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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知青”视角讲述的文革故事，不像“先锋派”的“荒诞叙述”[1]那样充满变数。基本上，这也是一种“相同的故事”，一种可以自我模仿也需要重复的叙事模式。但“红卫兵-知青”的文革故事也不像“灾难故事”或“历史反省”模式那样，在80年代初风行一时，然后不断被“新的故事”所挑战。这是一种自文革以来一直受欢迎，每隔数年便有新作涌现，至今仍然颇有生命力的文革叙述模式。这类作品的形式当然也有变化，但基本主题却始终如一：我或许错了，但决不忏悔[2]! “红卫兵”与“知青”是一代人的两种身份，是一种思潮的两个阶段，是一种精神的两种形式。如果要在本书选取的样本内严格分类，则《枫》、《重逢》、《晚霞消失的时候》、《动物凶猛》、《疯狂的上海》、《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等小说主要表现所谓“红卫兵心态”。《飞过蓝天》、《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今夜有暴风雪》、《插队的故事》主要描述知青生活。而《血色黄昏》与《金牧场》却贯穿两个阶段两种身份，可以说是最典型的“红卫兵-知青”视角的“文革叙述”。需要说明的是，并非以红卫兵或知青为主人公的小说都可归入“我不忏悔”模式。有些作品，如《伤痕》、《棋王》、《错误》、《波动》、《马桥辞典》等，或者因为更符合“灾难故事”的特征，或者因为已经超越“红卫兵-知青”的角度，所以已放在其他章节中讨论。由此可见，这个模式的核心，不是红卫兵行为或知青生活，而是所谓“红卫兵-知青”情绪及其叙事方式。 “我不忏悔”模式的基本特点如下： (1)绝大多数都是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人物命运的变化基本符合“情节功能”的排列顺序[3]；虽然从无幸福结局，却仍然感激受难过程。(2)大部分情况下没有“反派”，也很少描绘灾难来临阶段[4]。(3)“受害主人公”常常既是“迫害者”，也是“旁观者”，甚至也可能是“背叛者”；主人公虽然在文革中犯错犯罪，却大都可以解脱责任。(4)“情景急转之后的意外发现”大都也是积极的：男主人公要靠知识女性或母性之爱获救。(5)几乎所有“红卫兵-知青”角度的小说均出现情节功能(见[3]之27、28、29)，几乎每个主人公都要反省、感谢、惭愧，但不忏悔…… “红卫兵-知青”小说的叙述格式，可以说是各类文革故事中最有规律的一种。除了少数的例外(《重逢》、《飞过蓝天》、《今夜有暴风雪》、《疯狂的上海》)，这类小说总是第一人称叙事。开宗明义，“我”来讲我(及我们这一代)的故事，作者好像从不担心他个人的文革故事会没有听众。可能因为“红卫兵-知青”人数众多，或者因为“红卫兵-知青”情绪影响广泛，也许因为“红卫兵-知青”运动在中国历史、世界文化现象中均有其独特性，所以，至少迄今为止，从“红卫兵-知青”角度讲述“我的故事”，还真是不乏读者[5]。但为什么一定要用“第一人称”呢？别的文革小说，作家或者会跳出自己的身份研究自己，文化干部可以写民女怎么看书生，“右派”可以描写干部如何看知识分子，为什么“红卫兵-知青”这个集团的作家，总是以表现自己感受的方式来研究自己的行为，总是以宣泄自己的情绪的方式来解析自己的处境，这个群体寸步都无法离开自己的视角去记忆文革。这是一种只管自己表现宣泄的，只属于一代人的文学。 “红卫兵-知青”视角的文革故事最基本的叙事格式有两种，一种是记述文革全过程。或“叙述结构”完全等同於“事序结构”，如《血色黄昏》；或跳跃展示叙事模式，如《晚霞消失的时候》；或打乱时序，切割情节模式，如《金牧场》。虽然叙述技巧不同，但事序模式的秩序总是存在。另一种是站在文革后的角度叙述文革中的某一片段，如《重逢》、《这是一片神奇土地》、《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今夜有暴风雪》、《插队的故事》、《动物凶猛》、《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等。无论哪一种叙事格式，都有“初始情景”与“结局”的比较：主人公的状态基本不变。年龄、职业当然会变，但社会身份与地位照旧。红卫兵造反前是学生，造反以后照样无权无势，或做工人或下乡；知青下乡前在城里是学生，回城以后仍然被称为“知青”。既然“结局”不能比“初始情景”更好，显然就不能像“灾难故事”或“历史反省”模式那样，直接导出“因祸得福”或“坏事变好事”的意义结构。但“红卫兵-知青”小说又不愿意像“荒诞叙述”那样，以终点即起点来证明过程之“荒诞”与没有意义。恰恰相反，“红卫兵-知青”角度的文学，就是要在结局等於开端的情况下，证实过程仍有意义，而意义就在过程之中。 写于70年代末，辗转10年才获出版随即畅销的所谓“新新闻主义长篇小说”《血色黄昏》，其实是一堆自传材料，因为比较朴素地顺文革时序写个人经历，所以颇能体现“文革叙述”的一般情节模式[6]。“初始情景”是红卫兵主人公在城里已感到无所作为，便要求下乡去内蒙。到内蒙军垦建设兵团后因为与军人打架冲突而“情景急转”：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拘留审查判决劳改的全过程写得十分详细。虽然在难中以单相思的女友为精神支柱，最后才要靠在北京的家人(母亲杨沫)和中央领导(周恩来总理)的双重救援下才被释放。但真正的“意外发现”是自己怎么会变得坚强起来以熬过这非人的“炼狱”。获宽大处理后主人公很庆幸自己能重回革命队伍，小说结尾时他离开农场回城，与开篇之离城下乡恰成呼应。从零到零，社会地位毫无变化，中间可以说是负数，做了几年的“非人”的罪犯。主人向草原告别时的感受是复杂的： “再见呵，寒风；再见呵，积雪；再见呵；苍鹰；再见呵，老鼠；再见呵，牛粪；再见呵，驰名中外的夏格草；再见呵，枯黄的磨菇盘。…… 八年前，曾经欢迎我的锡林郭勒草原凛洌的寒风重新吹着我，撕裂着我。脑袋冻僵，鼻子麻酸，耳朵刀割般疼痛，但我心里觉得高兴。从狼爪一般犀利的寒风中，我嗅到了女神身上的馨香，触到了她丰满的肉体。…… “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六年，整整八年，我一直在这块土地上挨整，混得如此凄惨，但我依然热爱草原，依恋草原。……”[7] 这就是典型的什么结果也没有，却仍然歌颂“过程”的“红卫兵-知青情结”。同样的主题在这一类作品中到处重复，不断变奏。 礼平是业余作者，但《晚霞消失的时候》这个中篇的结构，严格符合米勒(J. Hills Miller)对亚里斯多德叙事四原素的诠释：“初始情景”是学生身份的男女主人公邂逅北京某公园；“情景急转”是高干子弟李淮平率红卫兵抄国民党将领之女南珊的家；第三章是李淮平在离城下乡的火车站上“意外发现”楚轩吾南珊是“好人”；结局则是文革后两人在泰山之颠忏悔原谅感悟超越，这时男主角是普通军官，女主角是英文翻译。社会地位和开端相似，也是男的较有政治背景，女的较有文化。从“零”到“零”，中间是一。这还是一个没有结果，意义全在过程之中的故事(和《芙蓉镇》一样，小说分春夏秋冬四章，强调循环的时间观)。王若水联系文革后中国青年的信仰危机来批评小说的消极倾向，实在是忽略了作者的一番青春热情：“谁都有自己的经历。这些经历弥漫在生活的岁月中，常常被自己看得杂乱无章而平淡无奇。但是岁月流逝，当你在多少年后又回过头来看这些已经淡漠的往事时，你也许会突然发现，你早已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了一篇动人心弦的故事。”将文革乱世普通男女的“杂乱无章”的生命，叙述成起承转合四季分明“动人心弦的故事”，这不就是“红卫兵-知青”角度的抒情效果吗？再想深一层，世界上有那么多青年，为什么偏偏这些儿时造反少年离乡求学不成求职不能的“飘泊一代”，特别愿意诉说他们“动人心弦的故事”？是不是潜意识里想抹去那“杂乱无章”的青春记忆？或者是保尔·柯察金的名言：“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在中国青年心里影响太深，以至于“浪费青春”以后还要花几十年时光，反复证明年华并未虚度，青春决不是空白。也或许，正常社会(无论中西)中的“青春”受到家庭、学校、娱乐、金钱、汽车、影星、电脑、时装……太多规范限制，反而是在受苦受难的畸形年代，青年人的生活、精神方式一时“没了规矩”，所以反而特别值得留恋？ 类似的“文革记忆”，老鬼平铺直述像是提供一堆“原材料”，虽很难出版但结果十分畅销；礼平编成典型的故事，语言、形式做作却颇合“老三届”的口味；最用心用力以结构主义框架融纳“红卫兵-知青”情绪的《金牧场》，读者虽少但至少评论界瞩目。将红卫兵步行长征，北京知青在内蒙插队与主人公文革后考察中亚文化并到日本做访问学者这四条线索有规则地混杂起来，组成了四个平行叙述场面交错的“灾难-失败”故事。对于厌恶都市文明的主人公来说，在东京犹如落难，虽然“意外发现”日本女友夏目真弓的友谊，但最终研究成果仍在学术会议上被否定。对应着这条最表面的叙事线索，另外三种不同灾难(红卫兵长征历险；内蒙插队艰苦；中亚荒漠回民苦难)也在叙述结构中同时降临。“情景急转之后”也还有三个不同的“意外发现”：当年红军现为贫民，长征意义何在？一心想做“人民之子”，草原母亲额吉却劝说“你不属於这里”；考察大西北人文地理却发现哲合忍耶的不幸历史。最后，则另外三种失败(长征队降旗、红卫兵战友牺牲、主人公被捕；知青离开草原；回民今日仍然受欺压)也几乎一起出现。显而易见，四个主人公受难(英雄失败)的故事不是互不相关的，而是并置出一个多侧面呼应的“追求-落难-发现-失败”的总的叙事秩序，从而导出“主人公不甘于失败，九死不悔地追寻着自己的金牧场”[8]的意义结构。这是同类作品中结构比较繁复的一次形式试验。不仅再次重申了“红卫兵-知青”文学“虽无结果，仍为奋斗追求过程而骄傲”的基本信念，而且将红卫兵经验、知青苦难与弱小民族境遇及现代人面对都市的异化苦恼相提并论，从而暗示只要主人公有精神追求，无论身处古代荒漠或文革乱世或现代都会，都不可避免会面对“灾难”(然后奋斗，发现，即使失败也不后悔)。这样一种暗示“文革苦难并不特殊”的超越姿态，大概是相信“文革特别痛苦”的很多其他文革故事叙述者与读者所难以完全接受的吧。 受到篇幅限制的一些中短篇，其“虽无结果仍歌颂过程”的意义结构，主要靠突出强调对往日经验的今天观照立场而显示。红卫兵造反、再被别人打倒，最后当然一无所获。知青下乡再回城，也没有获得什么“成果”，诸如官职、社会地位、家庭幸福、美满爱情等等。[9]所以他们必须通过对农民的理解感情与乡村生活的苦中之乐(这是史铁生的方式)，或者用莎士比亚古典悲剧的英雄情节重新改造北大荒记忆(这是梁晓声的办法)来证明青春没有浪费，年华未曾虚度[10]。知青文学的不同倾向体现在叙事态度的微妙差异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里的高原抒情黄土赞歌会被一段提前交代主人公残废的“后记”所平淡地反复打断。刚刚歌颂劳动场面，紧接着“清明节的时候我病倒了，腰腿疼得厉害。那时只以为是坐骨神经疼，或是腰肌劳损，没想到会发展到现在这么严重”。一边在和农民愉快交往，突然间，“可就在那年冬天，我病厉害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里也有主人公站在今天叙述昨天的笔调：“我们刚到北大荒三年呀!许多人还要在战天斗地中大有作为呢!屯垦边的信念还没有动摇呢!艰苦创业的精神和热情还没有冥灭呢!”虽然作者在这里已经告知读者，这些“信念”、“精神”和“热情”后来大约是动摇冥灭了。但直到小说结尾，主人公仍然高喊：“我们经历了北大荒的‘大烟泡’，经历了开恳这块神奇的土地的无比艰辛和喜悦，从此，离开也罢，留下也罢，无论任何艰难困苦，都决不会在我们心头上引起畏惧，都休想叫我们屈服……呵，北大荒!”[11]语言可以含蓄可以煽情，凡知青总是歌颂美化自己的青春。差别只在，史铁生在真诚抒情之后再平淡解构自己的抒情；梁晓声却能为自己创造的戏剧化记忆所陶醉所感动，不能自拔。两种情况，在“红卫兵-知青”角度的文革叙述中，都很常见。 除了《血色黄昏》中被“整”的主人公有几个“仇人”以及《今夜有暴风雪》中的兵团团长有意阻挠知青回城以外，绝大多数“红卫兵-知青”角度的“文革故事”里都没有很重要的“反派”。但受难主人公自己，却常常也是迫害者，有时还是旁观者甚至背叛者。如何叙述主人公自身的多重身份，是这类“文革回忆”所面临的最棘手问题。特别是红卫兵身份的主人公，几乎没有一个主人公不在作品中犯有过失、错误甚至罪行。但又几乎没有主人公在作品中对自己的过失、错误乃至罪行表示忏悔。这不能不说是这类“文革叙事”的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特点。 主人公“犯错”(身兼“受害者”、“迫害者”乃至“背叛者”、“旁观者”多种角色)的情况，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情况，主人公虽然参与造反，却主要是“受害者”。作家设置的情节，使今天的读者看得很清楚：主人公并没有错。但在剧情中，“错误”的后果很严重，主人公因此而受指控被审判。比如《枫》中的中学生李红钢眼见情人卢丹枫在武斗中不肯投降高喊保卫毛主席跳楼自杀，李悲痛万分却来不及阻止。多年后对立派掌权，判李红钢逼死卢丹枫，李被枪决。作家安排读者做见证人，意在证明文革中对红卫兵的审叛并不公正。《重逢》中的叶辉，也是因为要保护市委副书记朱春信而被迫参加“文攻武卫”结果不慎打死对方一人。作家既让朱春信做犯罪现场目击者，又让他在多年以后审理这个案子而且良心有愧。这样戏剧性的情节安排自然解脱了叶辉的罪责，至少叶不该受到重罚，而且也将矛头一转反问与红卫兵一样被卷入文革污泥的干部，今天是否有权审判红卫兵？以上两个例子中，作品为红卫兵辩护的立场十分清楚：他们没有错，至多只是愚昧无知；如果要责怪，应该责怪造成武斗的元凶(江青？)或者同样应对武斗负责任的干部。 第二种情况，主人公是“比较好”的“迫害者”，所以可以原谅。作者设置的情节，使读者不必担心，因为主人公的错误在作品中已得到“受害者”的原谅，所以主人公不必忏悔。《晚霞消失的时候》里李淮平率众抄南珊的家的场面，虽以红卫兵第一人称叙述，国民党将领楚轩吾照样神情泰然对红卫兵讲了半天淮海战场起义旧事。原来楚将军与李淮平之父曾战场相遇，“我紧紧盯着楚轩吾那闪着隐隐泪花的老眼，心剧烈跳动起来”。抄家者这般多情善感，难怪再见到楚将军之女竟是自己曾在公园邂逅的“女友”，审问的态度也已不同：“我的声音竟突然变得如此无力和温柔。”[12]这样的气氛营造，好像主人公早已知道抄家错了。所以小说结局时主人公在泰山之巅与多年不见的南珊表示歉意：“那次抄家它对我一直都是一个不小的折磨，你应该给我一个解脱的机会。”南珊立刻告诉李淮平，“你在那件事中给我的印象是相当好的”，随即毫不犹豫表示她并不需要任何抱歉和悔恨：“淮平把一切都忘掉吧。”即刻之间，红卫兵主人公便获解脱，马上可以将视野“转向更加广阔的未来”[13]。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李淮平之所以能在南珊眼中成为“比较好”的“迫害者”，正因为他在抄家的当时，已经有些背离其红卫兵立场。 第三种情况比较复杂一些。主人公在同一瞬间既是“迫害者”也是“受害者”，“迫害他人”与“自己受害”几乎是同一件事。作品有意叙述迫害与受害之间的界线混淆，主人公弄不清自己是否有错？是否需要忏悔？先看《金牧场》中的一段主人公的自白： 皮带上黯淡地闪着一层湿湿的光亮，它挟着一股狠狠的风，“呼呼”地撕开钝重的空气。这条皮带和那些带挂环和双排扣眼的铜头武装带不同。它灵捷快速。清脆的啪啪声中藏着一丝颤抖，我甩甩头，我蔑视这种颤抖。……耳际那种“呼呼”的声音在交织叠奏。我觉得在恨的刹那间我跨越了一道关隘。“呼!呼!呼!”我满腔仇恨而满心痛快。那颤抖渐渐熄灭下去了。我逾越了一道人鬼不知的关隘。人要爱憎强烈，人也要有无畏勇敢的恨。我抡圆了皮带，我看见大海也抡圆了皮带，我们俩的眼又一次相碰。我的心突然剧烈的颤抖起来，我咬紧了牙关。现在我连自己一块恨，这恶狗曾经把那黑络腮胡子他曾把红四方面军的副连长打得吐了血。他有一只又黑又粗的拳头长毛的拳头他嚷嚷说黑络腮胡子占了他的地他对准胸口就是重重的一拳!我突然暴怒起来我把湿透了的皮带抡得呼呼作响。大海也在暴跳怒骂，也在闪闪发光的抡着他那一根。关隘就这样度过了，简单而残酷。我开了这辈子的打戒。第一次我就打得这么狠。那堆稀泥慢慢不再蠕动。大海走出屋子浴进外面强烈的阳光里。大海的样子多么英武，我想道。我吁了一口长长的气，我稍稍觉得这声喘息中还有一点点颤抖。[14] 大约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有外号黑络腮胡子的副连长抢占了某农人(地主？)的地，农人愤怒地打了红军一拳。三十多年后，靠救济粮生活的前红军黑络腮胡子把这个故事告诉前来步行长征的红卫兵。两个红卫兵便要用皮鞭打这个农人(应该也已经是老人)。然而这是主人公“我”生平第一次打人。“颤抖”象征对使用暴力的恐惧或良心上的不安；“爱憎强烈”、“无畏勇敢的恨”则来自革命教育；战友大海的英武形象代表榜样，溶进“阳光”更是明显的政治意象。“一道人鬼不知的关隘”，是指打人习惯？还是某种道德准则？抑或人性兽性界线？主人公最后是在“恨的刹那间”，想象着农人拳击红军的“历史场景”与细节才跨越了那道关隘。问题的关键是，到底主人公是在阶级教育极左宣传所灌输的仇恨感逼迫下开了打戒呢？还是无意识地使用官方意识形态所造就的理由来帮助纵容自己宣泄暴力倾向？究竟是宣泄了“满腔仇恨”才“满心痛快”呢？还是有意无间借“满腔仇恨”而使自己“满心痛快”？引起张承志严肃反省的这个问题，在1989年和1999年都值得再三反复提问。 在民众趣味、干部或书生角度的文革故事中，红卫兵暴力常被脸谱化为法西斯行径。但当代文学中很少有从红卫兵角度详细描述并严肃分析这些散发着青春热情的暴力行为。张承志的上述文字，虽然仍略去了某人在皮带挥动打击下的身体情况(以免读者对主人公失去感情的支持)，但已经细微具体地提供了“红卫兵心理”的一个文学样品。作者已经触及到了荒谬行为方式与正常心理依据之间的无意识联系，但没有(抑或不愿)详加深究。对于红卫兵的行为，作者有些不安，但并不忏悔。几年后作者将《金牧场》删去一半，改成另一长篇《金草地》，上面那段“红卫兵挥舞皮带”的意识流文字也被删除了。 《血色黄昏》的男主角在刚刚下乡尚未挨整之时，也曾发扬红卫兵精神率众到牧主贡哥勒的蒙古包抄家，杀死了贡哥勒心爱的黄狗，而且还把老牧主绑起来：“我抄起一根木棍，乒乒乓乓一阵乱打，那老头子双手捂着脑袋，跪在地上，噢噢惨叫。”[15]事后场革委会就抄家事件做结论，支持知青的革命行动。整段叙述完全没有事后评判，比较客观地显示了主人公当时的愚昧粗暴。不过他后来也和牧主一样被人当作阶级敌人痛打，直到那时主人公仍然没有为自己打人而感到后悔羞愧。 《动物凶猛》的男主角在文革中其实还是少年，是一个乱世之中无所事事的“旁观者”(不仅“旁观”大人们的阶级斗争，还为了消磨无聊时光开锁入民宅偷窥他人生活)。但他却也想模仿红卫兵的行为，比如为了博取哥儿们喝彩，便狠心下手猛击邻院小孩；为了莫名的嫉妒与情爱不惜使用暴力欺负自己的女友。这些少年暴力细节也是由第一人称自述，叙事者不仅替主人公的荒谬行为辩护，而且还竭力渲染残酷画面，主人公也全无张承志挥皮带时的“颤抖”、“不安”———这是歌颂红卫兵的青春呢？还是想说明文化规范一旦解除(比如文革)，人性便冷得像动物一般凶猛？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中篇后来被改编成电影，既在国际上获奖，又在海内外获得上佳票房成绩。电影片名易为《阳光灿烂的日子》，好像又有用阳光之类的政治意象为主人公的动物般无理凶猛的行为辩解的意思。 总体而言，“红卫兵-知青”主人公是在灵魂时代扭曲、行为随潮流而荒谬的意义上，才成为“文革叙述”中的受害者。而同时他们也是“迫害者”和“背叛者”———虽然在“红卫兵-知青”的记忆中，他们通常是被冤枉的、比较好的、无意中犯错的，或者有合理心理道德支撑的“迫害者”，而且他们“背叛”红卫兵纪律是出于良知同情，“背叛”老师家人则是为了红卫兵理想[16]。这类小说中多数旁观者的形象并不突出，可能是因为很多时候，红卫兵、知青就是群众，“我”已本能地内化为“多数”。主人公的行为，相当程度上就是随大流。这种“多数”归属感，应该也是“红卫兵-知青”主人公可以拒绝忏悔的心理支柱之一。 现在来看“红卫兵-知青”故事的“难中获救”方式。获救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最常见的男主角爱上知识女性，这是知青作家与王蒙一代的相通之处。也可能少年阅读经验中保尔·柯察金与冬妮亚恋爱模式刻下的痕迹太深，《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的“我”爱上了政治地位比他高但又很有“小资情调”的副指导员李晓燕；另一篇知青小说孔捷生的《大林莽》男主角也喜欢他的女上级；《晚霞消失的时候》南珊比李淮平更有文化；《血色黄昏》的男主人公在难中单相思的对象也是文静纯洁、比主人公更有文化修养的“女神”韦小立(至少主人公觉得她是这样)。实际上，除了《动物凶猛》的未成年主角对米兰的肉体有些兴趣以外，其他红卫兵、知青主人公所渴望所崇拜所迷恋的，主要都是异性的精神、修养、情感、文化……甚至米兰，不也比男主角更有文化更成熟更有修养吗？ 第二种“难中获救”的方式与第一种不无联系。我突然发现我前面列举的十三部“红卫兵-知青”角度的小说，主人公清一色都是男性[17]。这些男性都爱上比他们更有文化修养情感更成熟的女性，实际上是“弟弟”向“姐姐”求援。而第二种获救的爱，则更进一步，是一种包括母性的爱。在第三章里，我已讨论过《金牧场》中的恋母情结。在某种意义上，来自“姐姐”的关怀多于“体”贴的爱，不也包括着“母性”的温暖吗？诸位“红卫兵-知青”主人公，在难中获得异性解救时，不都是追求同情关心多于渴求占有迷恋，不都是希冀纵容理解多于期待娇柔性感吗？ 最后一个需要讨论的现象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红卫兵-知青”角度的小说均有情节功能([3]中的27、28、29)出现？也就是说文革后感恩、反省、总结、抒情的细节，为什么在这类文革故事里显得特别重要？ 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也许可以同时成立。 第一种解释：这是因为主人公对往事既于心不安又不甘心忏悔，所以反反复复做事后辩解，努力以浪漫的抒情消除内心的(甚至无意识的)犯罪感。这种解释主要针对叙述“红卫兵经验”的作品。“红卫兵经验”的文学叙述，怎么样也摆脱不了对自己在文革中角色的严肃事后困惑。在某种意义上，整理叙述“红卫兵经验”，其目的就像李淮平要求南珊的那样，是希望“有一个解脱的机会”。“解脱”的方式可以是在情节上设计对红卫兵的不公正审判，从而引起读者及自己的同情，然后减轻乃至消除主人公的罪责(《重逢》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解脱”的方式也可以是在重新叙述中自我辩解。辩解理由大致有三：第一，“我”伤害过他人却也是“受害者”(《血色黄昏》、《疯狂的上海》、《一个红卫兵的自白》)，这当然是其他类型“文革故事”也常出现的情节逻辑；第二，犯错误，责任在于环境、社会、时代……；第三，“我”是为了理想才做错事的(《金牧场》、《枫》)，于是荒唐行为与正当理由之间便有着“人鬼不知”的微妙联系需要特别强调(当然，也有着“人鬼不知”的微妙界线需要加以忽视)。虽然犯错却也受害，强调的是“后果”；和“多数”一样也算错吗？讲究的是“依据”；出于真诚的理想才造反，肯定的是“动机”。不管以什么理由辩解，以什么方式寻求解脱，红卫兵主人公可以惭愧可以不安可以困惑可以感慨，但不会忏悔。所以，“我也许错了，但不忏悔”，到今为止，这是“文革叙述”中的一个强劲主题。 第二种解释：“我不忏悔”的主题，除了种种道德辩解理由外，最主要的还是基于一种“青春无悔”的信念。“青春无悔”，可以理解为主人公将其青春或自愿或被迫地投入某项工作、某个计划、某块土地，因为这项工作这个计划或这块土地有了收获，主人公便自然感到他的青春没有浪费，他的生命充满意义———虽然当初投入之时极为辛苦，代价惨重。 所以，“鬼沼”终于被征服了，曾经“经历了开垦这块神奇土地”的知青们，哪怕葬尸于此，也永远“青春无悔”了。 “青春无悔”，也可以理解为虽然主人公追求之事事后证明毫无价值，虽然什么具体目的也没达到，但投入青春的追求过程仍然有价值。因为主人公曾经在“那里”生活，“那里”就永远值得怀念、歌颂。 所以，“哦，我的白老汉，我的牛群，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再想深一层，“青春无悔”的信念，除了功利与哲理的诠释外，还可以有更特定的历史读解。为什么进工厂、做店员、上大学甚至做演员当明星等其他青春经历并没有在文学中被反复重申其意义被不断赞美其价值，是不是“红卫兵-知青”主人公有一些特别的理由来歌颂他们的“乱世青春”呢？不妨看看《插队的故事》里一群已经回城或出国的知青的偶尔相聚： ……学理工的，学文史的，学农林的，学经济和企业管理的，干什么的都有，共同的话题倒少了。唯一提起插队，大家兴致就都高。 “那时候真该多照些相片。” “那会儿怎么就没想起来呢？” “光想革命了。” “还有饿。” “还有把后沟里的果树砍了造田。” “用破裤子去换烟抽，这位老兄的首创。” “不要这样嘛，没有你？” “饿着肚子抽烟，他妈越抽越饿……” 话多起来，比手画脚起来，坐着的站起来，站着的满屋子转开，说得兴奋了也许就一仰在床上床下，脚丫子翘上桌，都没了规矩，仿佛又都回到山洞里。反复说起那些往事，平淡甚至琐碎，却又说到很晚很晚。直到哪位忽然想起了老婆孩子，众人就纷纷看表，起立，告辞，说是不得了，老婆要发火了。[18] 请注意，荒唐岁月，插队风景，在这里是作为现代理性社会(专业知识、繁忙工作、家庭价值、老婆孩子)的一个对立面，或者补充物而出现的。我们没有办法，总要在工具理性原则下生活，这时再回想那“没了规矩”的青春，岂不令人怀念？ 所以，对于理性的读者来说，形形色色但又颇有规律的“文革叙述”，并不仅仅只是解析负面的历史现象。 *本文系拙著《叙述文革———当代小说与集体记忆》(即将出版)的一节。 注释： [1]根据事序结构( Fabula)与叙述结构(Sjuzet)的不同对应组合关系，有关文革的当代小说大致可分为四个基本叙事类型，每种叙事类型均隐含着不同的意义模式：一，契合大众审美趣味与宣泄需求的“灾难故事”：“少数坏人迫害好人”；二，体现“知识分子-干部”忧国情怀的“历史反省”：“坏事最终变成好事”；三，先锋派小说对文革的“荒诞叙述”：“很多好人会做坏事”；四，“红卫兵-知青”视角的“文革记忆”：“我也许错了，但决不忏悔”。 [2]在“50部本小说”里，这类“我不忏悔”的作品至少有13部，约占总数四分之一，数量超过前两种模式，大部分均为中长篇。其中包括不少获奖畅销作品，也不乏职业批评家所感兴趣的先锋小说。甚至只写了一半文革的《墓场与鲜花》也包含了3、6、7、8、12、14、18等7项文革小说叙事模式之“情节功能”。 [3]我在50篇抽样文本的范围内，将出现得比较频繁，而且出现的次序(事序逻辑)也不无规律可寻的文革故事情节，按照普洛普的方法，归纳和简化成29个“情节功能”： 初始情景：灾难之起源与前兆： 1·灾难之前，女主人公善良美貌、生活幸福。 2·灾难之前，女主人公的爱情生活不无缺憾。 3·男主人公在灾难之前有某种缺点或缺陷。 4·男主人公在灾难之前被认为犯有某种过失。 5·男主人公在灾难之前犯错而不自知。 情景急转：灾难降临的不同方式 6·男主人公注意到旁人奇怪的目光。 7·男主人公的名字出现在大字报上。 8·男主人公为好友所背叛。 9·主人公参加某种会议。 10·女主人公和领导的关系受到怀疑。 11·主人公被抄家。 12·主人公获得某种罪名，受到某种处罚。 13·主人公为家人儿女所背叛。 14·主人公下乡、劳改。 15·主人公受伤。 16·主人公自杀。 情景急转以后的意外发现：难中获救 17·男主人公忍受身体苦难，为民间女子和群众所救。 18·男主人公忍受精神苦难，为知识女性和群众所救。 19·女主人公在灾难中为知识男性所救，获得爱情。 20·男主人公遇见长者，得到指引。 21·主人公在灾难中获亲人救援。 22·主人公在灾难中获上级救援。 23·主人公病故或死于意外。 结局：灾难之后的反思与忏悔 24·灾难之后，女主人公原先的不足与缺憾得到弥补，生活更加幸福。 25·灾难之后，女主人公的敌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有人对灾难负责)。 26·灾难之后，男主人公获更高官职，地位上升。 27·灾难之后，男主人公重游故地，感谢苦难。 28·灾难之后，男主人公反思灾难中的是非恩怨，找不到具体的敌人。 29·灾难之后，主人公反省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过失，但拒绝忏悔。 [4]“情节功能6、7、8、9、10、11、12、13”均十分罕见。 [5]梁恒的《革命之子》、张戎的《鸿———三个中国女人的故事》及张承志的《红卫兵的时代》等，还分别在美、英、日等国出版，受到广泛重视。 [6]在总共29项可能出现的“情节功能”中，有14项贯穿于《血色黄昏》全篇。这是所有“50部作品”中出现“情节功能”数目最多的一部，超过《蝴蝶》与《芙蓉镇》。 [7]老鬼：《血色黄昏》，第618~19页。 [8]这是《金牧场》全篇的最后一句，没有句号。见《金牧场》(北京·作家出版社， 1987)，第506页。 [9]张抗抗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过苦难经历造就作家的收获感(见梁丽芳：《从红卫兵到作家》，台北：万象图书， 1993，第14页)，但至少在作品里看不到类似的情节。 [10]蔡翔在《对确实性的寻求》一文中，从阅读心理的角度，对知青文学企图证明青春没有虚度的主题及其读者接受背景，有很细致的分析，见《当代作家评论》， 1985年第6期(11月)，第72~77页。 [11]《知青小说选》第385页。 [12]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十月》(北京)1982年第1期(1月)。 [13]同注[3][4]。 [14]张承志：《金牧场》，第158~159页。 [15]老鬼：《血色黄昏》，第20页。 [16]或者像梁晓声所描述的那样，一群中学红卫兵想去跟随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因不受重视而立刻“背叛”，转投“八·八团”(《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第167~80页)。 [17]我在本书的“引言”中已有说明， 50部小说是按照一些获奖、畅销、有争议等原则选择的。分类是后来的事。所以本章所讨论的“红卫兵-知青”主角均是男性，纯属偶然。因为事实上知青出身的女作家为数不少，如王安忆、铁凝、张抗抗、竹林、乔雪竹、张蔓菱等。 [18]《中国新写实小说选》，第172~173页。 (作者通讯地址：香港屯门岭南学院中文系)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6期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