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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和陈子平博士一起吃饭，说起一桩往事，我大学毕业留在苏大中文系，上过几天文艺理论的课，那时我偷偷地对他们说，文艺理论是没有用的，想不到我这么一个本分老实的人，也会说这样的话？想起来必定是上文艺理论课上得不怎么样，才只好这么说了。一晃，这句话都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如果再来念文艺理论这本经，那更是自找没趣了，所以今天说的，不是理论，只是自己的一点体会，谈三个问题。 反常规的写作意图在写作中的遭遇 这个题目是借来的。去年在《上海文学》发了两个短篇，有个栏目“月月小说”，每次都要配一点评论的内容，陈思和请了上海几位大学里的文学评论高手，由杨扬主持，对这两篇小说进行了剖析，他们用的题目就是这个题目，我觉得他们谈得挺有道理，题目也特别能说明问题，借来一用，不应该有什么版权纠纷吧。 就从这两个短篇中的一个说起，《在街上行走》，写一个收旧货的人，收到一些旧的日记，想找到主人，但找不到。丢失日记的是一位已经去世的老人，他的子女想替他把日记出版出来，但少了其中的三年的内容，是被不识字的保姆卖掉了，就登报寻找，书店店主虽然也看了当天的那张晚报，但没有注意登在中缝的这个启事。店主去世后，他的店被儿子继承了，听从女友的建议，改成了服装店，但因为父亲留下一些旧物旧书，儿子舍不得丢掉，就在店的后半边辟出一小间堆放旧物，后来服装店开不下去，出租给人家做房屋中介，房屋中介的经理，是个喜欢看书的人，买到一套新出版的旧时日记，但是发现其中缺少三年的内容，书中说明，这三年的日记弄丢了，一直没有找回来，房屋中介的经理觉得怪可惜的，但却不知道这三年的日记正躺在他的办公室里边的那间小黑屋里。最后结束是回到了前边，那个收旧货的人，当时因为卖了日记，得了个好价钱，就去洗头房找洗头妹珠珠。六千字，写了八个人物，八个人物没有一个有名字，也没有一个有性格征外貌特征等等，好像什么也没有。正如复旦大学的王宏图教授说，这是小说的大忌，或者说是传统小说的大忌，小说就是应该把人物写好写透，一个六千字的短篇里塞进这么多的人物，能成为好小说吗？如果问我自己，我也许无法回答，但是我喜欢这样的小说，因为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就是这样面对生活考虑问题的，客观的生活经过我的主观过滤后，出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不习惯把生活中的惊心动魄大起大落直接地写出来，当然也不是不想写，恐怕更是因为不会写。不会这样写，就可以那样写，写自己会写的和喜欢写的，把生活中的惊心动魄大起大落放在平淡和日常生活背后去写。但从读者来说，可能就很对不起大部分的读者，他们可能读不到作者自以为的那种隐藏在背后的戏剧性和震撼力，他们不能满足点到即止的这种不痛不痒的状态，他们要过瘾，你偏不让他们过瘾，这不是有意和读者过不去么。看我的一些短篇，有人觉得明明有好多想法，有好多可能的神秘和可能的激动，但最后都没有，自始至终保持一种低调，就让人提不起精神来，怎么会是这样？其实我是知道的，是我写的时候有意这样写的，是我不要让读的人提起精神，想让读的人悠着点，含蓄着点，内敛着点，这是我的艺术走向，我明明知道要有惊险才能唤起读者的好奇心，要大苦大难大悲大喜才能震动人心，但是，到了该激动人心的地方，我又控制不住地将它压下去，扼杀了，该哭的时候不让人家哭，让该笑的时候不让人家笑，有时候想想自己这只手，也是够残忍的。所以，我知道大部分的读者恐怕不会认同这样的小说。关于这一点，华东师大的杨扬教授是这样说的：这样的创作如果不怀有某种艺术分析的期待，假如不是定下心来细细阅读，那是很容易被忽略过去的，没有轰轰烈烈迅速抓住人的故事，但作者不是随意而行，而是别有作为，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小说写作戏剧性效果容易获取，而摒除戏剧性因素之后，还能感人的方式却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一路小说技法的作家，大概是不可能大紫大红的，他们只能维持在某种阅读维度之内，不可能是流行的。他又说，我想范小青是不会太在意这些的，她会坚持自己的这种写作方式，一直写下去。以一种低调的方式生活、写作，对一个作家而言，未尝不是好事。 我觉得倍受鼓舞。但说到底，一个人写作，总是喜欢更多的人叫好，至少作品发表出来会有人跟你说话，有人对你有评价，哪怕是骂一两声。如果无声无息，无风无浪，你的心里就难免嘀咕，要不，就是怀疑自己的路走不走得下去，要不，就是感叹识货的人太少，因此而愤愤不平，心态受到影响。这就又回到了题目，“反常规的写作中写作的遭遇”，我的一些中短篇小说，确实就是一些反常规的小说，前面我说有意和读者过不去，那是开玩笑的，像我这样一个人，那么的循规蹈矩，生活中不反常规，与人和睦相处，怎么会有意跟人过不去呢。我也常常警告自己，不要走进艺术的死胡同，也有大刊物的名编推心置腹地跟我说，你的文章太疏淡了，我们没有办法，现在都要来一点油盐酱醋的。于是我就准备了好多油盐酱醋又统统派不上用场了，怎么加也加不进去，硬加进去就倒了自己的胃口，即使加了，最后还是会被自己剔除掉，结果出来的仍然是没有油盐酱醋的淡品。想起十多年前诗人车前子就送我一个外号“蛋（淡）炒饭”，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点也没有进步得浓一点。我能说什么呢，把自己抬得高一点，就算是忠实于自己的艺术良心吧。其实心里很羡慕别人，觉得一个人的艺术感受如果和大多数人的审美兴趣相通、相近，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但是如果只有很少很少的读者能够欣赏你的艺术感受，怎么办呢，是改变自己适应更多的读者还是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这就是困惑。当然肯定不是我一个人的困惑。小到文学，大到整个人类社会，不都是在困惑中前进着吗？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别种的可能和困惑》，从好故事说起，传统意义上的好故事，是有头有尾，圆满的，完美的，一个人的命运，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的爱情，历史的沧桑，生活的沉淀，等等，这都是好故事的基本点。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种的可能了呢？前几年，我看了香港电影《枪火》和越南电影《忘情季节》。就觉得特别受启发，《枪火》和《忘情季节》，都是我比较喜欢和偏爱的电影，他们共同的地方在于，在说一些故事的同时，又隐去了一些故事。比如像《忘情季节》，本来是有很完满的三四个故事，却被基本隐去，又将几个隐去的故事穿插进去，这种努力，大大增加了作品内涵和品质，给人更多的想象空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意识。 我们都说，好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基实流水是流不出电影和小说来的，任何东西包括小说，都是制造出来的，刚才我说的那两个电影，它们当然也是制造出来的。可贵的是，这种制造出来的效果，没有丝毫的障碍和疙瘩，它们显得很单纯很简单很质朴，并没有故意地去深藏什么，但确确实实又深藏着什么，生活是打乱了的，没有什么时间和空间的顺序，却又没有制造出来的混乱，一切都很平常自然，所有的感悟与思想，都是在这平常之中了。我曾经说过我不知道什么叫思想，我也有些害怕思想这样的话，其实我的意思，思想这东西，并不需要我们努力地特意地去思想，它是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这里的。我们经常犯骑驴找驴的错误，就是把思想这东西看得太神秘。仍然说《在街上行走》，就有多种写作可能：有收货的外地民工的艰辛，他和洗头妹珠珠的故事，有写日记老人的一生的曲折经历，以及他和他的家人的极具历史感的故事，有旧书店店主外出寻找日记的故事，有他的儿子和儿子女朋友经商和爱恨情仇的故事，有房屋中介经理的生活和工作的故事。这些故事中，都可能会产生惊心动魄和大喜大悲，但是我没有去写那些，或者说，将那些东西分割开来隐藏起来，放在了文字的背后。我常常问自己，这样写小说有没有出路？如果没有出路你还走吗？当然是要走的。 为什么呢？就谈第二个问题： 文学作品的多种可能性 可能又得从电影说起，最近的《孔雀》，大家不知看了没有，我看到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的节目，沈冰问顾长卫——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意好像是，为什么应该激动的地方不让人激动，顾长卫想了想说，这大概就是我的艺术追求，可能我就是这样理解生活和再现生活的（大意）。就从《孔雀》和《我的兄弟姐妹》说起，后者是一部让人流泪不止的电影，而《孔雀》分明就是内敛的，沉青的，就像鸟贴着水面飞行，始终没有离开水面，但却让人感受到飞得很高很高的境界。我无意评价《孔雀》和《我的兄弟姐妹》在艺术上的成就谁高谁低，这两部电影我都相当喜欢看，看《我的兄弟姐妹》时，我也一样流下了感动的热泪，我也曾一次次地被这一类的作品感动，然后责问自己，你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去写？但责问归责问，到了写作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丢在脑后了，留下来的，还是只有自己的艺术趣味。就说到艺术的多种可能性，说到《孔雀》，开始的票房并不好，因为得了奖，一下子好起来，但是即使《孔雀》的票房没有好起来，我们也不能说《孔雀》不是一部好电影。还有贾樟柯的电影，像《站台》之类，像我特别喜爱的台湾蔡明亮的电影，像《你那边几点》、《不见不散》、《天桥不见了》，其中《天桥不见了》只有二十分钟，却是电影中的精品。在《你那边几点》中，男主角曾经在天桥上卖手表，到了《天桥不见了》中，天桥不见了，有两个要过天桥的女人因为觉得不方便，就爬栏杆，违章了，交警来处理，就这点事情，但内涵太丰富了，丰富得让你几乎无法开口评价它。这都是属于前边我说的，贴着水面飞，但飞出了令人咋舌的高度的作品。 不说电影了，回到小说上来，从这一点上讲，我特别感谢汪曾祺先生，是他的小说让我悟到，小说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他的贡献就在于，让小说开始了别种的可能性（我不知道汪先生是有意为之，还是于无意达到这样的一种效果的，我更认为这是与生俱来的艺术感觉，而不是有意为之的）。汪先生的小说，曾经很受到年轻作家的追捧，他使得许多人从封闭式的传统小说道路中走出来，走上了开放式的现代小说之路。 语 言 我很看重语言的功力。我们平时读作品和看电影，常常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判断出一些东西，读了一个小说的开头几行，看了一个电影的开头的几分钟，就决定了你是不是读下去和看下去。我想，在这很大意义上，是语言的作用，小说的语言和电影的语言。 又要从电影说起，有一个电影，叫做《母亲与儿子》，无故事，无情节，无任何进展，甚至很少有台词，一个母亲病重，儿子守在她身边，背着她去野外透透气，又背回来，随时可能要发生什么，至少会有一点进展，或者讲出一个陈年的故事，或者母亲死了，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也始终没有第三个人进来，你希望它发生什么，但是它不发生，你失望了吗？你厌倦了吗？一点也不！一个多小时的电影，靠什么吸引住我们？凭什么说它好看？就是它的语言。 我比较迷恋这样的状态，但我的困难在于，我的对象可能是缺乏诗意的，是很民间、很世俗的，更是很普通的，对我的挑战也正是在这里。汪曾祺有个小文章，大约三四百字，叫《涂白》，写冬天看到人家在树上涂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后来自己在果园劳动了，才知道是为了保护树木过冬，防虫害。就是这几百个字，令我拍案叫绝。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火车》，傍晚了，两个上了火车，火车就开了，靠站就停下来，接着再开，最后到了终点站。有些人物上上下下，有些人物始终在的，但是没有什么故事，只有一些琐碎的细小的事件。这些事件，每一个人坐过火车的人都碰见过。在写作这篇小说的时候，真是有一种痛快淋漓的过瘾的感觉呀。但是我很悲哀地想，大概很少有人会重视这样的小说，因为大家会觉得这样的小说不好看。我也反复地问自己，假如这小说是别人写的，没有故事，或者只是一点点的小事，剩下来的就是罗罗嗦嗦的语言，你会去看吗？ 我把这个问题留在这里了。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 年第4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