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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做“账 房先生”的结果，就会产生一种“账房思维”：迷恋存货的数量，混淆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认为自己仓库里的东西都是好的，对别人的批评反感。当然，他们在自己的仓库内部也分等级、贴标签，但分级的目的是先找出一批好的，然后在好的中间再找出最好的，排排坐分果果。关起门来鉴别，也会产生专业人士，“账房先生”升级为“鉴宝专家”。“鉴宝思维”是“账房思维”的升级版，也可以简称为“帐房2.0”。“账房先生”式的批评家，可以毫无障碍地在“账房思维”和“鉴宝思维”这两种思维模式之间自由切换，像双频手机一样。久而久之，他们终于养成了一种“荐宝思维”，成为“荐宝专家”。“鉴宝专家”是极端的、苛刻的，他们会像电视“鉴宝”节目中那样，将赝品当众敲碎。而“荐宝专家”是中庸的、变通的，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荐”，并根据各种权利的需要来选择自己所荐的对象，郑重其事地向国内国际市场推广。而且他们从来也不砸碎什么，因为他们吃不准下一步什么宝贝会得宠。 资深外籍中国文学专家顾彬先生，主要是一位“鉴宝专家”，偶尔也充当“荐宝专家”。他一辈子在中国文学的仓库里辛勤工作，令人敬佩。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文人自然观之发展》等著作，是国际汉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但谁也没想到他会对自己管理的货品中的当代部分产生疑惑，进而感到厌倦，接着突然“反水”，发出“垃圾”的感叹，这让人始料不及。其实，对中国文学有着深厚感情的顾彬先生，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对其“垃圾说”的附和与肯定，而是希望出现有效的反对声音。否则，他一辈子的工作就成了研究“垃圾”。尽管顾彬先生后来对自己的观点做过补充说明，但批评还是来势凶猛。对顾彬先生的批评无疑不能简单化，比如，你说差我就说好；你说“垃圾”我就说“黄金”；你说好的只有百分之五，我就说有好的有百分之九十五，像故意跟人较劲似的，其实骨子里依然是“账房思维”或者“荐宝思维”。 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谈到，“垃圾说”与“黄金说”，或者“低度说”与“高度说”，在深层思维逻辑上是同一的，是一种极端思维的两种相反的表达形式，就像“爱极”和“恨极”两端情感合二为一的一对“冤家”，钱钟书喻之为“冰炭相憎，胶漆相爱”。我不认为顾彬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判断，属于“立场”问题，我认为是属于“方法”问题。以顾彬先生为代表的这种观点的持有者，以及他的反对者，都是将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某一种方法当作了方法的全部，也就是把“账房”—“鉴宝”—“荐宝”当作了全部。当他遇见了不合所谓“宝”的标准的东西时，便当作“垃圾”抛弃。这种只认“宝贝”不认“人”的研究方法，并非文学研究或者人文科学研究的全部，它只能是方法的一种。 文学研究和批评者身份的合法性，首先当然是要成为“鉴宝专家”，对词语组合、叙事结构、意义指向、历史价值等问题，有敏锐和准确的判断。在这个前提之下，判断一部作品是不是“宝贝”，其实并不困难。但是，当我们说一件作品是“垃圾”的时候，就会遇到老式“鉴宝法”无法解决的新困难。什么是垃圾？是按照一件物品存在时间的长短来判断？还是根据物品的功能和结构来判断？假如按照时间来判断，那么越久远的越是“宝贝”，越当代的越是“垃圾”；古代文学全是宝贝，当代文学全是垃圾；而且古老的垃圾在今天也会变成宝贝，就像一块“三星堆”出土的瓦片，要比一幅当代的水墨画更宝贝一样。从这个角度看，研究当下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及其文学作品，无疑就是在研究“垃圾”。研究的基本方法当然还是一样，分析它的结构和功能，以及这种结构产生的精神背景及其精神症候。 当代文学的结构和功能的多样化，对传统的“鉴宝专家”的方法，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我们应该迎接这种挑战，而不是简单地将它们扫进垃圾堆。它要求“鉴宝专家”的鉴定方法，不能局限在对品相的直觉和对表面纹理的观察层面上，而是要达到“分子”水平，达到显微镜的观察水平，达到碳14的分析能力。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发现一个全新的五彩缤纷的语言世界和精神世界，也就是“垃圾”的微观世界，进而将“垃圾”放在生成环境之中进行考察。我们既要看到“宝贝”和“垃圾”的诞生，也要发现那些想成“宝贝”而不得的心灵挣扎过程。 文学研究和批评，作为“人文科学”（或者叫“精神学科”）的一个分支，它以“人”为起点和终点，而不是以“榜样”和“模范”为起点和终点。它指向“总体的人”及其精神现象的生成机制和表现形式，并通过对这些“机制”和“形式”的再阐释，实现经验交流的目的。如果说人的心理、意识、精神现象，还有道德和审美水准等，它们存在等级的话，那么它们的呈现形式的确也是有等级的。但是，这种等级的划分（“荐宝思维”、排座次思维）是暂时的而非恒久的，是变化的而非凝固的。在这里，对复杂的心理经验或者精神现象、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和历史根源，以及它们的表现形式（无论它是“垃圾”还是“黄金”）进行重新阐释，是文学批评迫切而重要的工作。所谓“重新阐释”，不是放弃价值判断，而是改变思维的惯性，寻找更为有效的分析方法，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人增加感知的复杂性，承认精神生活的多样性，提高公众判断的自觉性，提高“自我启蒙”的可能性。它首先要具备科学的分析能力，所谓的“价值判断”不过是一种附加的工作，甚至是让读者看完“分析报告”之后自然而然会产生的判断。文学批评家不要抱定一种“荐宝师”甚至“文学拍卖师”的身份不放。 近期，批评界流行一种观点，说中国作家和批评家不必“仰西方之鼻息”，要描写和研究中国经验。我非常赞同这句正确的废话。是不是中国作家和批评家从来就没有独立自主精神呢？2010年1月14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本土经验和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研讨会上，作家莫言、格非、阎连科、李洱等人一致表示，他们描写的从来都是中国经验、本土经验，他们也写不了别国和别处的经验。既然作家已经本土经验化了，那么谁在仰人鼻息呢？剩下来的当然就是批评家了。我看也是如此。从结构到解构，从殖民到后殖民，从西方中心到东方中心，从文学性到现代性，说的是西方流行的名词，唱的却是南辕北辙的反调。在一种“理论依附”的大前提之下，其深层逻辑无疑是一致的，同样是“冰炭相憎，胶漆相爱”的格局。批评要做的，不是像文学的奴才一样为主子争宠，而是做独立的、有效的、文学的分析和研究工作，写出属于文学自身的文章，批评文章要对得起文学，而不是别的什么。 文学经验的本土性或者说民族性，似乎吻合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样一句流行的真理。世界文学经验的确是以民族经验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但民族经验不一定必然会成为世界的共同经验。既然中国作家写的都是本土经验，那么为什么在成为人类的共同经验这一点上遇到了尴尬呢？让我们来找一大堆借口吧：翻译的意识形态问题，西方中心观念问题，作家创作问题，批评家的局限性问题，等等。我只好中庸地说，是所有这些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实际上，批评家能够做的，只能是提高研究和写作能力，而不是找意识形态的借口。所谓的“本土经验”或者“民族经验”，不是去写一些人家不懂的怪癖，而是通过本土（民族）经验的独特性，去传达人类能过感同身受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东西。题材研究要向经验研究逼进，主题研究要向母题研究逼进，风格研究要向意象演变史研究逼进。 简单地举几个例子。比如莫言的创作，带有强烈的本土经验色彩，但他无疑包含着许多人类经验。莫言笔下那位著名的“黑孩”，生活在“文革”时期的恶劣环境之中。令人震惊的是，他的痛觉经验完全丧失，听觉经验出奇地发达。他笔下的“母亲”，全都是“饥饿艺术家”，是饥饿经验的传递者。《食草家族》中的呕吐经验，既带有共同性，更有本土性；那些人见到美丽的绿色就呕吐，这是长期在饥饿中吃草产生的“呕吐经验”。他笔下人物的“成长经验”，不是向上、向强壮长，而是像野草一样横长，长出六个指头，歪脖、罗锅，等等，甚至直接就长成了动物。类似的经验，我们在《小城畸人》、《铁皮鼓》、福克纳的小说中也见识过。最近出了一位“打工诗人”叫郑小琼，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被命名为“底层写作”的代表之一。这种无效命名，降低了写作的艺术性，增加了它的意识形态色彩。郑小琼的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改写了当代中国诗歌史中“钢铁”和“机器”意象的意义和走向。她将“钢铁”和“机器”这个在五六十年代代表火红的、社会进步的意象，改写成了一个冰冷的、人性倒退的意象。打工妹用手触摸机器和钢铁，被它的冰冷撕去了皮肤。触摸经验如此强硬和残酷！形式史、经验式、意象史，它们与社会表层的进步与倒退无关。它们自成一体，为世界经验体系增加新的内涵。文学自有它不可替代的意义，我们用不着往政治经济道德民族这些空泛的概念上蹭。我们应该检视我们的批评史和研究史，是不是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世界主义”之间左右摇摆，而从来也没有进入过批评的自觉自主的时代？ 对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前三十年的评价和研究，同样需要做得更细致和多样，不要局限在“账房思维”、“鉴宝思维”、乃至“荐宝思维”之中。这种思维导致了一种评价的拉锯战，原来说它“好得很”；后来又说它“糟得很”，没有什么文学性；今天，苍蝇一样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又有人开始说它“好得很”。我觉得很无聊。前三十年的文学究竟是“黄金”还是“垃圾”这样的问题，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但不能否定的是，它曾经存在过，它是整整一个时代好几亿人的说话方式乃至精神历程的记录。它的形式史、话语史所承载的精神演变史，就摆在我们面前。它的词语排列组合之中、叙事和抒情之中，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精神秘密？换句话说，那个时代的精神，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化装出场的？毫无疑问，它并不是一目了然的，而是需要再解读和再阐释的。这种解读和阐释，不能局限在对作品的品相直觉和表象观察的层面上，同样要求达到“分子”水平，达到显微镜的观察水平。更重要的是，我们根本用不着用“审美快感”或者“阅读愉悦”来诱惑年轻一代读者，而是通过形式史与精神史的相互阐释发现它们的叙事秘密，提供破解精神秘密而产生的解放式的感受。 比如，对《三里湾》这样的小说的评价，昨天说好，说它通过描写一个小村的变化反映了时代的大变化；今天又说不好，说它概念化、意识形态化；明天又发现一个新理论可以论证它很好，反反复复变色龙一样。不能根据个人的情绪变化来评价作品，也无须用“荐宝思维”来给它确定等级和价位。我们必须要客观地考察它的分子构成、叙事指向、历史功能。小说《三里湾》讲述的是一个组建“新家”（合作社）的故事。封建社会的崩溃，在长篇小说中经常表现为“家族崩溃”的主题，从《红楼梦》到《家》和《财主的儿女们》都是如此。不同之处在崩溃之后的选择，有的选择出家（宝玉），有的选择离家出走（高觉慧），有的选择革命（蒋纯祖）。那么革命结束之后（新中国）怎么办？《三里湾》的结论是，组建新的家族：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小说叙事冲突的背景是，家族体系和行政体系的冲突、家族情感（亲情、爱情、友情）与行政情感（爱社如家）的冲突，以后者取胜为目的。《三里湾》叙事的总体指向是：单干的互助了，互助的入社了。“旧家族”分裂了（年轻人要分家），“新家族”建成了（全部入社）。私人的驴卖到市场上了，市场上的驴又回到了合作社。如果不入社，和睦的闹崩了，结婚的离婚了；思想转变同意入社，离婚的结婚了。闹崩的和好了。坏事变成好事了，后进的变为先进了。入社的样样都好，不入社的寸步难行。 再如《青春之歌》，也无需用“审美快感”来诱惑读者，而是要发现它的叙事秘密。这部小说总的来说是一个“成长故事”。它由两条交错的主线构成，一是主人公林道静的自我确证线索，二是林道静性格发展线索。前一条线索中出现了“三个林道静”：抛弃父亲（剥削阶级，白骨头）选择母亲（劳动阶级，黑骨头）的林道静；抛弃家庭（大家和小家）选择自我（启蒙）的林道静；抛弃自我选择集体（革命）的林道静。于是，第二条线索的成长故事顺理成章地出现了。但它是在一个革命加恋爱的模式中展开的：先拒绝胡梦安，选择余永泽；然后是抛弃余永泽，选择卢嘉川；最后将卢嘉川（有五四精神痕迹的革命家）“处死”，而选择了江华（坚定的革命战士）。女性革命之路，伴随着爱情和欲望叙事展开。 那个时代的诗歌也是如此。通过阐释我们能够发现诗歌意象体系和象征关系建构的诸多秘密。比如，在早期的颂歌体中，歌颂的对象与铺陈的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比如太阳、月亮、星星、江河、高山、大海，这些巨大的自然物像，对应的是崇高的现实主题、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风暴－革命－战争”，“太阳－领袖－党”，“大海－人民”，“土地－母亲－民族”，“高山－青松－英雄”等等。新的颂歌就是重构一个“事物－词语－象征物－意义”之间的新的链条，将某一事物和某一词语之间的关系固定下来，构成一种等级森严的全新的意向体系和象征关系。在政治抒情诗中，原来简单的“物像－词语”序列变得更多样，然后将这种多样性，归结在一个“词语等级体系”之中。这个“词语等级体系”对应于“社会等级体系”，从而构成两个相互对应的词语“星云图”。 一个时代的文学，能够为我们解读那个时代的叙事秘密和精神演变提供典型文本，这就足够了。我们用不着通过鉴宝思维”“荐宝思维”为文学作品定等级判高下，当作工作的全部内容，更不要说什么“垃圾”“黄金”，“最低”“最高”。我相信，精细的分析和解密工作，是今后文学评价和研究的方向，而不是那种意气用事、非此即彼的争执，以及面对“伪问题”的聒噪。（2010.2.19 写于北师大） 原载：《北京文学》2010年3期 原载：《北京文学》2010年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