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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熟悉何顿的读者都知道，他用最本真的语言、最亲切的叙述方式、残酷的生活真实与城市市民文学的纯度，形成了自己异常独特的创作特色。作为六十年代后出生的晚生代作家的领军人物，何顿以崭新的姿态放逐了某种既定的价值范式，努力寻找新的边缘视角来显示市民的生存状态和自己的精神状态。在何顿发表的许多小说中，人有都可以轻松地发现他的真实——创作的真实与生活状态的真实。在那些极具特色的流线型的时间化叙述与随意的小标题设置中，他用口语化甚至方言化的语言，极其亲切的第一人称，全面展示了在时代转型期普通市民的真实生存情景。 我不止一次因何顿的小说感到一种交织着激动与痛苦的颤竦。为此，我也曾多次扪心自问：究竟是其中的什么力量将我驱入很难言传的情感体验之中。有时，我似乎把握到了什么，仿佛领悟了他那些小说中的内在精神。然而，这一切却转瞬即逝，并且直觉往往告诉我，即使人们丝毫也不怀疑或低估何顿的早期经验对他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但从这经验中所升腾起来并凝结在他小说中的显然已是某种普遍意义上的情感和思想。正是这种情感和思想及其表达方式，何顿的小说才产生了如此激动人心的魅力。那么，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和思想呢？当我为何顿小说感到激动不宁的时候，读到了乌纳穆诺的《生命的悲剧意识》，就像是为了回答或印证我内心的疑问想法，我在其中找到了安慰。这位神秘的宗教哲学大师说：“有一股浑厚的苦难力量，它驱策我们相互接近，强制我们彼此相爱、寻求彼此的影缘、并且极力使彼此能够成为完满的存在，同时又能够保有自己又能够包容万有”，“受苦是生命的实体，也是人格的根源，因为唯有受苦才能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受苦是普遍性的，也是由于受苦才使我们这些有生命的存在得以结合在一起；遍流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是那普遍的或神性的血液。它就是我们所谓的‘意志’，而除了受苦而外，它又能是什么？”于是我明白，笼罩着何顿小说的那种情绪氛围，如果不是一种贯彻人心的苦难体验和因这种苦难所领悟到的人生的永恒悲剧意识，还会影十么呢？几乎在他所有小说中，他始终都表现着他对于人生和命运的悲剧性感受与思考。由于他的显然成功的文学传达方式，这种悲剧性的感觉和思考已经摆脱了它们原本可能有的纯粹的个人经验色彩，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精神价值获得文学史的意义。 二 出身书香门第的何顿是长沙一条寻常小巷里长大的孩子，街头巷尾就是何顿儿时的乐园，在那些形色各异的小茶馆小面馆里，他打小就从大人嘴里听到了许许多多张王李赵的故事。当何顿从绘画改行搞文学时，自然而然就选择了他所熟悉的生活。他太熟悉笔下的那些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那些人物的了解是“一碗饭”。小时候一块玩，长大了与这些人成天泡在一起，所以，对把喜怒哀乐写在脸上的他们，何顿觉得他们活得很真实，甚至觉得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人曾说，何顿的血脉中有高贵的文化的血液，但在情感上又有浓厚的平民倾向。何顿的许多作品，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情节、性格小说，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心理、情绪小说。作为一位当代作家，何顿表现在作品中的创作精神、态度，无疑是敢于直面人生的诸种困扰和矛盾的。小说诉说当代普通市民从家庭生活到社会生活所遇到的各种人生苦恼，描述了由此引起的包含着酸甜苦辣的人间悲喜剧。《希望》里二牛和三伢子贪恋大毛的钱财密谋将其杀害，劫走十几万元，勤奋老实的下岗职工老五靠收废品本来过着清苦而安详的日子，由于儿子逐渐长大想加一间房又不舍得花钱（实际上是没什么钱可花）而以知道二牛杀人去敲诈他，被二牛灭口。一生忠厚的老五恰恰忘却了母亲的遗言：人最要紧的是本分，只有本分才不会惹祸，不要学那些坏人的样贪财。《不谈艺术》中，不学无术一事无成的四龙虽然精神空荡，却是物质社会的胜利者，成为一个活得非常滋润的小老板。《生活无罪》中的“我”虽然是大学美术系毕业，但在暴发户曲刚面前低眉下气，只好应声虫样跟着他操社会混日子。何顿自然知道，既然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避免不了吃喝拉撒睡油盐酱醋茶，既然生命的再创造过程伴随着污秽和痛楚，那么，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就必须有勇气面对它，有热情描绘它。从何顿的创作来看，他对这一切都没有躲闪，没有迟疑，他执着地追求生动真切富于情趣的生活图景的自然化。具体而言，在对人物的描述中，何顿并不追求浓墨重彩的效果，也不信守固有的某种原则。他笔下的人物，都是些既无惊天动地的生平，又无特殊际遇的普通人物，没有背景，没有依靠。在飞速前进的时代面前，他们靠自己的挣扎和拼杀，甚至有时靠不择手段和铤而走险，有的人发了点小财，但物质上的享受并没有带去精神上的充实，文化的贫血使他们无力摆脱金钱的怪圈，于是不断地寻找刺激，不少人又在寻找刺激中严重失控；有的人依然一无所有，苦苦地活着。何顿的良苦用心乃是“处于常态的感情、灵魂和理智的发展”（左拉《论小说》），表现普通市民内心的真实与本性的自然。在这点上，何顿似乎多少受了莫泊桑某些小说的影响，或者说多少流露了一些自然主义的痕迹也未尝不可。 何顿将社会改革和历史文化语境的转型放在普通市民的现实言行和精神状态的微妙变化之中。凸显这个变革时代里人们灵魂中美丑与善恶、健康与疾病、习惯与反常等等范畴的双重怪异，这是对当代平民生存状态、精神心理以及人生命运的关注与展露。作家以当代意识关照平民特别是下层市民的文化心理，对其中许多人因袭传统文化劣质所造成的人生进步的束缚做了非常理性的抒写，以期引起人们的觉醒和社会疗救的注意，以便建造他们的新的健全的文化心理与精神人格。 何顿的小说触及到了“文革”、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的现实历史，许多作品深刻思考反顾了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对市民遭遇错谬时政的磨难、权势异化的挤压、生存的艰辛困苦给予了勇敢的揭示和亲情般的同情；对改变提升他们的生存环境、人生命运，建立公正、平等、合理的社会机制，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发出了急切的呼唤。随着红得发紫富得流油的丈夫变成痴呆儿，杨琼的个人生活也变得一塌糊涂糟糕透顶，不堪生活的重压，昔日的白天鹅沦为了暗娼（《希望》）；结束七年牢狱生活的冯建军在九十年代花花绿绿的世界面前无所适从，为求一己私利而不择手段，聪明反被聪明误，不得不再次走进牢房（《我们像葵花》）。精神上的迷惘，经济上的拮据与自我价值的怀疑，各种因素的纽结，催生了那些人生悲剧。那些人物的人生经历，仿佛由一个圆心向四面八方牵出的线，共同织就了一张巨大的人类生命之网。从这张网的网眼深入看去，足以使人窥见无数值得深思的东西。用“沉重”已实难概括，它们已远远超出了具体的故事构架而与古老的民族文化积淀和更为古老的人生命题发生着深沉的联系。 三 何顿是一位很负责任的作家，他的小说一个非常可贵的地方在于，他对笔下的普通市民，对他所描述的日常生活凡俗人生，从来没有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从来没有流露出不可救药的绝望情绪。这与某些作家惯常使用的嘲讽调侃的笔调有本质不同。他的作品即使在一片灰朦的薄雾之中也总能让人看到星星点点的绿色，在令人心颤的冷酷和丑恶面前，总不失去一丝暖意。是的，他小说中很多人尽管也多少流露了一些疲惫不堪无可奈何的情绪，但也多少还留有些明天的希冀和温馨。尽管他们生活在现代都市里，追求某些具有现代特征的生存形式，尽管他们的言行有时显得激烈甚至愤怒，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叛逆性甚至危险性，但是，无可否认，他们原本就是一群弱者，本身充满善良。他们的挑战和叛逆，可以视为顽童的调皮和娇纵，没有深刻的心理指向，没有明确的反抗对象，也不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威胁和破坏——只要社会机制自身能够正常运作，能够承受和容纳这些下层市民既认真又天真的某些并不出格的生活游戏，能够体察他们生存的真实情景，并予以必要的诱导和分流，他们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的。当然，在进入他们真正有深度的个人情绪生活的时候，何顿也把他们当中有的人内心的软弱和幼稚，对一己私利的憧憬和浪漫情怀，毫无遮掩地的暴露无遗。使读者看到，这些人的故作潇洒豪放，刻意冒犯现实、蔑视社会，做出特立独行的浪子姿态（如《生活无罪》中自诩豪气如关羽的狗子，《弟弟你好》里弃教从商后狂放不羁的弟弟，《不谈艺术》中从艺术圣殿堕入世俗享乐的肖正等），不过是掩饰他们内心弱小的虚张声势而已。那些玩世不恭和狂放洒脱都是假的，他们虽然以奇异而夸张的面目出现，根本的意义，不过是以此引起他人的关注，诱惑别人去注意他和关怀他，去倾听他们那被现实背景发酵和放大了的内心独白而已。所以，何顿即使写城市那些下层个体户、小痞子，也肯定没有痞气，更没有反道德倾向。 何顿小说中对生存的关注情怀由于许多因素的影响冲破了他个人的经验范畴，而具有相当广泛的普遍意义。这就是说，与其把何顿的小说当作别也关于往昔或现实的一曲曲伤感而精致的歌谣，不如更多地去体验其中的永恒情感——对于生活的不安和神性的烛照。 四 何顿的许多小说几乎都存在一个千篇一律的情感模式：以男性通常又是城市青年男人为主人公，以对往昔的回忆和现实的描写相交织为故事构架。如《希望》、《我们像葵花》、《太阳很好》、《弟弟你好》、《生活无罪》等，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为同一种情节模式的产物。往昔的繁华荣昌所对应的大多是现实生存的苍凉艰辛。小说中的主人公如果不是在孤独惆怅中追忆那逝水流年，就是在表面的富足荣华中隐隐露出某些不祥的预兆，而弥漫在作品字里行间的则常常是一种落魄情怀。何顿把自己对于生活的体验和感触都异常真切地寄托在了笔下的人物身上。有人说，何顿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儿时生活的自况，他固执地想要表现他自己，所以他才不惮明显地重复，一再塑造出那些音容笑貌都颇相类似的人物来。当然，我们必须注意，这种形象上的重复对何顿的整个小说世界来说，并没有显出滞重或累赘之感。由于他对人物把握的细致和丰富，他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往往是一个独特的心境。 五 流浪，构成了何顿小说的文化批判主题，人物在自己的精神流浪中，其生命主体自觉地与文化保持了一种批判距离，从而在形而上的意义层面使生命成了现存文化的反题。何顿的一些主人公，是一种敏感躁动和自由放任的不太安分的生命体。就精神气质而言，他们是一群像鲁迅笔下的“过客”。他们在人生的逆旅上执拗而艰辛地跋涉，不是为了接近而是为了逃离某一文化目标。生命作为一种实在，表现为一种单纯的感受和直接流动的感觉，人的心灵只能在直接流动的感觉中享受生命。因此，至少在主观上，何顿努力使人物的生命保持最自然和本原的形式，让他们在流浪中享有自己或挥霍自己的生命。何顿和他的人物间，有着一种深刻而显见的精神纠缠。这种纠缠在生命与文化上的哲学观念，确实隐秘地制约了人物 性格的自我生成和发展。有时候，读者会有一种感觉，仿佛小说中的那些人物，是作家强行从他们原有的文化部落中驱逐出来的，是作家执意要使他们成为文化荒原上的流浪者。因为和他的人物相比，何顿自己就是城市平民文化的决绝批判者。他的许多小说，都展示了一种文化匆忙进入另一种文了扫沂必经的熔血痛苦，以及那些文化承诺者们无法承受这种痛苦而导致的荒诞骇人的悲剧（如二牛、三伢子、冯建军、狗子之流）。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城市平民文化部落中，外来的新的生活气象很难建立起某种新的精神秩序，它所导致的往往只能是人们心灵的极度混乱和堕落。面对生存（生命）与文化的哲学对立，何顿是一位理智上极为清醒的某些现存文化的批判者。 六 如前所及，何顿作品对现实生活的还原与超越是建立在他自己切身体验与感受的基础之上的。很久以来，人们之所以十分厌恶那类根据一时的功利性需要随意拔高主题升华题旨的作品，问题的关键往往并不在于要不要有主题，倒在于作者是否有属于自己对生活的独特而真切的体验。在《希望》里，读者觉得刘民警性格的微妙变化和精神境界的升华是真实可信的，正是因为作者对人物与环境作了现实主义的令人信服的描写，这种描写又完全是置于作者的经验之上的。围绕“希望”的种种独特的新颖的体验与感受，本身就是作品的精彩篇章，也是建构作品的内在契机。以至我们很难设想，《希望》如果只有对严峻现实的冷静描述，即使这种描述是如何真实和生动，而没有作者的深切体验与诗化的激情，作品能具有如此动人的艺术魅力。 何顿对现实生活进行还原与超越时，特别注重对生命意识的美学显现。他清楚地知道，他要提供给读者的，不应该只是一个个曲折引人的故事，而是一种生活的真实或生存的状态；他无意于对所描述的现实作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评说，当然也不是对世俗人生面貌的简单挞伐或颂歌。 他要关注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0页）。相比那些虚妄的观念来，人的实际生活过程，人的生存状态，自然要生动得多，丰富得多。时下的很多作品，不是没有描述现实生活的真实情态，但在描述时却又往往更习惯于注重对这种状态作出功利色彩很浓的价值判断。或者说，为了急于表达某种现存观念而宁愿牺牲对生存形态的真实书写。其实，对于作者来说，真实地描述人们的生活情景，远比肤浅地作出价值判断重要许多。 有很多卓有才华的当代作家对以普通市民为主体的群落都进行了不懈地书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王安忆、程乃珊、方方、范小青、刘恒等等无论从题材学、主题学角度，或者是叙述方式上，都突破了传统小说和市井通俗小说的格局，从而在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内涵上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较为深刻地反映了当代都市市民在社会环境与个体生命的挤压下的生存困惑。没有满足于对他们的简单怜悯，作家对市民的审视与把握大抵不取俯视或仰视的角度，更多以平视的目光，以冷静观察的笔调描述市民的某种无奈的生存景况。何顿在描写普通小市民的凡俗生活时，既不同于有的作家表现出强化的批判意识，也不像有的作家只注重提供纯态的事实。他在融汇、糅合生活的原生形态与升华自己的主观体验方面进行了大量卓越的尝试，显示了独特的品貌。何顿向我们展示了当代城市市民生活的另一些侧面，放弃了单纯的哲理阐发和道德评判意味，在诠释市民走向现代文明过程中的精神重负的同时，开辟了一条对世俗人生的还原与超越的新路。诚然，何顿的小说似乎总是那么津津乐道絮絮叨叨地讲述那些凡俗的芸芸众生，哪怕是知识分子也带有非常世俗的一面，但他却在不动声色的讲述中，用他那独特的体验与悟性完成了对世俗生活的超越，以至使读者虽然浸淫在世俗的氛围之中，却并未被表面的大量繁屑的世俗描写压得透不过气来，它的终极指归显然是在善待生活正视现实的时候引导人们珍视生活，而不是对生活的厌恶和逃避。何顿由远而近、由浅入深地抒发自己的忧伤，只是要告诫人们：“浸润于永恒苦痛深处的苦难——这是生命悲剧意识的根源，它尝试在永恒的最深处寻求安身立命的止息，而从其中闪跃出生命的慰解”（乌纳穆诺语）。我觉得，这正是何顿小说意蕴的真正写照。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1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