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芳记》带给我一种强烈的惊艳感，这种感觉想起来和当年读阿来的《尘埃落定》有些相似，这么多年，真的是久违了。我没有期待李亚会写出这样好的小说，也不期待其他的中国作家会写出这样的好小说，它实在“意外”……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我还得用力按一下自己的激动，免得它显得像是吹捧：我声明，如果有吹捧的话，那也是出自于我李浩的真心。这是我目力所及的“70”后作家中写得最好的一部长篇，它应当为所谓“夹缝中的一代”赢得尊重。 《流芳记》从第一章“母亲与地球仪”的第一句开始，便夯定了它诗性的、富有魅力的叙述基调：“那天，我在我们家院子里徘徊时，无意间看到母亲高高地坐在花梨高背大椅上，神情快乐中带有几分傲慢。她旁边的檀香木高腿几上，放着那个意大利人前两天带来的地球仪。那个玩意儿五颜六色，看样子遍布神灵，气象神秘，就像一个几万年也猜不透的甜蜜谜语……” 在这本《流芳记》里，有我们当下文学普遍稀缺的、却是异常可贵的“文学性”——这本应是文学的“立身之本”，却在当下遭到可怕的漠视，我们常常以“故事要求”、“读者要求”、“市场要求”的名义，一次次减损和诋毁原来就稀薄的文学性，践踏审美。在李亚的《流芳记》里，文学性始终是充盈的、游荡的、有魅力的存在。如同波德莱尔笔下那个“人口过多”的巴黎，在《流芳记》里，李亚也让众多的人物(甚至也显得人口过多)依次出场，他们的到来如此恰到好处，精彩纷呈，构成了特有的喧哗。他们个性鲜明，能让我们从其中轻易认出“这一个”，但同时，各自又分别背负着象征。我对《流芳记》的叹服首先是来自于李亚的手艺，那么多人物的出场、活动，构成了一个庞大而繁复的网；如此庞大的结构，李亚作为操纵者实在显得气定神闲，游刃有余。他们都在各自最恰当的时间和环境里出现，共同来推动故事和命运。能够有如此的耐心和精心，在这个时代真让人敬重。作为作家，小说的从业者，在读第二遍的时候我尝试吹毛求疵，有意进行拆解，对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大加砍伐，施以酷刑，被施酷刑的同时还有他的语词，包括“的地得了”——我发现，它们几乎是动不得的，任何的移动都可能会对小说的趣味和魅力造成伤害。这显得是句吹捧，我希望有幸阅读到它的朋友也做一下我做的活儿试试，如果你能说服我更好，因为我对李亚的“精确”有了强烈的妒忌——我曾阅读过他不少的小说，还编发过一篇，但从未有如此的感觉。 在阅读中，我不得不一次次地佩服他的才气，智慧，知识的丰富和操作的精心(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相当狂妄的人，能让我说出此话的作家不多)。 写民国，写抗日战争，写国共的合与分，写一个家族在时代中的起伏命运……在李亚《流芳记》之前，相关的图书(或者更窄一些：相关的小说)如汗牛充栋，如果没有特别强烈的个人性，如果没有强烈的出新出奇，那么这本《流芳记》很容易像一滴水落入到水中，一粒沙被风吹进沙漠——我想李亚对此也有相当的清醒，他之所以在诸多类似题材的作品之后继续在这片矿上开掘，应源于巨大的自信，他知道，自己将要为我们旧有的同类文学提供一个新物种。他做到了。 他把自己的小说创意这样落实在小说中：将自己的“想与说”给予了一个名医家庭，借它的命运展示那段风起云涌、浩瀚飘摇的历史岁月，有足够的复杂，有足够的人性审视。同时，李亚更懂得如何制造“陌生”，知道从小处进入。 从母亲生日宴会进入叙事的《流芳记》在伊初就有着不俗。李亚动用“说书人”灵巧之舌，充分调用夸张和游戏，将历史变成了一段意蕴丰富、指向复杂、错综纠结、趣味横生的传奇。在这点上，他深得莫言先生的真传，却也更为有效和节制。在小说中，谯城灵津渡口战役胜利后，袁司令不断演讲的一节写得风生水起，让人忍俊，有着多味的汁液，在戏谬中揭示着这个人物的多面和自我美化，而插在其中的那只狼狗也相当配合。在“攻与守”一节，惨烈的谯城保卫战在李亚的笔下尽可能地洗净了残酷的血色，他专心于“有趣”，使故事有了别样的风味：卜营长把一支乐队放在城墙上，日军的炮弹一落空他们就演奏欢快的曲子；“油条刘”在城墙上支起油锅为战士们炸油条，飞机贴着他的头皮飞过疾风把他的草帽掀起掉进油锅里；袁司令让二哥去找封紫芳制造风筝以吸引日军飞机的火力，而这一命令的结果，却让二哥遭遇了一场刻骨铭心的艳事……李亚的笔，伸在被阐解无数次的历史的褶皱里，勾出的是传说，是传奇，是更为真切的历史本相。 《流芳记》里的父亲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他在小说的第二节上场，明显，李亚在这一名医的身上有着温暖、痛切、理想化的寄予，那种寓言化的倾向也相当彰显。父亲身上的中学传统和西学经历，“救人”的责任感，在诸多事件中的应对态度，还有那份从骨子里带出的超然……从他出场开始，我就臆测他可能的命运，却又怕它真的出现。小说中，父亲被安排去了德国，享受着精湛的医术所带给他的尊荣，当他重返故乡的念头在临终的岁月强烈起来时，“他的双腿已经不能再次长途跋涉了，他想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撒泡尿都得要人扶着才行。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彻底放开手里的那朵芍药花，并且眼看着它在自己日益浑浊的视野里消逝而去。”李亚有意淡化对这一事件的感吁，但，它存在着，一旦你停滞一下，感吁和思想的力量就一层层地到来了。至于其他人，无论是强梁二哥、地下党大哥、袁司令、九灯和尚、熊梦之、葛九章、陈竹竿……这些个性鲜明、行为秉异的人物都分担着某种寓言化的厚度。李亚让所有的思想和寓意都做了很好的埋藏，如果不做慎思，单单传奇就足够吸引——这是我应当学习的优长。 叙述者，“我”，小说中说他作为一个自由的幽灵，“游历四海，上晓天文，下通地理”，充当着人类记录员的角色，“飘荡在空中，俯首观望人世间的沧桑故事，有的大气磅礴，有的细若琴弦”——这种方式也许并不是李亚的独创，但这却是叙述这个故事最佳的方式，能让他得以充分腾挪，给予他叙述上的不羁和快感。读到兴奋处，我也能感觉李亚的自得，他的神采飞扬。这个“我”，像君特·格拉斯《铁皮鼓》中的小小奥斯卡，他们的存在给予写作者的，是张力，是不羁，是快感，是神采飞扬。它，在我看来首先是写作者自己的，当然这一切，都可与阅读者一起分享。 这部满溢着魅力的书可说处还多。我想，我们应当对阅读它的人有充分信任，他们自己会将镶嵌其中的珠玉捡起。我所做的，只是对某些“点”做先期的确认而已。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14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