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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今世，我必须感谢《飞天》，因为《飞天》改变了我的命运。 《飞天》叫《甘肃文艺》的时候，我就自费订阅过，那阵子被叫做“新时期”，因为政治上拔乱反正，否极泰来，人民精神松绑，文学跟着复苏，复刊和创刊的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当时，我正上高一，喜欢文学，断断续续订阅了好几种文学期刊，《甘肃文艺》是其中的一个。 《甘肃文艺》改为《飞天》后，我曾为《飞天》这个刊名兴奋不已，加上每期封面上的飞天壁画，简直让人爱不释手。但这时，我高考落第，已回家务农。不过，因为《飞天》等等文学期刊的引领，我对文学的热情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烈了，犹如一只丑小鸭做起了天鹅的梦。这样，写诗便成了我体力劳动之余的脑力劳动。现在想，那时之所以那么恋诗，动机纯粹就是为了发表，为了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并幻想由此而改变自己的命运，至于诗歌的根本意义似乎还不甚明了。最初的投稿，仅限于县文化馆办的《合水文艺》。投着投着，心就野了，就试着往远处投往高处投。给《星星》投过一首名为《放羊的孩子》的诗，先是意外地留用，然后又意外地被退，先喜后悲。给《飞天》也投过，都石沉大海。但我是一个很倔强的人，吃软不吃硬，越被打击反而越来劲越坚强，写诗投稿也是如此。大约是1982年三四月，我带着自己装订好的两本《诗踪》——我自己命名的新创作的诗稿，平生第一次远赴兰州，通过在省广播电台文艺部工作的长兄高戈，拜访了杨文林、何来、师日新、张书绅和李老乡等几位《飞天》的老师。高戈当时也是诗人，且以诗评和组织文学活动而成为当时兰州诗界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是看了我的诗后才给我引荐几位老师的。也就是这次的诗歌之旅，让我叩开了《飞天》的大门。这一年11月，《飞天》首次发了我的诗《鸟和树》(外一首)，虽放在一篇文章的屁股后面，类似于补角，但也让我激动了好长时间。而此时，我因为是县城小有名气的“诗人”，已当上了民办教师。命运因诗而有了一点的转机，写诗，就更投入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飞天诗神”很快又眷顾了我，1983年1月的《飞天》再次刊发了我的诗；这次是一组，共10首，且是诗歌专栏《塞声》的头条，组诗题为《在田野上》，是编者加的；不仅如此，诗后还刊登了一则百余字的作者简介，说我是一个农村青年，18岁，写了二百多首诗，选发10首，以飨读者云云。当时文学很热，每一个文学期刊都拥有很多的读者，而《飞天》因为《大学生诗苑》《塞声》等诗歌专栏的影响力，有着很大的发行量，是诗坛公认的一个诗歌重镇，诗人们以在《飞天》上发诗而为荣。所以，我的诗组《在田野上》发出后，一下收到了三十多份读者来信，鼓励的有，求教的有，交朋友的也有，我因此而结识了一些天南地北的诗友，书信往来了好几年，使我那段孤寂而困顿的农村生活增添了许多快乐和希望。油印诗刊《葡萄藤》《红黄蓝》就是我在这段时间和诗友们创办的。 我很幸运，组诗《在田野上》之后又荣获1983年《飞天》优秀文学奖，何来为获奖作品写了一篇评论，《飞天》上还发了我的照片，使我深受鼓舞。自此以后，《飞天》一直给我以厚爱，杨文林、李云鹏、张书绅、何来、李老乡一个个都关注着我，而且发诗也没那么难了，凡发，大都是成堆成组的。在与《飞天》的互动之中，我与李老乡交往最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位诗坛“怪杰”，对诗始终是热的，对写诗的人也始终充满热情，我和许多甘肃青年诗人都从他身上得到了启发和能量。直到后来，有一天，我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一个旧发稿笺，才知道我的那组《在田野上》就是经他推荐才由杨文林签发。在这个稿件处理单的“处理意见”一栏，有他送审时用毛笔写的四行蝇头小字：“作者是个十几岁的农村青年，近几年来写了几百首诗。这组十首小诗，是从他寄来的128首诗中选出的。作者感受独特，诗情鲜嫩，有童话色彩；建议集中发一点，以助才萌志发。”下面则是用毛笔写的一行红字：“诗尚好。可用(注明作者身份)。”没署名，但李老乡说是杨文林写的。杨文林当时是主编，是他无疑。有次问及杨文林，本人也肯定系他所写。从这个稿件处理单所签的“1982年11月5日”这一日期来看，《飞天》在发出我的《鸟和树》(外一首)的同时，就准备推出这一大组《在田野上》了。看来，一开始《飞天》的几位老师就寄我以厚望。这个稿件处理单，我再也没有舍得还给李老乡，我想把它永远珍存于我的个人档案里，它一直让我感到温暖。 我和《飞天》的缘分可能是命中所定的。1999年12月，几经辗转，一身风尘的我，经马西林主席的推荐和谢富饶、李云鹏的关爱，正式调入《飞天》做了一名诗歌编辑。在许多诗人眼里，《飞天》是诗人的《飞天》，这与它的几位主编和副主编都是诗人不无关系。可以说，杨文林、张书绅、李云鹏、何来、李老乡及今天的马青山几位薪火相传的诗人，都是《飞天》和诗歌的有功之士。因为我是《飞天》培养的，进入《飞天》，对于我来说是真正的回家。前后虽然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却获益匪浅。那时，我想，要当好《飞天》的诗歌编辑，就得把诗写好，只有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才有资格当《飞天》的诗歌编辑。而且，只有如此，我才能对得起《飞天》当初对我的培养。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除在组长李老乡的直接领导下认真看稿选稿而外，便是勤奋读书和写诗。后来成为我的代表作的《村小：生字课》，就是2000年我在《飞天》的办公室里写成的。记得，那天写成后，我很是兴奋，因办公室就我一人，想念给人听，便到隔壁办公室拉来马青山与之分享。《村小：生字课》自在《诗刊》发表以来，给我带来了许多的名与利，我很感谢《飞天》给予它的那个诗的环境。不仅如此，同年9月，《飞天》还联合《人民文学》《读者》两家杂志，在兰州为我个人举办了诗歌研讨会。而且，这时的《飞天》，无疑还成了我以后事业的一个重要平台。第二年，在主编李云鹏的支持下，我和李老乡以《飞天》和甘肃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的名义，策划主办了首届“世纪之春·甘肃诗会”，使沉寂多年的甘肃诗坛开始出现活力。 总而言之，是《飞天》给了我一双诗歌的翅膀，让一只丑小鸭在生命的天空飞了起来，尽管飞得不是太高。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26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