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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一文中，对在祖先遗产问题上采取不正当态度的三类人物分别指斥为“孱头”、“昏蛋”和“废物”。时至今日，恐怕还得加上第四类人物，可名之谓“狂徒”。近些年来，许多文学名著在被改编为影视剧的过程中，无论主题、情节还是人物，几乎都遭受了“乾坤大挪移”，使观众“陌生化”得不敢相认。 前不久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三国》，更是“先声夺人”，让三国时代的人经常说着唐朝、宋朝甚至清朝才出现的名句，以不断出现的带有“穿越”性的“雷人”台词，使颇有受愚弄之感的观众日见愤怒。而该剧的编剧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竟辩白道：“这次是将文言对白完全白话化，所以只要不影响观众理解剧情，我们就采用了一些大家习以为常的表达方式……三国时代的人怎么说话估计罗贯中也不知道，我们既然是用白话处理台词，就是充分考虑现代观众的接受能力，没有太多咬文嚼字。”话里话外，对古人、名著以及今人显然有着因蔑视而起的不敬，也正因如此的不敬而胆大妄为，直如该剧中的董卓曾这样洋泾浜地数落袁绍：“(他)今天纠集了十八路诸侯起兵反我。”自然，也如该剧中的徐州刺史陶谦有一次与儿子谈心，说自己本想结交曹操，不料却“弄巧成拙”。而“弄巧成拙”这一成语，最早是出自宋朝黄庭坚的《拙轩颂》：“弄巧成拙，为蛇画足。” 曾经改编过许多经典名著的夏衍在谈到改编的时候说：“假如要改编的原著是经典著作，如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这些巨匠大师们的著作，那么我想，改编者无论如何总得力求忠实于原著，即使是细节的增删、改作，也不该越出以至损伤原作的主题思想和他们的独特风格。”2001年，导演田壮壮决定重拍《小城之春》。自始至终，他一直以一种虔敬之心对待原作，他曾经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这不同于我以前的任何一部电影，就像费穆手把手在教我，让我重新上了次学。甚至在拍摄现场，我还每天不停地看费穆的《小城之春》，我对其中的每一个片段都看了50至100遍，这当然不是为了抄袭或者躲避，通过费穆自信的镜头语言、游刃有余的表达方式，消除我自己对拍片的怀疑和犹豫。”显然，是对名著的那一种敬畏之心，使田壮壮经受住了一次严峻的艺术考验。当然，完全忠实原著并不是重拍的目的，目的是通过对原著的改编，创造出新的艺术生命。电影评论家钟惦棐曾指出：“如《祝福》，作为小说，它是完成了，而且是出色地完成了，但是对于电影，它还只能是一个出发点；从这里出发，要完成一部具有同一内容但不同形式的作品。”问题是现在的重拍，十之八九是由雅入俗，甚至“娱乐至死”，于是既乞灵于古人，又肆意地践踏着古人，只以商业利润为上，试问那些编、导、演，有几个是以文化传统的维护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及建设为己任的？ 至于台词，老版的《三国演义》是以半文半白的形式，现在看来，应赞叹其准确地表达出了原著的精神，实是文化传承上的一项创举。而新版的《三国》，则如编剧所言，是完全白话化，却又屡屡弄巧成拙，所以当曹操说“老母鸡变鸭，曹阿瞒变成了曹将军”，“要杀就杀，干嘛把自己搞得这么痛苦呢”时，当司徒王允劝貂蝉“欲要杀禽兽必先献身于禽兽”时，观众犹如面对赵本山的小品似的，怎能不捧腹而笑？新《三国》长达95集的剧中，既有“他爱我爱得如痴如醉，失魂落魄”这样琼瑶式的煽情台词，也有诸葛亮的诸如“天天向好，蒸蒸日上”的励志语，甚至还有“因为，你劝了，公瑾才相信你没看出他的苦肉计！你劝了，苦肉计才显得更苦，更痛，更真切！公谨也才显得更高明，难道不是这样吗？”这种带着《大话西游》风格的“雷人”话语，荧屏内外的面面相觑，足可想见。其实在前些年的《夜宴》及《赤壁》(上、下)中，“雷人”的台词已时有出现，只是越来越变本加厉了。《赤壁》的编剧陈汗就曾说过：“有些台词，是我们故意为之的……”可见，应有的严肃性显然是荡然无存了，商业上的用心则昭然若揭。还记得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昆曲改革，有专家认为，昆曲受众小是因为唱词太古雅，人民听不懂，但如要把唱词改成白文，前提仍是要合辙押韵。昆曲在今天依然受欢迎，显见是对这一前提坚守的结果。 名著改编，其实是一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作为，只有心存敬畏，才能文心相通，古今同慨，也才会“合为时而著”。常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果把精华播弄成糟粕，一味追求娱乐为上，那“笑”过后的空茫无疑是很可怕的。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12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1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