深仇大恨被迫逃离家园在外飘荡十余年之久。我们看到，历史“暴力”非但不可能得到彻底根除，相反，它还会在历史进步、经济发展的包庇下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唐家的金矿从来不顾及矿工的生命安全，天童集团不但侵占良田还肆无忌惮地私自刑讯毒打农民，还有因驱逐旱魃引发的村民与工人、警察的激烈械斗等，现代社会中“暴力”更是层出不穷反复无常。“暴力”是历史发展必然遭遇的“不速之客”，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历史真相。棘窝镇的发展变迁中，“暴力”就像一团如影随形无法摆脱的阴霾。小说中的“踢啊踢”是一个贯穿始末的重要的暴力符号。“踢啊踢”在作品中即炸药(TNT)，它既是“现代性”暴力的隐喻，同时也是人对人直接施暴的代名词。“踢啊踢”炸出了金矿打破了小镇的闭塞格局，但是带来的却是人和人之间的暴力压榨钩心斗角。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踢啊踢”无疑暗示着历史的进步从来都是充斥着“暴力”的。时代发展中形形色色的“暴力”虽然性质不尽相同，但是它们作为一种历史发展中的“恶”却最终造成了弱小者的悲剧命运。强权和金钱对人的压制和腐蚀在作品中展露无遗。现代社会中强权和金钱扭结在一起对社会和人性的异化让人触目惊心。天童集团老总唐童可以说是棘窝镇强权的一个象征。只要他一句话就可以左右棘窝镇的命运。他一方面雇用打手独霸金矿的开采权，另一方面还贪心不足不惜以破坏当地环境为代价吸引外资兴建工厂牟取暴利；一方面依凭权势欺压反对他的村民，另一方面收买探测金矿的专家对官员百般讨好沽名钓誉。这一切无不是现代欲望膨胀的具体表现。唐童的所作所为无不是围绕着金钱和权利，但是却代表着时代经济发展的方向。所以小说中黄毛等势利者很轻易地就被唐童笼络到身边，就连廖蓓也情愿“认贼作父”。这足以说明金钱和权势的强大诱惑力。更令人痛惜的是，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以牺牲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为代价。历史是不会记住那个被强占土地又遭到暴打的农民“兔子”，也不会记住在金矿洞穴里两年不见天日的苦役“老大”、“老二”和“老三”等这些“符号”(小说中他们没有具体的名姓)似的小人物。这让我们深刻地体味到，历史的进步有时是不讲逻辑不顾及人性的，“现代性”也并不仅有一副经济繁荣物质发达的正面脸孔，它还有践踏人性、欲望肆虐的另一张嘴脸。现代性的发展中同样充斥着“暴力”、“强权”、“金钱”等这些“恶”和“欲望”的东西。虽然它们给社会个体带来的物质或身体上的伤害可以轻易地为时代的进步所遮蔽，但是遗留下的精神创伤却永远无法弥补。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家园败落、伦理沦丧、人性异化的“末世景观”诱发了张炜对民族“现代性”历程的回望和反思。张炜的痛切反思使他能清醒地面对当下这个处于“现代性”旋涡中的社会并自觉地保持着批判和反抗，然而，与现代社会的对立却又使他在精神上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这种悖论中，张炜习惯性地把目光投向了自己心目中氤氲着诗意和理想的民间世界。二、民间的挽歌：诗性的超越和虚妄的精神救赎 《刺猬歌》是一曲追忆乡土民间的忧伤挽歌。顾名思义，“刺猬歌”就是刺猬的歌唱，它来自于乡野民间，是一种淳朴浪漫饱含诗意令人陶醉的声音。小说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这种氤氲着幸福和幻想的歌声，它是一种乡野的气韵，更是一种抒情性的精神意绪，代表着田园和乡野对质朴人性的呼唤。陈思和曾说：“张炜是最早寻找到他的‘民间’世界的作家之一，他的民间就是元气充沛的大地上的自然万物竞争自由的生命世界，《九月寓言》曾把他的民间理想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陈思和、周立民：《关于恶魔性因素的对话》，载《黄河》，2003(4)。在《刺猬歌》中，张炜更是倾尽诗情执著地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日渐流逝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民间世界。 实际上，从《古船》开始我们就可以断定张炜是真正立足于中国土地的作家，而事实上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大地上的“民间”生活也正是他创作的不竭源头。张炜说：“一个写作者最重要的，是曾经深入过民间的细部，它的腠理。这样，他在让自己的诗性生长时，才不会虚脱和浮夸。”王尧：《在汉语中出生入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刺猬歌》无疑又是张炜“民间情结”的产物，它真正地深入了民间的腠理，让我们欣赏到民间想象力的华美与瑰丽。《刺猬歌》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如果不是它背后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意味，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作为一部志怪传奇来读。不可否认，《刺猬歌》堪称“奇书”也正赖于张炜的文字中依旧浸渍着齐文化的精髓、流动着齐文化诡异的余韵，可以说也正是这种文化的底气簇生出张炜那恣意灵动的想象力。在《刺猬歌》中，作家刻意抹去了历史叙事的时间刻度，使整部小说仿佛是一个被“遗落”的世界。在这个虚构的叙事空间中，时间意识被大大地稀释淡化，一个栩栩如生的民间生命世界就在被搁置的时空中生存下来并获得了一种寓言效果，生发出一股强劲的诗性的力量。它穿透了历史清晰地向我们显示出民间文化同气连枝、血脉传承的蔚然景观。无论是霍老爷丧宴上醉酒后拖出的粗大的尾巴、显出的毛脸以及披着蓑衣的刺猬精；还是入海寻访仙山的楼船，疯疯癫癫的“大痴士”，为荒林中的野物接生的珊婆，还有信奉狐仙跟狐狸对话的唐童等，这些源于民间的想象使整部小说透散着一股超越现实的力量。小说中通灵的人物、会说话的野物精灵、“吃青草”“睡雌物”的霍老爷，更是让人们依稀看到《聊斋志异》的流风遗韵。可以说，《刺猬歌》的民间想象是作家对本土文学传统的自觉续接和承继，而更重要的是小说所承载的鲜活的民间意识使整部作品在精神气质上对时代的物质主义风气构成了致命的反抗。然而，尽管作家可以凭借诗性的想象力为我们呈现活灵活现的民间生命世界，但是时代的骤变引发的现实生存环境的沧桑巨变已经是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土地、海洋、人类以及自然界各种生物的和谐相处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是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可是现代社会中蠢蠢欲动的人类欲望却打破了这种格局。小说中被推土机的隆隆声包围的海滨农场，被开发为海上旅游胜地的三叉岛，还有在现代化发展中消失的荒原莽林和野物生灵，这些不是作者随心所欲漫不经心的勾画，而是理想的民间世界被逐步吞噬的象征和隐喻。美丽丰腴的海滨农场，淳朴自然的海外小岛，这些残存的民间角落最终还是被发现并被强制纳入了“现代化”的世界。小说中，我们看到不仅是荒林野物永远地被逐出栖身之地，祖祖辈辈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类也失去了诗意宁静的家园。我们说，虽然小说中的民间世界最终不可避免地面临土崩瓦解的悲剧结局，但是小说闪烁的民间理想主义精神却能不断激起人们追忆诗意民间的渴望。 此外，《刺猬歌》的出现无疑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写作伦理的拯救。在我们这个虚荣、浮躁的商业时代，能葆有内心的诗性和灵魂的淡定几乎是一种奢望。文学在市场经济的颠簸中越来越“力必多化”、“功利化”、“商品化”，越来越远离“纯真”、“诗性”、“人心”和“灵魂”。而《刺猬歌》则完全不同于上述的“虚假写作”，它是作家内心和灵魂的真诚倾吐，是张炜式写作精神的又一次升华，更为我们重申“灵魂写作”告别虚情假意的“伪写作”增长了信心。诚如谢有顺所说：“文学说到底是一种精神的事务，它要求写作者必须心存信念，目光高远。它除了写生活的事象、欲望的浮沉之外，还要倾听灵魂在这个时代被磨碾之后所发出的痛楚的声音。”谢有顺：《重申灵魂叙事》，载《小说评论》，2007(1)。在《刺猬歌》中我们分明真切地听到了一个灵魂在焦虑地吟唱。它是在为一个即将流逝的纯真的民间世界唱着绝望的挽歌。在这种意义上，当我们看到小说中一系列闪烁着理想主义光辉的人物时，会更痛切地感觉到他们身上的悲剧力量。小说中美蒂、廖麦、戚金、修、良子、芋芋、小沙鹠、毛哈等是一群游离在现实生活之外的精灵，他们身上涂抹了浓重的理想主义油彩，在作品中扮演了物质时代的画外音的角色。美蒂是“刺猬女”，是大自然的女儿。她来自荒原，肤色如同野蜜，黑发粗密如同苘麻，还拥有一件神奇美丽的金蓑衣，她在小说中简直就是一个“唯美”的自然女神。良子、芋芋、小沙鹠、毛哈等人或者俊美或者天真或者灵异，他们都是自然之子。廖麦、戚金和修的身上则凝聚了浓郁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气质。廖麦理想的生活方式是“晴耕雨读”，用毕生的精力写一部“丛林秘史”，戚金是一个反对概念化生活的“哲人”，他用自我放逐式的漂泊生活来实践其人生信仰，而修则是一个生活在自己精神世界里的诗人，她飘忽不定不那么真切，更像是一种诗意的理想的符号。可以说，他们在小说中构成了一道亮丽的精神风景，他们身上无疑寄托着作家对抗世俗世界进行精神救赎的理想。然而，在强大的物质主义社会面前，这种理想主义的救赎是十分苍白脆弱的，甚至根本上就是虚妄的。小说中，美蒂最终认同了“现实”卖掉了浸透着血汗的农场。而她和廖麦的爱情也出现了裂痕，最后，她剪下一头长发带着“金蓑衣”无奈地离开了廖麦。小沙鹠和毛哈这对自然之子也都有了一个“职业化”的社会身份。小沙鹠成为“鱼戏”演员，毛哈则做起了“水世界”的特技表演工作，他们都被世俗物质社会“同化”，不再是原来那天真怪异的自然界的精灵。廖麦的理想也同样难免破灭，他失去了土地、家园以及爱情，最后他走进荒野融入了夜幕中的野地。小说为我们留下了一种意味深长的悲苍，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张炜那诗性的超越和理想主义救赎在这个日益嘈杂的物质时代是多么的寂寞和孤单。然而，我们说即使张炜式的理想主义精神救赎最终难免惨败的命运，但是它作为一种精神或信仰依然对我们这个时代和民族具有积极的昭示和启迪意义。因为“张炜始终是一个有着人文主义理想的作家和一个不肯与世俗合流的精神界的战士。他是一个文人，但他更是一个战士，而且首先是一个战士”。“他为保卫信仰、道德、理想而进行的不懈呼号、呐喊，即使难免堂吉珂德式的悲壮，也仍能以其强大的人格和心灵力量逼向人类的灵魂。”吴义勤：《拷问灵魂之作》，载《小说评论》，1996(1)。我想，这既是张炜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正是《刺猬歌》的魅力和价值的体现。三、回归“母语”：“本土”的先锋和灵魂的最后依傍 最后，回到语言，回到艺术的本体，《刺猬歌》还是一个独特的“语言的家园”。从《丑行或浪漫》开始，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张炜的“语言回归”路线。在《刺猬歌》中，我们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元气充沛、生机勃勃而又浑然自如的方言土语的世界。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而方言又是作家的“母语”。当作家有意识地选择一种“方言俚语”进行写作的时候，那么这种语言本身无疑就具有了文化象征和精神寄托的意味。它既代表着作家的心灵指向，也是作家灵魂的归宿。说到底，语言姿态就是一种文化姿态、精神姿态。在我们看来，张炜是一个真正怀有“先锋精神”的中国作家。他的作品中飘浮着浓重的理想主义气息，但是却从未游离开赐予他生命的热土。他从来不跟风炒作追逐什么空洞的“形式的先锋”，但内心却总是坚守着“先锋”的信念。所谓先锋，在张炜看来“是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一个时代的致命反抗。本土性、伦理内容和形式革命，这三者大概是最重要的，是缺一不可的”王尧：《在汉语中出生入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21页。。客观地说，这才是中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先锋精神”，《刺猬歌》也正是这种“本土”先锋精神的一个有力的佐证。我们认为，《刺猬歌》最大的成功就在于作家巧妙地选择了最质朴、最生活化的语言形式表达了对这个被物化和扭曲的时代的致命反抗。 走进《刺猬歌》，我们首先会感到为一种带有野生气息的语言所包裹和缠绕。这种语言就是登州方言也就是作家的“母语”。浓重的“哩”化音以及极具地方特色的词汇和生活对话使我们仿佛亲临了作家的家乡故土。在作品中，我们会遇到“悍人”、“物件”、“野物”、“贼种”、“火铳”、“大痴士”、“紫烟大垒”、“迂磨”等很多带有浓郁地方色彩的词汇，而人物的日常语言则更为明显。诸如： “是咱的家哩。” “了不得哩，如果真是假疯子，那事情可就大发了。” “棒小伙儿叫廖麦，一生一世把你爱，爱啊，往死里爱啊，使牙咬，用脚踹，呼啦啦搂进咱的怀！廖麦！廖麦！” “妈呀，真逮着汉子啦！” “狗日的物件听着，咱这根弦绷着哩，咱为你张开天罗地网！……咱手里的火铳两年没见荤腥了，你是有种的，快给它解解馋吧……” 可以说，面对《刺猬歌》就是面对一个蔚为壮观的“方言”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表现民间是依托语言来实现的。方言是一种扎根于土地的“生活语言”，它本身就天然地具有“本土性”而且还承载着丰富的民间生活伦理。因此，采用一种“方言”来写作就等于将写作无限贴近了民间的土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方言的“民间”和民间的“方言”也都依靠彼此而获得了独立的主体性。诚如有论者所说“用民间语言来表现民间，民间世界才通过他自己的语言真正获得了主体性；民间语言也通过自由、独立、完整的运用，而自己展现了自己，它就是一种语言，而不是夹杂在规范和标准语言中的零星的、可选择的吸收的语言因素”张新颖：《行将失传的方言和它的世界》，载《上海文学》，2003(12)。。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刺猬歌》体现的正是张炜坚定的民间立场和自觉的语言意识。 首先，作家依靠方言——这种最质朴的“生活语言”惟妙惟肖地向我们展现了民间的生活现场和伦理面貌，从而使《刺猬歌》这次“民间写作”真正具有了充实的精神内核，同时也使《刺猬歌》作为更广义上的“写作”具备了鲜明的“本土性”特征。“方言土语凝聚着当地人的文化精神与智慧，是当地人对自然、宇宙、社会和人生的一种独特的解读，反映了他们的人生态度和各种欲望。小说要描写一定文化区域里的人，要向这些人的精神的深层世界掘进，方言土语则为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因为小说家在方言土语中找到了这些乡党们精神存在的家园。”孙德喜：《20世纪后20年的小说语言文化透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89页。小说要展现特定的生活及其伦理内涵自然要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才有说服力。《刺猬歌》中作家成功地刻画了一系列个性饱满的人物形象——廖麦、美蒂、唐童、唐老驼、珊婆等，而且他们无一例外都为方言俚语的光芒所照亮。他们的行动、语言和思维都体现出浓郁的地方风情。唐老驼粗粝狂暴的语言是性格使然同时也是胶东半岛地区人们豪放性格的真实反映，唐童信奉狐仙是残存的民间传统观念的一种体现，而珊婆年轻时对良子的爱与诅咒更是活灵活现地展现出了一个乡村姑娘的微妙的爱情心理。小说中这些人物靠着当地方言的支撑个个栩栩如生，他们共同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有声有色的民间世界，而且整个地方的生活伦理和精神面貌在他们身上也毕露无遗。可以说，正是作家的“母语”——登州方言使《刺猬歌》中的民间世界成为了真正具有“主体性”和伦理内容的民间。而张炜主动地采用方言土语来书写民间生活无疑又是一种最“本土”的写作。 其次，方言写作是一种质朴的形式革命，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作家自觉的语言意识。张炜曾说：“如果‘先锋’是有意味的形式，是形式革命，那么它就必须摒弃照猫画虎的临摹，回到21世纪最重要的形式勇气上来：质朴。质朴是生僻的，鲜活的，个性的，与化纤数字时代尖锐对立的一种原生状态。”王尧：《在汉语中出生入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22页。如果说《刺猬歌》包含形式革命的因素的话，那也首先来自于写作语言的“返璞归真”。毫无疑问，《刺猬歌》的语言回归到了最质朴的形式——登州方言。在这个以追逐“时髦”、“另类”为时尚的写作时代，敢于坚持采用一种原生态的方言俚语进行写作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然而，我们说最质朴的语言形式却往往蕴含着巨大的革命性的潜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刺猬歌》不仅在精神内涵上与当下这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格格不入，而且在语言形式上也与整个时代构成了激烈的对抗。这无疑是《刺猬歌》的“先锋性”在语言形式上的具体体现。而我们也完全可以认为这是作家语言自觉的一种表现。因为我们不止在生活上面临着“现代化”的同化或压抑，我们的语言也在慢慢地“同一化”即普通话化(“普通话化，简单一点说，也就是现代化在语言上的变体。”张新颖：《行将失传的方言和它的世界》，载《上海文学》，2003(12)。)，丰富多样的语言正面临着不断的流失。在这种意义上说，作家的语言自觉也正是拯救“母语”的自觉。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如果一种方言消失的话，那么这种方言所蕴含的特定的精神文化无疑也将随风飘散。在这种意义上，《刺猬歌》为我们保留的方言世界是意味深长的，可以说，它是作家灵魂最后的栖息之所。在这个欲望肆虐的物质主义时代，理想的家园遭到污染和毁灭，诗意的民间逐渐成为远逝的风景，而社会和人心则充塞了太多的欲念和杂质，更让人绝望的是理想主义的精神救赎最终也陷入了无边的孤独和寂寞。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当一切都变得不可靠的时候，回归“母语”回到质朴的民间话语中才是作家灵魂的最后依傍——尽管这个民间方言的世界也面临着同样的危机。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二卷)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二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