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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散文深感恐惧，对散文的字字句句都开始有了敬畏。也就终于相信，兴许我能写出一些好的小说，偶或也可写些好的诗句，甚至在笔下冒出一些激情思想，可终归，我不太可能写出完美的散文。我是小说家，怕就不是散文家。 这是《阎连科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前自序《敬畏散文》里的一段话。论理，小说、诗歌、散文、话剧，在现当代文学里，本是“四体并包”，价值同等，地位平齐。因而，凭着小说创作的成就，来傲视、慢待散文，毫无根据。可事实上，小说分明就属文学创作疆场里的主阵地和制高点，在主阵地和制高点上占了优势，怎么就不能冲着边缘和侧翼的洼地、凹坑，得意洋洋一下、颐指气使一下、随随便便一下呢？乍看，这不免有点唐突失礼，然而细究起来，也还算得上是理有固然、情有可原。 但阎连科偏偏不这样。他几乎反其道而行。在连篇累牍的大部头小说创作的间隙，他把自己主动“下放”到散文的一亩三分地，里外通透地展示出一派谦卑、憨厚、朴直的低姿态。从去年的两本散文《阎连科散文》和《我与父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能清楚地看出，他的这种散文写作的低姿态，与外在于他个人的文学劳动和生平身世的种种抽象的文体理论范式，或者现实的文坛风土气息，均无直接关联。相反，倒是内在于作品的那些素材和主题，对阎连科进驻散文世界的这种低姿态，起到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 归纳起来，阎连科散文的素材和主题，可分列为三类，一是家乡父老亲朋行状，二是自我身心遭逢，三是游踪观感漫议。其中，第一类篇幅分量最重，它们构成了阎连科散文素材和主题上的双重轴心；第二类与第一类有少部分的穿插、交叠，但更多的，还是生发、延展为独立自足的文本形态；第三类附骥于第二类，是第二类中某些细节由点及面的渲染、铺陈或者聚焦、放大。 所有这三个类别的素材和主题，都共同维系在慎终追远、返顾和确证自我文化人格的源流谱系的精神向度上。恰是这一精神向度鲜明的内倾色彩、私密性质和庄重意味，要求作者必须既排除那种过分形而上的缥缈诗趣，又规避那种以假乱真、以虚映实的小说笔法，进而调动起弃伪祛蔽的诚意，肃然正色，秉笔直书，给自己个人的生活行迹和故土家园的情缘世态一路悲欢的沧桑流转，纪实立言，存留一份可藉以长免含愧的良心档案。依阎连科本人的习惯说法，这也即所谓由不得作者去自行选择、而是作者“被选择”的一种写作，一种不如此就难心安的写作。 先务农，再做工，又参军，最后从文，这段由平淡渐入繁华的人生历练，使阎连科从寒苦的农家子弟，到体面的文职军官，再到盛誉在身的知名作家，这层层递变的社会身份变换，步步推进，把阎连科从精神生活的习惯轨迹上，一气儿挤到了他所熟悉的各种生活境况和人格面具之外，以至使他终成为一个貌似紧密地贴合、亲近着所有这一切，实际却被远远地疏离在了这一切之外的孤独者。 阎连科的散文写作滋长于也凭借于他精神际遇上的这种特别的孤独。尽管截至目前，他的散文作品所承载的大多内容，都还径直赋形为单纯、平白的客观化叙事，但从总体上衬托、支持和引导这些叙事的，已是能够尽显作者个性底色的独白、倾诉等形式的主观话语。 可能也正因此，较之小说世界里的阎连科，散文世界里的阎连科不单在个人情绪的挥洒上做得更加浑朴、自在，相应地，在文辞润饰的细腻感和考究度上，也多有不惜唠叨琐碎、粗放驳杂的考虑和安排。按照通行既久的“美文”标准，阎连科散文这样的表现，自然称不上玲珑剔透、精致典雅。不过，如果深究一步，透过遍处流传的所谓散文精品，看出其中层层叠叠的纤词丽句背后，清一色净是柔弱无骨、讨好取巧的媚态，那么，阎连科散文的兀自粗放和朴野随性，也就未必不能看作某种程度的大巧若拙或返璞归真。 小说创作圈里的残酷生存规则，这些年来，已把绝大部分图谋成功的小说家，都逐渐逼促成了朝着有关政经文史、道德伦常、公序良俗等方面基本价值信念的重重堤防和道道火线，冲锋涉险、强攻猛打的骁勇悍将。英雄不畏气短，只担心自己为突破而突破、为克服而克服、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的强迫症发作得不够严重。与此相映成趣或针锋相对的是，散文创作圈里，大军团作战和潮流化、模式化生存的风气长盛不衰。此时此地，此种背景、情势之下，阎连科的这路写散文的做派出得甚好。 它好就好在对阎连科本人而言，正可藉此从玩命比创意、比胆识、比技巧的高难度和思想的深刻性的小说竞技场上暂时抽身，调养休整，以利再战。对于一向崇尚跟风随大溜，见不得也容不下诸般新、奇、怪、险的散文界来说，阎连科其人其文的闯入，则带来了虎虎有生气的山野清风一阵。那些长时间酱在散文界深处，总是惟恐自己在散文写作的方队里站得不跟别人一般齐的专业散文家，在这阵凉风的吹拂下，都该打个激灵——别再总端着架势左顾右盼，一个劲全往旁处瞅了，该撂下身段，稳住心神，来认认真真地关怀关怀自己了。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26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