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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们一直认为,中国是个充满前途的国家。它人口众多,极权统治与急速发展的自由经济奇妙地统一,投资和技术移民从马来西亚到美国遍及世界各地显示了掌控全球的态势。可是,中国大陆的文学,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还是默默无闻,远不可及。惟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如果不考虑赛珍珠)是漂流海外并入籍法国的高行健。据《时代周刊》报道,大陆书店里熙熙攘攘,可将近半数的人购买的是教材,有一半的翻译作品是美国图书。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当代小说的翻译却好像只是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一人的孤独的事业。葛浩文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创办人,现任圣母大学教授。他最近为我们奉献了两本中国大陆的小说: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Hyperion East出版社)和莫言的《丰乳肥臀》(Arcade出版社)。莫言的《红高粱》一九九三年由葛浩文译成英文,曾受到美藉华裔作家谭恩美的重视和高度评价。她说:“像昆德拉和马尔克斯一样,莫言的声音也会找到进入美国读者内心的途经。”不过,那是颗又硬又老的心,我不敢保证中国人能够打动它。 苏童出生于一九六三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居南京。根据他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而成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曾获得奥斯卡提名。对于《我的帝王生涯》,他淡淡地以作者身份直接向读者作过解说: 《我的帝王生涯》可以说是我内心世界的一次愉快的历程,很久以来,我一直希望能进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把自己化身成为闲坐于古代街市上某个茶楼的老茶客,注视着时光的流逝。我对古老的时代心醉神迷,我希望我的读者不要把《我的帝王生涯》看成一本历史小说,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小说没有具体的朝代的原因。寻微索隐,讲求事情的精确,对读者和我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你在这部小说将要看到的女人世界和宫廷计谋,只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夜晚的恐慌梦境,那些痛苦和屠杀反映了我对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焦虑和担忧,如此而已。 这种漫不经心,却又修饰得很好的语调,很好地体现于小说的主人公和叙述者端白的身上。端白是已故国王的第五个儿子,他出乎意料地成为继任者。“我十四岁,我不知道为什么挑选我继承王位。”他“讨厌”他的父亲,他的继位激起了皇妃杨夫人的强烈反对。她手上挥着先王遗诏的印件,上面是立端文为新燮王,端文是端白的大哥。杨夫人被捆起来,仍拒绝跟其他六个皇妃一起殉葬,宫役追获她,用白绢强行勒毙。可是她竟然顶开棺材,从棺中坐了起来,摇动着手中的遗诏印件。很快宫役们就用沙土注满了棺内,红棺被重新钉死了,钉了“十九颗长钉”。 这是第一次,但绝非最后一次呈现帝王统治的残暴。端白由他的祖母皇甫夫人和母亲、皇后孟夫人安排坐上了帝王之位,他上朝召见大臣官吏时,两位女人分坐于两侧,告诉他怎么说。他自己的兴趣全在罐子里的蟋蟀。渐渐地,他开始意识到他有权“毁灭”他所厌恶的一切。他住处附近“梧桐树林里”的冷宫幽禁着被废黜的嫔妃,深更半夜的啼哭声,让他厌烦透顶,于是端白秘密地让宫中的刑吏,剜去她们的舌头。当刑吏提来“一个血淋淋的纸包”,他很惊异,嫔妃们的舌头“看上去就像美味的红卤猪舌一样”。那个已经疯了的照看炼丹炉的老宫役,不断地说:“火已熄灭,燮国的灾难快要降临了”,读者对此毫不怀疑。当西线的郑将军报告军情紧急,少年皇帝却对信使说:“你们总是报告各种各样的消息,真让我头痛。那些蛮族已经突破了我们的防线了吗?那好,他们从哪儿来就把他们赶回哪儿,这有何难?” 随着端白的长大,他开始无休止地卷入战争的动乱与爱情的纷争之中。他爱上爱鸟成癖的蕙妃,却使她受到母亲、祖母和其他有着功利目的的嫔妃的迫害排挤。小说最后蕙妃流落妓院,那时端白已经走向命运的谷底,他遇到了蕙妃,很快对她“沦落的隐隐发臭的躯壳”产生了厌恶,这个“曾经在御河边仿鸟飞奔的美丽动人的女孩,如今真的像飞鸟似的一去不返”。在战场前线,他缩在羊毛暖榻上,参军杨松催促他去看望前线士兵,他不愿动弹。等士气大挫的将士战败,他又下令射杀身受重伤的杨松,而不是带他回宫。看到受伤的杨松“血流满面”,一只手按在裸露的肚腹上,以防止红色的肠子流出来,这让端白一阵哇哇干呕。这位帝王还有一次也是差点呕吐,他出巡混乱的燮国,看到一个几乎赤身裸体的孩子从树洞里掏吃树虫。锦衣卫说: 他是饿了,他家的粮食吃光了就只好吃虫子了。乡村中都这样乱吃东西,要是遇上灾年,连树上的虫子都会被人抢光,他们就只好扒树皮吃,要是树皮也被扒光了,他们就出外乞讨为生。如果乞讨途中实在饿急了,他们就抓官道上的黄土吃,吃着吃着就胀死了。 可是,这些比起折磨造反首领李义芝的极刑来,要算很仁慈的死法了。施于李义芝的十一种刑法被慎重其事地称为猢狲倒脱衣、仙人驾雾、茄刳子等等。 苏童把他的小说称为“愉快历程”和“恐慌梦境”的复合体,其部分意图一定是对帝国体系及其强烈的不公、精致的残酷及刻板礼仪的控诉。但是皇帝的叙述对中国卷轴的观察浅尝辄止,很难深入其中。尽管《我的帝王生涯》篇幅不长,但燮国的衰亡却让人感到由来已久。燮国亡国后,端白自由地四处漂泊流浪,追寻自己的梦想,成为流动的杂耍戏班的走索艺人,穷困潦倒而又危险重重,但只有在这时,他才得以成为西方意义上的小说主人公———用志气、奋斗与发现来进行界定;小说也相应地转换为流浪汉小说的风格。被赶下王位八年之后,端白突然发现: 东南部一望无际的平原和稠密的人群对我来说是陌生而充满异邦情调的。有多少土地就有多少桑梓良田,有多少茅庐就有多少男耕女织之家,广袤的乡村像一匹黄绿交杂的布幔铺陈在我的逃亡路上,我与世俗的民间生活往往隔着一条河渠、一条泥路或者几棵杂树,他们离我如此之近…… 《我的帝王生涯》随着一场最大的屠戮的描写达到了高潮,而灰雀“亡—亡—亡”的哀鸣,或许就是它的铭文。像伏尔泰的《老实人》一样,这种对不幸的呈现结束于一个园子。那是苦竹山上荒凉的苦竹寺的“一畦杂草萋萋的菜园”。同时抛弃的还有以孔子的《论语》为代表的消极的人类智慧,但这种抛弃令人怀疑。苏童忧郁的幻想披上了故作优雅的不透明漆质外衣。读者怀疑翻译失去了不少的韵味。像“我知道现在我真正陷入了男女之情的大网”、“她的失血的嘴唇像一条鱼,自下而上啄着我的衮龙锦袍,发出一种凄怆的飒飒之声”这样的句子,葛浩文教授大概仔细地琢磨过汉语文本,逐字落实,但是像“So it was a certainty that Duanwen wasnow licking his wounds in the residence ofthe Western Duke, having found safe havenat last”(“几乎可以确定,端文现在滞留于西王府邸中舔吮自己的伤口,他终于找到了一片相对安全的树荫。”)这样的陈词滥调式的英语译文,的确显得苍白无力。 但葛浩文此处的努力,较之对莫言作品的翻译,实在算不了什么。一九五五年出生于中国北方一个农民家庭的莫言,借助残忍的事件、魔幻现实主义、女性崇拜、自然描述及意境深远的隐喻,构建了一个令人叹息的平台。中国小说或许由于缺乏维多利亚全盛期的熏陶,没有学会端庄得体。因此,苏童和莫言兴高采烈地自由表现生理细节,其中往往伴随着性、出生、疾病及暴死。《丰乳肥臀》一开始,我们就见证了两种难产,一个是一直生不出来、痛不欲生的女主人公上官鲁氏,另一个是一头黑驴的头胎初养: 驴挣扎着,鼻孔里喷出黄色的液体,驴头甩得呱呱唧唧,后边,羊水和粪便稀里糊涂迸溅而出。 至于莫言的隐喻,则更加丰富,且异常活跃,如: 司马亭孜孜不倦的吼叫飘来飘去,宛若追腥逐臭的苍蝇,粘在墙壁上,又飞到驴身上。 我的思绪跳跃着又钻进了那片轻柔地覆盖着她与巴比特的白云里……我的眼睛,像两只 吸血的虻虫,盯在了她的胸脯上。 马洛亚牧师蹿出钟楼,像一只折断翅膀的大鸟,倒栽在坚硬的街道上。他的脑浆迸溅在路面上,宛若一摊摊新鲜的鸟屎。 我右边的一个丰满的女孩,双手拇指外侧,各生着一根又黄又嫩的、像新鲜姜芽儿一样的骈指……那两根宠物般的小骈指,在她手上像肥猪崽的小尾巴一样拨浪着…… 这些活跃得有些异常的比喻,如果称不上伟大,也算得上是相当有野心的一种追求了。莫言的小说试图以一个不屈的女性形象,来包容一九○○年以来主要的中国历史。一九○○年,只有六个月大的上官鲁氏,当时还叫鲁璇儿,被藏在面缸里,而她的父母,已惨遭前来镇压义和团的德国士兵杀害;一九九三年,在惟一的儿子上官金童的照料下,她在教堂去世,为她颂经祈祷的,竟然是儿子同父异母的长兄、来自瑞典的牧师帕斯特·马洛亚。这位不屈不挠的母亲(小说题献给“母亲在天之灵”,以金童为叙述者)活了九十三岁,是书中为数不多的长寿者之一;她的八个女儿、女儿们不同的父亲们、她不育的丈夫、她凶悍的婆婆、她高密东北乡的乡亲———除极个别外,全都死于一波又一波的战争、饥荒和暴政,它们给这块不幸的土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此众多的死亡,使得对死亡个体的体验,比起杀人长廊的震撼来,并不显得稍带感情。心目中真正挥之不去的疼痛,倒是来自鲁璇儿五岁时,姑姑强行为她裹脚的经历: 她用竹片把母亲的脚夹起来,夹得母亲像杀猪一样嚎叫,夹不紧不行,小脚造型很重要。然后用洒了细盐末的裹脚布千层万层一层紧似一层地把脚缠起来。缠紧了再用小木棰均匀地敲一遍。母亲说,疼得哟,用脑袋撞墙。求告着:“姑姑,姑姑,松一点吧……”大姑姑猛瞪眼,说:“紧是爱你……” 她姑父告诫她,“女人不裹脚,就是大脚臭婆娘,没人要大脚女人的。”但是随着满清王朝的覆亡,这一婚姻策略历史性地贬值了,裹脚也遭到禁止。十六岁的璇儿,成为展示的对象,她的“完善的三寸金莲”被嘲笑为“封建余毒”。六个没裹过脚的年轻女子,在她旁边又唱又跳,“高高地抬起腿,向人们炫耀着长长的脚板”。一个骨科医生用模型生动地讲解“小脚在哪些地方断了骨头,哪些地方又导致骨头变形”。“落时的凤凰不如鸡”,璇儿委屈地下嫁给铁匠家不能生育的儿子,用她一双跛足开始了居家的家务操持和战时的东躲西藏的紧张生活。莫言不时通过金童之口言说,把她描述得那么有生气,仿佛忘记他的女主人公的残疾,但另一些时候,他又记起“母亲残废的小脚在潮湿的泥地上留下的深深的脚印,几个月后还清晰可辨”。 她的七个女儿都身体健康(八女儿,上官金童的双胞胎姐姐,生下来就是瞎子),生逢这个世纪的冲突碰撞,而命途多舛。大姐来弟,解放后被迫嫁给一个残疾军人;二姐招弟,嫁给先是抗日别动大队司令,后来又反共的司马库;三姐领弟,“赊小鸭的小贩”的女儿,练习飞翔而摔死;四姐想弟,为了家人的生计被迫沦落妓院;五姐盼弟,嫁给爆炸大队政委,后来改名马瑞莲,成为共产党阵营的积极分子;六姐念弟,嫁给美军飞行员巴比特;七姐求弟,母亲被四个败兵强暴所生,像四姐自我牺牲一样,主动要求卖给一个俄罗斯女人。 然而在成长过程中,这些女孩却不乏她们小弟弟上官金童的欣赏与羡慕,金童从婴儿起沐浴在“上官家女人丰乳肥臀的光荣传统”中。关于臀,我们听到的并不多,但很少有一页不谈到乳房的:它们闻起来像硫磺和羔羊;乳头被比作红枣、樱桃及小蘑菇,甚至使叙述者作出一些夸张的描述,如“它们清秀伶俐,有着刺猬嘴巴一样灵巧而微微上翘的乳头”、“传说她的乳房兴奋起来,乳头上能挂住一只香油壶”。金童从襁褓中就开始欣赏他母亲的乳房;在他看来它们“像两只欢快的白鸽”。当马洛亚色迷迷地注视它们时,他恸哭不止,直到: 她把白鸽送到我面前,我恨恨地、急迫地、重重地叼住我的白鸽。我的嘴很大,但我还嫌小……我叼着一个,还用手抓着另一个。它是一只红眼睛的小白兔,我捏着它的大耳朵,感觉到它的心跳。 当他的双胞胎姐姐试图喝奶时,他又抓又踢,“直到这个可怜的小瞎东西把眼睛都哭 出来”;她是靠喝稀粥活下来的。金童到七岁时还拒绝断奶,后来用奶羊的乳头来替代,或把羊奶装入奶瓶里: (我)果断地把那个蛋黄色的乳胶奶头塞进嘴里。没有生命的乳胶奶头当然无法跟母亲的粉红色的、小巧玲珑的奶头———那是爱、那是诗、那是无限高远的天空和翻滚着金色麦浪的丰富大地———相比。 金童对喝奶带来的原始乐趣的回想如此炽烈,如此深刻,使得读者逐渐认识到,莫言无意让故事主人公成为一种健康的男性典型,而是作为一个发展受到抑制的个案。看到红卫兵殴打他的母亲,金童吓得跪倒在地,他母亲少见地发出了母性的责骂:“没出息的东西,给我站起来。”尽管他最终消除了面对固体食物作呕的反应,但始终没能转向真正的生活。他卷入“文化大革命”,被判劳改十五年。后来进入后毛时代,又几次坐失别人为他提供的良机。他的一次夙愿得偿的性关系,是她母亲安排的,对方是拥有一家相当大的废品回收站的女老板老金;她比金童大得多,只有一只乳房,但硕大无比,而且还在哺乳期。但她最终厌倦了给他喂奶,并下了最后通牒:“上官金童,你是抹不上墙的狗屎,扶不上树的死猫,你也给我,像那方金一样,滚你妈的蛋。” 葛浩文教授在他的导言中阐释说:“莫言通过对男主人公无情而又真实的描写,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他所看到的人种退化及中国人性格的衰弱上。”在如此众多的闹剧混乱中,在乳房的猥亵描写中,这种道德历险丧失了。疲惫不堪的读者终于明白,在开始于封建统治苟延残喘的上一世纪里,中国存在的宿命性苦难,与《我的帝王生涯》描绘出的帝国的苦难巧妙地吻合。后者呈现的方式,尽管程式化,但又不悖于情理。《我的帝王生涯》和《丰乳肥臀》这两个世界,一个是古代的,一个是二十世纪的,都充满了杀戮、痛苦、饥荒和洪水,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又加上惨无人道的苦役。两本书中的男主人公都是不成熟的懦弱者。尽管如此,书中那些更勇敢、更积极的人物都死了,而他们却活下来,成了故事的讲述者。他们放纵虚弱自私的本性以及天然的诗意,使他们得以对这个人间地狱的社会展开了批判。腐烂的社会是不会提供任何刺激生长的契机的。 ——译自美国《纽约客》(The NewYorker)二○○五年五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