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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社会，大众传媒借助新技术革命的威力，在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作为产业，受到商业原则的支配所显现出的话语霸权和消费文化特征，使之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而且在经济社会领域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商业时代的传媒凭借自身的权力，不仅制造着经济神话，也制造着文化神话。如今，人们在谈论当代文学时，如果仍然局限于像以往那样就文学谈文学，势必将遗漏许多影响文学特质的因素，比如传媒在文学的生产和传播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以及这种作用是如何悄然改变着文学的特征、面貌。事实上，以产业化方式运作的大众传媒已经使传统的文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结果，便是导致当代大众文学的崛起。 大众文学并非出现于当代社会。早在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将们就曾极力提倡文艺的大众化。白话文运动的蓬勃开展，其目的就在于将文学从传统的精英化、贵族化的狭隘圈子中解放出来，让文学贴近生活、走近大众。但这个时候的大众文学虽然与精英文学判然有别，却仍然在审美特征、社会功能等方面与精英文学存在许多相通之处：文学的愉悦性情、建构审美世界的功能在大众文学中仍占据着一定位置。换句话说，这时的大众文学虽有娱乐作用，但更多地还是被当作一种特殊的启蒙和教化的手段与工具。大众文学的这种特性，当然与那个时代的历史要求和社会文化形态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受当时传播手段和商业化程度的制约和限制。 进入现代社会后，在先进的传播技术的支持下，在市场经济商业原则的支配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浪潮中，大众文学无论是在审美特征、价值归属和社会功能上，还是在传播速度、覆盖范围、社会影响力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当代传媒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传媒一经与市场结合，进入商业领域，不仅传媒自身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作为传媒重要传播内容的大众文学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当今社会，传媒凭借现代电子技术，瞬息之间便可轻而易举地将触角伸向四面八方，把整个世界揽进自己的怀抱。传媒这种非凡的信息传播能力，使大众文学获得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而迅速发展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传媒对大众文学的技术支撑显然需要雄厚的资本做后盾，而资本的投入通常都需要回报，这就使传媒必须利用自身的话语发布权，选择能最大限度吸引受众注意力的信息内容，然后将这种注意力出卖给广告主。这样，传媒的运行事实上成为一种典型的商业行为，也正是这种商业化构成了现代传媒与既往传媒的区别。但在商业经济时代，拥有话语权力的现代传媒决不会单纯地迎合受众需要——单方面地满足市场需求乃是计划经济或短缺经济时代的商品生产特征。在过剩经济时代，不仅物质产品存在过剩，精神产品也存在大量过剩现象。在受众拥有多元选择的情况下，传媒利用了它的信息控制权和发布权，通过制造新闻热点和强有力的舆论攻势，一方面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也在宣传过程中造就了新的需求，并力图使人们相信：我是最好的，我是时尚的先导和表征。于是，传媒一改往日被动地位，扮演着引导潮流、引领时尚、左右社会精神走向的重要角色。而大众文学作为传媒的重要传播内容，事实上也成为受传媒操纵的对象，大众文学的特征和审美趣味由此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传媒的商业原则，必然导致大众文学的商业化。大众文学的种种特征正与商业性密切相关。在商业性的支配下，大众文学作品事实上是被当作一种商业产品来生产，具有与物质产品相类的许多特性——大众文学的平面、感性、刺激、娱乐、休闲等特性，正与许多物质产品提供给人们的消费感受相雷同，这使大众文学作品与精英文学、传统文学划出了明显的界限。 但我们还需看到，传媒的操纵力虽然不可低估，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左右一切。事实上，当代大众文学的生产虽与传媒有着密切关系，但大众文学所拥有的一套相对独立的生产系统，使它在许多时候无需受传媒的制约。传媒的包装宣传固然重要，但大众文学产品是否具有受众市场最终还要取决于产品本身。许多喧闹一时的包装宣传，结果却收效甚微便是明证。而就传媒来说，它决不可能赤手空拳地制造时尚、引导潮流。现代传媒所制造的许多奇迹中都必须借助于大众文学。传媒在推动大众文学发展的同时，本身也获得了发展——拥有受众市场的大众文学不仅为自身获得存在的地位，也对传媒的发展构成不容忽视的影响。很显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与大众文学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互相利用、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关系。 在当代传媒中，由于电子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电子传媒因其无可比拟的传播迅速和覆盖范围而风头占尽，与之相比，印刷传媒则显得有些相形见绌。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刷传媒在当代社会就无所作为。事实上，印刷传媒与电子传媒作为不同的传播方式，各有特点，彼此难以替代，由此形成了分别以印刷媒体与电子媒体为传播途径的大众文学之间的诸多差异。比如，由互联网的发展而产生的网络文学就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在此，我们着重探讨印刷媒体中的大众文学。 在当代，图书报刊组成了印刷媒体的世界。栖息在这个世界中的通常有两个重要的群落：一是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中的文学艺术；二是由包括武侠言情小说、流行散文随笔等在内的大众文学。以下我们将从传媒视野探讨栖息于印刷媒体中的大众文学。 在大众传媒时代，图书报刊尽管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同样成为图书报刊业重要的价值取向。这与承载人类科学文化知识的传统意义上的图书报刊形成鲜明的区别：后者追求的是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其读者群不仅是特定的，同时也是小众的；而作为大众传媒的图书报刊因受利益驱动，决定了它必须面向大众、面向全社会。 就书籍而言，它原本是最为传统和最为典型的传播永久性文化知识的印刷媒体。其传播范围也仅限于知识分子和有闲阶层，受众面十分有限。尤其在古代，更是局限于贵族阶层和文人墨客之中。然而，曾几何时，进入大众传媒时代的书籍，在市场原则的支配下，摇身一变而成为受普通百姓欢迎的读物。这种变化当然与书籍内容的转向密切相关。一方面，武侠、言情、黑幕小说和时尚小品文、趣味故事乃至时政性趣闻逸事风靡一时、大行其道，占据了书籍市场的大部分空间；另一方面，一批严肃文学艺术作品被通俗化之后以简写、缩写和改写本的形式面世，具有了通俗文艺的性质。这样一批大众文学读物，因其适应和满足了不同性别、职业、阶层读者的不同趣味和需要而广受欢迎，这正是将书籍作为商品推销的传媒业所求之不得的。 与书籍不同的是，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的现代报纸，从一开始就与市场有着密切联系。尤其是在大众传媒时代，报刊杂志更是被当作一种产业进行经营。为吸引受众，报刊杂志在现代印刷技术的支持下，版式更加活泼新颖、装帧臻于精美华丽，由此构成的现代印刷媒体的视觉魅力，正可以用来装点轻松、闲适的大众文学。在这里，媒体的形式风格所显现出的趣味，正与大众文学的趣味特征两相适宜，二者携手构筑了一个供大众读者消闲的世界。同时，作为连续出版物，报刊杂志在刊载大众文学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方面，报刊杂志显然要比书籍更适合于不断地营造种种社会热点和流行趣味——连篇累牍的报道和炒作，挖空心思的包装和渲染，足以将任何原本枯燥无味的信息变成街头巷尾人人议论的趣闻逸事。栖息于版面众多、信息高度汇聚的现代报纸中，大众文学在许多时候吸引读者目光的不是自身的魅力所至，而是来自于人们关注社会新闻之余顺便浏览的余兴。另一方面，连载读物所构成的人为悬念，也在客观上强化了大众文学作品的吸引力，虽然这类读物难免造成阅读的中断，但在每一个有限的连续性空间里，大众文学都准备了足以吸引人们短暂目光并让人体验到某种快乐的“诱饵”，而短暂的、即时性的阅读快感正体现了大众文学的特点。 相对于报纸而言，期刊所表现出的双重性是显而易见的：现代期刊既是纯文学栖息的天地，又是大众文学(通俗文学)的乐园。在计划体制时代，由“皇粮”供养的文学期刊虽然也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在报刊亭中，但它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文学期刊存在着根本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一是从办刊者角度看，关注点主要放在对高品味作品的选择上，市场意识十分淡薄；二是从作者角度看，作家在写作上追求的也是审美价值和精神品位，视写作为一项神圣的事业。这个时候的期刊仅仅起到一种单纯的媒介作用，而文学对社会的激荡作用是由文学内容本身造成的，而非传媒蓄意操作的结果。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作为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置身于市场压力中的期刊，刊载纯文学的越来越少。为了生存，将注意力放在如何迎合读者口味而大量刊载通俗文学乃至亚文学作品，成为办刊者有意识的行为。不仅如此，通过与其他媒体的联手进行炒作，制造新的阅读热点，也成为期刊迈入商业时代所具有的新特点。事实上，随着商业时代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许多以往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观点也开始发生动摇：高山流水、阳春白雪的文学品位不再被人们所崇尚，反而因曲高和寡、孤芳自赏倍受冷落。作家陆天明就说：“现在有的人认为，文学不被接受，是文学发展的必经之路。又有人打出‘坚守文学本质’的招牌，把纯文学作为俯视普通大众的高级‘望远镜’——这都是文学的死路啊！”于是，一批真正市场化的文学期刊出现了。《山花》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它以充分满足读者需要为旨归，在文学与市场之间，紧贴市场，一切为了读者，成功地在商业浪潮中赢得了自己空间。在期刊的商业化过程中，大众文学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编者调整了办刊观念，作者改变了写作策略，其结果便导致了大众文学的全面兴起。 从上述几种印刷媒体的各自特征及其与大众文学的关系中，我们不难看到，在现代技术的支持和市场原则的支配下，当下的印刷传媒已经全面商业化了。传媒商业化的结果，不仅促进了大众文学的发展，而且形成了大众文学一系列新的特征。这些新特征对大众读者产生广泛吸引力的同时， 也反过来促进了大众传媒的发展。那么，大众传媒时代，大众文学具有哪些新的特征呢？首先，传媒的时尚化导致大众文学诉诸感性欲望的平面化特征。大众传媒时代的印刷媒体，首先是把自身作为一种商品推销，而无意于对读者进行情感净化和精神升华。商品性的导入，使媒体成为一种创造利润的工具。这样，一方面追求复制数量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通过不断更新内容保持新鲜感，成为报刊杂志最基本的生存策略。传媒要立足市场，时尚化通常是一条十分奏效的途径。与之相应，大众文学便采取了截然不同于精英文学的叙事策略，实现了从情感抒写到欲望表现的根本转换。事实上，时尚化的要求既是对传媒的，也是对大众文学的。作为精神产品，大众文学拒绝永恒性，追求快餐式的即时性消费效果。人们很难想象，如果传媒刊载的都是足以供人反复品赏、不断回味的读物，报刊杂志的复制数量还能那样可观吗？作品只有定位于“过把瘾就扔”才能带来滚滚财源。很显然，诉诸感性欲望的阅读，通常只能是短暂的、即时性的，暂时的满足之后，又会期待新的快感、新的刺激。大众文学正是迎合了人们的这种需要。于是，文学的思想深度、审美价值迅速退位，而热衷于平面的、感性的欲望叙事，成为大众文学的重要特征。其次，传媒对“看点”的强调，使大众文学更具娱乐化特征。传统文学追求的是深邃的思想和深厚的审美内涵，对娱乐性的排斥和拒绝是显而易见的。但也还是有一些作品读来令人感到轻松、惬意。文学毕竟不是哲学论文。但到了大众传媒时代，文学的娱乐性特点则被充分发掘了出来。大众传媒时代的印刷媒体出于自身的产业特点，必然要将吸引大众的注意力放在首位：注意力的获得不仅能扩大发行量，还能吸引更多的广告客户，这些都是传媒赖以生存所必须具备的经济基础。比起感性欲望来，娱乐化所具有的轻松、快乐、闲适等特点，显然更容易获得远为广泛的读者的接受。欲望的满足释放了人们在现实理性的压抑下无法排遣的心理和情感能量，而轻松逗趣的娱乐化作品，不仅同样能减缓心理压力，而且能给所有的人带来愉悦快慰的心情。时至今日，尽管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阅读精英文学是一种高雅的，能够净化心灵、提升情操、丰富思想的行为，但同时人们也都知晓：并非每个人都具有欣赏严肃文学的审美准备。事实上，即便有了准备，进入这样的世界不仅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而且要耗费相当的时间。当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与日益丰富且极度多样化的文化消费，使越来越多的人弃繁就简地选择了轻松有趣的大众文学。正因如此，传媒才情有独钟地盯上了大众文学，把它作为吸引大众目光的法宝。 再次，传媒对市场最大化的追求，导致大众文学在文体上具有趋于简化和新异化的特征。这一特征首先适应了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和阅读习惯。尽管大众文学在内容上往往具有通俗易懂、轻松有趣的特点，但冗长繁复的作品，即便十分有趣，也常常令追求便捷、缺乏耐心的现代人望而却步。于是，在让更多的现代人都能够真正接近大众文学成为传媒的现实要求之后，大众文学在文体上便朝着简化以及泛化的方向发展。诚如雅斯贝尔斯所言：“那也是为什么短评会成为通俗的文学形式，为什么报纸会取代书籍的地位，闲杂刊物会取代了优美的文学作品。一般人看书时，都因贪求快速，而草草了事。他们要求简短，但并不是那种能作为严肃沉思起点的精简，而是短到能迅速提供他们想要知道的东西，和过目后迅即遗忘的那种简短。”[1]除了简短之外，大众文学为吸引读者，也常常综合各种文类的特长而创造出种种具有新鲜感、并极易让人见异思迁的混合型文体，从而导致文体的新异化。这样，大众文学不仅在内容特征方面，而且在形式特征上，都适应了传媒的市场需要，并与传媒一起构筑了一道商业时代引人注目的风景。 大众文学的这些特征无疑使它获得了庞大的消费群体，从而给印刷媒体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在这一过程中，传媒为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往往会运用传媒自身所拥有的权力(包括资本和技术优势、信息发布权等)去强化大众文学的基本特征。但这些基本特征的形成，主要还是由大众文学本身的叙事方式决定的。通常说来，大众文学是依凭如下方式来形成其特点的。 构筑虚拟化世界。文学离不开虚构。但传统文学的虚构，是在对现实生活的选择与提炼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反映现实的某一方面本质而又高于现实的世界。这个世界虽与现实有着种种联系，但已不再是现实的组成部分，而是与现实分离的艺术世界。而大众文学则是通过虚幻之境的营造来满足读者在现实中受压抑的情绪和欲望，这种虚幻之境虽然是现实中所不存在的，但却是人们内心所需要和渴望的。也就是说，大众文学的虚拟世界，事实上“是现实的延伸，它无异于一个真实的现实，因而不需要一个与世界保持一定距离的相对完整的而且内在统一的结构，但它又只是一个虚拟的现实。”[2]在现代社会，尽管科学与技术的高度发达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其丰富程度是任何时代难以比拟的，但置身其中的人们仍然感到不满足(技术文明所创造的神话带给人们一种无所不能、无所不有的幻觉，由此带来欲望的无限膨胀)，感伤、忧愁、烦恼和浮躁的心态和情绪弥漫于整个社会。在物质财富与精神产品高度丰富的今天，人们在精神和心理上却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匮乏、更为失落、更为需要抚慰。而这种抚慰在现实中无法找到，人们只有从虚拟世界中去获得虚幻的满足。大众文学正迎合了这种需要。 竭力煽情以强化欲望。仅仅构筑一个虚拟世界还远远不够。面对现代人审美感觉的退化和感知能力的委顿，平淡无奇的虚拟世界显然无法激起人们的阅读热情。大众文学在对类型化的种种人性情感的表现中，总是调动一切手段，竭尽渲染、煽情之能事。小题大做、无病呻吟成为家常便饭，矫情、畸情乃至滥情更是司空见惯。“一切以获得一种即刻反应、直接感、同步感、煽动性、轰动性、冲撞效果为目的。”[3]很显然，竭力煽情、强化欲望就是为吸引人们的消费关注，并唤起更大的欲望，使人们期望获得更强烈的感受和满足。 模式化的叙事。虚拟世界的营造，要博取读者的青睐，必须有一套独特的叙事方式。在放逐了社会意义、思想深度、情感浓度和艺术高度之后，大众文学为了满足人们或是欲望或是娱乐的需要，形成了一套模式化的叙事方式：情节的因果关系简单明了，人物性格往往是单一化、“一根筋”式的，人性情感的叙写呈现出表面化、单纯化特点，故事的结局通常可以预知，事件发展的过程和方式大同小异，整部作品所表现的题旨和感性欲望几乎都指向虚拟世界的营造。这个世界里浮现着人们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实现的种种愿望、难以看到的种种奇观，置身其中，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感性欲望的满足，尽管这种满足是短暂而虚幻的。事实上，正是由于满足的短暂性和虚幻性，才导致人们要不断地期待下一次，这正好给大众文学的不断复制提供了动力和商机。 不难看出，大众文学运用了独特的叙事方式，创造了一个截然不同于传统文学和精英文学的世界。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大众传媒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传媒不仅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而且运用自身的权力在宣传、炒作上给大众文学的发展带来更多的空间。尽管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影视传媒和互联网后来居上地成为当代大众传媒最具活力的媒体，但这未必会给印刷媒体中的大众文学带来致命的负面影响。这不仅是由于印刷媒体具有自身难以替代的特点，而且电子传媒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还需依赖印刷媒体中的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影视和网络作品事实上可以看作是文学的另一种延伸。 参考注释： [1] 雅斯贝尔斯：《当代的精神处境》，三联书店，1992年，第150页。 [2][3] 潘知常、林玮：《大众传媒与大众文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37、183页。 原载：《浙江学刊》2003年第6期 原载：《浙江学刊》2003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