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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尔是何许人也？巴特尔是号称京城“第一夜总会天上人间”的一个普通保安。哦，可别小瞧了这个身着“准警服”在门口管管泊车的保安。他的经历简直比任何神话还要神奇。 2001年，他从遥远的乡村怀揣500元来到北京谋生，住在一个小旅馆的地下二层，每天只吃一顿饭，然后蹭公交四处应聘，四处碰壁。可以想象，这个只有初中学历、连话也说不利索的农民兄弟，要在皇城根下谋到一份工作是何等之艰？就在他几乎绝望时，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到“天上人间”应聘保安。在他声泪俱下的感动下，“天上人间”负责人事管理的副总录用了他，每月的工资是1800元。在一些人看来，如此低的工资，住在地下室的出租屋里，生活够艰辛的。那些如天仙般的美女佳丽、那些一甩万金眼都不眨的富商大贾、那些气宇轩昂目空一切的权势人物……在“天上人间”进进出出，谁会拿正眼瞧一下这个土得掉渣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保安？可是这个巴特尔生生是非常了得，他就从这个根本不被人正眼相看的“小角色”起步，不到10年居然成了投资数千万的奢华酒吧的老板。他是如何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的？他一个保安是如何挤入上层社会的？除了财富，他的能力素质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从底层保安到大老板的蜕变？在这背后该有多少令人不可思议的故事？这还仅仅是发生在“天上人间”的一个普通保安的故事，想想看，“天上人间”如同现代社会的一个舞台，该有多少精彩的戏剧曾在这里上演过？又如同一汪深潭，谁能测出它到底有多深？目前媒体披露的材料，只能算其中的“冰山一角”，而仅仅是这“一角”就够让我们瞠目结舌了。 巴特尔与19世纪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伟大小说家巴尔扎克有什么关系？除了他们的名字前都有一个“巴”字，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笔者想说的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比起巴尔扎克所处的时代，要复杂也要丰富、精彩得多。而我们却读不到当今“巴尔扎克”式的“人间喜剧”。巴尔扎克所处的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而我们所处的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各种价值观念的碰撞，人性在转型期中所呈现出的异变，机制性缺陷所带来的权力和金钱的交媾……仅仅是一个“天上人间”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和想象空间，可能超过了反映当代生活小说的总和。 面对如此复杂和丰富、深刻的生活，当代小说是如此苍白无力。当我们从反映当代生活的小说中获取的信息量还不如读新闻报道时，人们不读小说就完全是正常的了。 首先，我们缺少像巴尔扎克那样对所处时代有着清醒睿智认识的作家，当权力和物质主义使得社会精神状态普遍“矮化”时，本该高蹈于常人精神之上的作家也被“矮化”了。他们像爬地草一样匍匐在地上，因而缺少超越常人的穿透生活的目光。有的作品，你读完了根本不清楚作家的精神指向是什么，精神的“矮化”抑制了作家创作时思想的高度。笔者所强调的“精神指向”和“思想高度”，希望不要误解为在小说中植入非形象化的概念和议论，它实际上指的就是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生活态度”，“在任何艺术作品中，作者对生活所持的态度以及反映作者生活态度的种种描写，对于读者来说是至为重要、极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艺术作品的完整性不在于构思的统一，不在于对人物的雕琢，以及其他等等，而在于作者本人的明确和坚定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渗透到整个作品。有时作家甚至基本可以对形式不作加工润色，如果他的生活态度在作品中得到明确、鲜明、一贯的反映，那么作品的目的就达到了。”(转引自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托尔斯泰对作家的“生活态度”是如此的极度重视，并把它摆到了其他种种创作手段之上。“一个能思考的人，才是力量无边的人”。巴尔扎克也如是说。我们今天有像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那样对哲学、经济学、历史、自然科学、神学等领域都有广泛而深入研究的作家吗？作家应该通过作品为读者和社会提供思想和智慧的资源，而不是用形象来诠释众所周知的理论和观点。否则还要作家干什么！ 其次，我们缺少巴尔扎克那样对同时代生活有着深刻体验和认知的作家。“功成名就”的作家远离当代生活，脑子里储存的大多还是几十年前的乡村记忆，那些记忆如果没有现代意识和思想去观照，写出的只能是一堆“陈谷子，烂芝麻”。而年轻一代的大多作家，他们还缺少写作厚重作品所需要的生活阅历和积淀。有的要么还是抱着青春的“奶瓶”不放，要么从国外的动漫和游戏中寻找灵感，沉迷在玄幻、穿越、悬疑中构建自己的“乌托邦”世界。遗憾的是巴特尔不会写小说。如果巴特尔具备小说家的才华，他写出的小说一定精彩。当然写保安不一定非要自己也当过保安，写妓女不一定去逛“红灯区”。鲁迅谈写作时说过类似的话，“要写你熟悉的事情”“……所谓熟悉的事情，虽然不一定要亲历过，最好也要经历过”。从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我了解到路遥为创作《平凡的世界》所作的极其艰辛的前期准备。他用数年消失于喧闹的文坛，除了阅读大量的书籍和资料，为了观察1975年到1985年中国社会转型期复杂的社会形态，为了体验他不熟悉的生活细节，他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收集了大量的创作素材。他拎着装满书籍的箱子不停地奔波于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只要能触及的，就竭力去触及”。“详细记录作品涉及到的特定地域环境中的所有农作物和野生植物；从播种出土到结籽收获的全过程；当什么植物开花的时候，另外的植物又处于什么状态；这种作物播种的时候，另一种植物已经长成什么样子；全境内新有家养和野生的飞禽走兽；民风民情民俗；婚嫁丧事；等等”。直至他手中的一个箱子变成了两个箱子。写作时，他又蹲到一个矿区的简陋小屋里，一蹲四年，一边写一边随时了解矿区的生活点滴。这种沉入生活底层的方式，完全迥异于“乘车观花”式样的“采风”。当下作家中还有几许人愿意下这种苦功夫呢？ 当然，要写出当代的“人间喜剧”，还得有巴尔扎克那样非凡的小说才能。三者兼具是何其难哉？ 恩格斯赞誉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院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读了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我感到：也许，在当代作家中，路遥是有野心也有希望构建巴尔扎克式的“文学大厦”的一位。他是一位对文学有着宗教徒般虔诚的作家，是有着不可遏制的澎湃创作激情的作家。更为可贵的是，大家都在竞相追逐各种眼花缭乱的“先锋实验”时，他却立足自身和本土，有着自己独特的清醒的艺术思考和追求。实践证明，当那些时髦的各种“主义”销声匿迹时，路遥的作品却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他树立的标杆，仍为许多活得更长久的作家所无法超越。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09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0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