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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周翰先生评论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时，有这样一句话：“英国历史上的十七世纪，尤其是前六十年，是个伟大的时代，动荡的时代。”中国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也可以说是这样的六十年。花甲之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昔者，黄帝将甲子分轻重而配成六十，号曰花甲子。”(《三命通会》)其“花”字别有奥妙，借之而喻中国当代文学，也颇贴切。 文学的发展不仅直接受到历史的影响，还是历史最好的折射镜。反观六十年的当代文学，无论是“革命样板戏”、“伤痕文学”、“寻根文学”，还是 “现代派文学”、“新写实小说”，无一不镌有深刻的时代印迹。也正因为此，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有着相当的难度。信史度过强，新一代的读者会觉得乏味，不免会招致“在一个精神肤浅嚣张的时代里，流行的作品只能是肤浅嚣张”的批评；个性化色彩浓一些，则又极易受到老一辈学者“不按学术规范操作”、“武断主观”的指责。 19世纪末的法国杰出文学史家居斯塔夫·朗松，在其名著《法国文学史》中指出，文学史和历史是有区别的。它们虽然所研究的对象都是过去时，但文学的过去是与读者的现在相联系的“过去”，文学史的对象永远都具有现实性，而不是“历史文献”。所以，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序中就说：“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 陈思和教授也有见于此，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下简称《教程》)，便以具体的作品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以经典作品的阐释作为文学史叙述的主干。陈编《教程》，也因此一直“以文学整体观的激情探索”闻名。在这部文学史里，陈教授一反传统的以文学史知识为主型的写作，突出了对具体作品的把握和理解，着重于对重要创作现象的叙述和作品艺术内涵的阐发。早在1990年代初，陈思和教授在提议“重写文学史”时，就声称要“力图改变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的原有性质，使之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无疑的，《教程》正是其理论的最好实践。十年来，这部充满激情探索精神的《教程》，吸引了大量的读者，成为新世纪初最引人注目的专业畅销书之一。 然而，要成为真正经典的文学史，仅强调从审美的角度是不够的，还必须建构坚实的史学基石。《教程》偏重于文学作品的阐释，文学史的史料则被大量压缩，读者于其时代背景、政策内幕等，往往所获甚少。“文学史研究必须有历史的视角，考察文学发展现象所含有的历史文化内容。如果离开了历史而谈审美……很难构成文学史研究。光用审美的视角回顾文学史，看到的也许如茫茫云海上的几座群山之巅，只是抽去了时间意义的一些零星的孤立的文学高峰，却无法寻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关于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对话》)陈思和教授亦如是云。 2010年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思和教授主编、王光东教授任副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60年》，则从文学史料学的角度全面回顾了六十年中国文学的历程与面貌，其用意，自是给予陈编《教程》以有力的史料学的支撑，洋洋160万字，堪称迄今为止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重要的史料汇编集。 傅斯年先生的名言说：“史学即史料学。”一个史家的见识，不仅体现在宏观论断上，也体现在其具体发掘的史料中。第一流的史学家是如此，第一流的文学史家也当如此。《中国当代文学60年》一书所载，98%的篇幅都是珍贵的文献资料，而这些文献资料，无一不与当代的文学史息息相关。如所周知，当代中国经历建国、文革以及改革开放等重大政治时期，文学对于政治不仅“如响斯应”，而且有抵触，有迂回，有反思，其间“一变而再变”，所有的文艺政策、报告、讲话，文学运动的内参文献，围绕理论与创作的讨论与争鸣，等等，纷繁复杂，莫衷一是。又加上漫长的时间跨度，当时触手可及的资料——报刊、杂志和文集，如今早覆盖上历史的尘埃。“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编纂者“兀兀以穷年”，对各种相关资料旁搜远绍，按主题编为四个专辑：文艺政策与意识形态导向、理论探索与人文立场、文学创作引起的讨论、创作现象与艺术规律。每一专辑皆为专题史料的类聚。一编在手，读者从此可以方便地见到宏观叙述背后的“细筋健骨”。 不仅于此，一些重要的作家及作品，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激起的社会反响，譬如早期的《青春之歌》、《创业史》，近年的金庸小说及《大话西游》等，也在这里获得了“史料的还原”。此外值得一提的，则为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话题，当时甫一提出，即在文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近20年过去了，一些读者也许已渐淡忘，而在这本《六十年》中，编纂者辑录了当时最重要的史料，真实展现了彼时由于市场经济的繁荣，物质主义盛行，导致理想主义的衰退和道德感的缺失，因而促使学者提出“人文精神”来做振臂高呼的原始场景。书中收入了最早探讨“人文精神”的一系列文章，如：《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王晓明等)、《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规范》(陈思和等)以及《读书》上刊发的《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的对话。那一场对重建知识分子的人格和社会价值导向有积极意义的讨论，无疑可以视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发展的一个风向标。 编纂者对于史料的取舍，可说是谨严不苟的，其选取的原则，则视其与文学史发展脉络的相关度。换言之，其所挑选入集的，必是在总结文学创作经验方面有见地，或既有社会影响又有理性原则的代表作，而一般人云亦云的附和之说，空谈之论，就严格地被剔除了。为了更好地保存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原始面貌，此书还收录了一些在今天看来文风和观点都有问题的文章，“存瑕”所以“葆真”，别无他意。而所收的文章，除改正其中明显的文字讹误外，也都依原样刊登。顺便一说，在每一个专辑之后，有专家所撰的“题解”，对入选资料的角度、观点，进行了简要的说明、阐释，这也是此书的一个用力所在。 总言之，这部由史料拼搭构建而成的《中国当代文学60年》，兼顾了历史的真实性、观点的多元性及资料的系统性，有如一张六十年文学的“风云卫星图”，全面展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面貌与脉络，揭示了当代文学内外的气候、环境，勾勒了文学观念的更替、理论视野的拓展以及思潮流派的演进，并展示这一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曲折探索与不竭追求。 《中国当代文学60年》(四卷)，陈思和主编，王光东副主编，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0年02月11日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0年02月1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