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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写实在20年文学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历史地位。这种历史地位是由它所具有的独特文学精神与审美品格所决定的，不仅体现在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继承与创新，而且还体现在对新生代的昭示与开启上。在世纪之交时对新写实的创作得失进行再思考，有助于我们的文学事业更加健康地发展。 一 1987~1989年是新写实主义思潮的孕育、形成期。任何一种文学思潮的产生都不是随机与偶然的，必定是特定的社会思潮、社会心理、文学传统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彼此合力的结果。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是促进这一文学思潮出现的根本动因。1984年底，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标志着改革这一伟业在整个社会的全面推进。由于我们的社会一直处于超稳定状态，长期以来形成了求稳惧变的社会心理与思维方式，再加之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只能在摸索中前进，政策、体制上的不健全导致了一些不良社会现象的滋生。改革不仅是物质变革的过程，而且是精神与心理的重建过程，人民群众在领略改革带来的欢乐、欣悦的同时，也在咀嚼着改革的艰辛与苦涩，精神与心理都处于一种痛苦与无奈的状态。这就为新写实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深厚的社会背景与心理基础。 从文学自身看，新写实既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叛逆，也是对先锋文学的扬弃。对传统现实主义来讲，早在1984年，反映改革生活的作品就面临着无法跨越“老题材、老主题、老人物、老结构、老手法”的困境，作品对现实生活的书写与大众对生活的真切感受还有相当的距离，备受冷落倒也在情理之中；到了1985、1986两年，现实主义又忙于“寻根”，对当下生活的描写几乎成为空白，而鼎盛这一时期文坛的先锋文学又专注于构筑形式的本体世界，营造语言的美丽迷宫，同样冷落了现实生活。此外，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热切关注大众生活的文学精神对新写实的产生起到了催化作用。在时代变革强力的震撼下，在现实生活的感召下，一批作家把手中的笔伸向了身边的现实生活。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和王朔的《顽主》在1987年相继问世，昭示着一种新的文学精神的崛起。随后，《新兵连》、《白涡》、《连环套》、《不说爱情》、《艳歌》、《一地鸡毛》等一大批佳作涌入文坛，从而真正形成了具有自身独特文学追求与美学品格的文学思潮。 二 所谓的现实其实是人对自身生活的一种建构与描绘，这其中就蕴涵着对人自身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理解与认识。新写实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关注现实生活，反映人生疾苦的文学精神，不过新写实对现实的认识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体现出一种创新精神。首先，前者对当下生活是一种激进的超越性、拒绝性姿态，把生活展示为现实与未来的二元世界，认定在当下生活之外必有一个理想的人生境地，必有一个完美无缺的日常生活图景，当下的现实不过是奔向理想未来的人生驿站。后者认为，当下的日常生活是我们所能拥有的惟一真正存在的世界，脚下的土地、周围的生活等组成了现实世界的全部，彼岸、理想、完美不过是人生的虚构、幻影与自我慰藉，正如有的作品所说：“我们可以忍受种种不便并安适自得，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完美无缺的玩意儿，哪儿都一样。”[1]它要求人们把全部的激情与渴望都倾注在当下生活中，而不是徒劳地、“无中生有”地为人们找寻一个美丽的乌托邦。在文学传统中，人类对现实的超越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对现实的批判、改造与诗化、审美化。第一种占据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导潮流，以鲁迅、柳青、王蒙等为代表，以改造社会、改造人生为己任，旨在振兴民族、重铸民魂。第二种是将现实诗化、美化，这是中国文学的一贯传统，废名、沈从文、孙犁与汪曾祺等人是20世纪的卓越代表。它不变革、改造现实与人生，生活的艰辛、人生的磨难全被作家的审美容器过滤掉了，奉献给读者的是至情至性的人生画卷，日常生活本身只是他们闲适、冲淡人生的一种隐喻与寄托，一种诗意融融、情趣盎然的美的世界的象征，一种人格操守的象征。由此看来，无论是改造还是诗化，日常生活始终不是其最终目的，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超越，具有浓厚的此岸———彼岸二元结构特征。其次，如果把现实生活粗略地分为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传统现实主义侧重于非日常生活的描写，侧重表现人的精神追求，新写实着重描写日常生活，侧重表现当下人们的物质生存状况。新写实既没有第一种那样强烈的否定、批判色彩，也没有第二种那样鲜明的诗性特质，它主张“描述日常生活”，同时在理想、崇高和爱情三个主题的描写中完成了对传统现实主义现实概念的解构，其目的是还生活的本来面目。“好好过日子”(池莉语)是新写实的精神大旗，在这面旗帜下，理想被放逐，崇高遭调侃，爱情的神话被轰毁，所有附着于日常生活的精神饰物都被涤荡得干干净净。 对新写实来讲，日常生活“不允许一个人带着过多的幻想色彩———那现实琐碎、浩繁、无边无际，差不多能淹没、消融一切”[2]。“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要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琐事。”[3]生活是由无数的鸡毛组成的，其分量超不出一斤“豆腐”的重量。在这样的生活面前，你无法使其得到提炼与升华，无法以理想之光来穿透它；我们无法逃离这样的日常生活就如同我们无法揪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一样，只能接受、忍受日常生活，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标志。他们认为，原有文学作品对生活理想的开掘是一种人为地“粉饰”，不合生活的本真本相。《烦恼人生》的印家厚、《一地鸡毛》的小林与小李白都割舍了少年时代的理想，生活空间由买菜、看孩子、上下班等生活琐事所充满。少年的理想在他们的眼中成为幼稚、不解生活真情的代名词，他们还未真正走进日常生活，还被一层精神幻影所笼罩，待到成年后，才真正领略与品尝到生活的原汁原味。但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新写实缺乏理想，它所缺乏的只是原有作品所表达的人生理想，正如王朔所说：“咱们这一代人，说实话，哪儿能没有理想啊？我对真正的理想是珍视的，我不允许别人用这种东西来诱惑我。”[4]他们反对的是对日常生活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的那种夸夸其谈、华而不实、不着边际、空洞无物的精神鸦片，即伪理想。新写实的美学品格表达了其关注世俗生活的理想，比如，王朔在其自称为从生活中呱呱割下来的一块肉的作品《顽主》里，通过于观、马青、杨重等人创办“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三T公司这一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来体现其对现实人生的热切关怀；《艳歌》中还未脱尽“理想”之光包围的沐岚指责丈夫迟钦亭“不求上进”，得到的回答则是：“太太平平过日子比什么都强，还有什么比日子更难呢？”[5]新写实并不像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没有人生理想，他们把理想生活化、世俗化，这种文学精神与美学追求本质上是一种民间理想，而传统现实主义则把现实观念化乃至政治化，使生活失去了它那绚丽多姿的迷人风情，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最终沦落为干瘪思想的代名词。 崇高这一历来被传统现实主义奉若神明的美学宗旨在新写实的笔下同样遭到了无情的流放。新写实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崇高在日常生活面前如何苍白、柔弱与无力。在这样的生活中，谁选择了崇高，谁就拒绝了日常生活，谁也就拒绝了生命的存在，也就拥抱了死亡和地狱。《风景》中的语文老师劝常去偷煤的二哥和三哥做人要有骨气，得到他们父亲的回答则是：“叫她来过我们这种日子，她就明白骨气这东西能值多少钱了。”[6]“父亲”全家因为选择了日常生活，自然无法拥有崇高；医生、语文老师和二哥选择了崇高，同样也无法拥有日常生活，这样一来，崇高与日常生活就成为一种你死我活的对抗性存在。新写实如此描写，意在解构原有的崇高观念，赋予日常生活以新的精神内涵。在他们看来，生存就是崇高，真正的崇高不能动辄以牺牲肉体、无限扩张意志与精神为标尺，真正的崇高蕴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看似平淡无奇的人生经历中唱响生命的最强音，在艰难困苦的生活磨砺中来呈现生命的坚韧与执著。这体现了一种新的崇高理念，它与日常生活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具有更多的世俗生活意蕴，也更加贴近对大众对人生的理解与感受。 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纽带，家庭生活组成了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因此，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光怪陆离的人间万象都能在家庭生活中得到形象地反映。传统现实主义对爱情与婚姻的描写是为了表现其宏大主题，新写实则是为了传达日常生活的精髓与神韵。爱情是传统现实主义构筑的又一个现代精神神话，与理想、崇高一道构成了“彼岸”世界的辉煌殿堂。不难发现，传统现实主义的爱情往往与改造社会或诗化人生的神圣使命联系在一起的；《伤逝》中涓生与子君的结合与分离，《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余永泽的相爱与决裂等等，无不激荡着时代的风云，无不体现着理想人生、革命人生的执著追求。此外，在这类模式中，爱情与婚姻处于一种天然的对立中，往往以悲剧作为最终的归宿与结局，如《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与冯晓岚，这爱情自然也给人一种庄严、圣洁、悲壮之感。与此相反，在新写实的笔下，爱情那种诗意的光辉、理想的光环，那种政治激情与革命精神完全被琐碎的日常生活所淹没，既无大悲也无大喜，一切都平平淡淡，而这恰是两性之间的人生真相。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那铭心刻骨、撕心裂肺的呐喊，到了王朔就变成了“你说，有真正的爱情吗”那满脸困惑的发问，池莉干脆“不谈爱情”。这类作品中的恋人、夫妻间没有浪漫的情怀，没有精神的幻游，有的只是冷静，务实的心态与行为。庄建非之所以拒绝出身高知家庭、能谈会唱、能写会画的同学加同事———王珞，因为她始终驰骋在“词语和思想的天空”，从未真正跨进日常生活的大门；他最终选择了“地地道道的汉口小市民”吉玲作为人生伴侣，是因为她懂得如何把日常生活安排得更好。在他们眼里“爱情是什么？它在生活中仅仅是一种人生装饰，一旦生活暂时蒙上一层阴影，它总是最先被牺牲掉”[7]。爱情在新写实的笔下失去了以往文学作品中那激荡人心、幸福甜蜜的诗情画意，相反，爱情成了一种美丽的谎言，一种刻意的人生虚构，一种自我创造的精神鸦片。如果说，爱情在传统现实主义的作品中是一种人生追求，一种精神境界的寄托，是对当下生活的一种烛照，不管这种寄托和烛照的内涵是情感性的还是革命性，那么，在新写实作品中爱情就成为日常生活的绊脚石，有了它就意味着生活的悲剧。因此，谁拥有了爱情，谁就游离在日常生活之外；同理，谁拥抱了日常生活，谁就自然消解了虚无缥缈的精神神话。不谈爱情是因为这世界压根就不存在这玩意，那又有什么呢？婚姻。这体现出这一时期人们精神与心理的务实，与真正的生活更加贴近而不是愈走愈远。 新写实消解传统现实主义的理想、崇高和爱情这三大美学原则并不是自己的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浮现生活的本色本相(借用现象学的一个术语———还原)。消解的过程就是还原的过程，消解意味着把包裹在当下生活的精神饰物彻底粉碎，还原就是在消解的基础上让真正的生活走进入们的生存视野，让自然本真的人生浮出海面。概言之，新写实的美学理想不在于给当下的人生与现实增添点什么，创造点什么；它要求人们去发现，即用一种没有先人之见的新眼光、不受感染的纯洁的心灵去重新审视、再度感受生活，从而真正彻悟人生的真谛。那么新写实给我们描绘的人生真相是什么？平庸。“琐碎与争吵则是平庸的两种具体表现形态……对生活琐事津津有味、细致入微、不厌其烦地着力描述，绝不是以此表现人生的无聊和空虚，更不是以此反映人的麻木与颓唐，恰恰相反，它旨在表明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极度眷恋和热爱，体现人们专注此岸世界的人生追求……如果说，琐碎是日常生活的外在形式，那么，争吵就是日常生活的内在动力。争吵赋予日常生活以生命，为其灌注生机与活力，没有争吵的生活就会使生命陷入一片死寂，有了争吵，日常生活就会显得生机盎然。”[8] 三 以上我们是以传统现实主义作为参照来反映新写实的文学精神与美学理念。在这一部分，我们将以新生代作为参照来透视新写实。新写实对新生代的昭示与开启可以从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来着眼，因为这两方面都对新生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第一，新生代承续了新写实关注世俗生活的文学精神与美学理念，如韩东、何顿、刁斗等对都市生活的描写，都具有浓郁的新写实的神情风貌。所不同的是，新写实主要是从生存的艰辛着眼“描述”当下的日常生活，在其作品中充满了对人生愁苦的展示，即使有对生活的温情与欢乐的描绘，也是以哀伤与凄迷作底色的，因此作品的整个人生基调是一种无奈与灰色，缺乏那种明快、活泼的审美情趣，使人在看罢作品之后，对人生自然生发一种难以去怀的虚无感、破碎感甚至幻灭感。这是因为从80年代走过来的新写实作家大多数出生于50年代，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受到过特有时代精神的洗礼，历史的情愫、理想的光环不时萦绕心际；同时，世俗化的新时代浪潮又每每翻涌在心头，两种思想、两种人生体验处于激烈的碰撞中，必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犹豫、彷徨。与此相反，以朱文、邱华栋、东西等人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绝大多数出生于60年代，新写实作家的亲身经历对他们而言已成为宏大的历史远景，他们直接就生活在世俗化的社会中，因此历史的重负、传统的羁绊对他们来讲已显得格外陌生。因此，新写实对世俗生活的接受显得有些无奈，有些消极也在情理之中，新生代则要主动、积极得多，而且对世俗生活进行不遗余力地讴歌与赞美，与新写实形成鲜明的对照。第二，众所周知，在选材上，传统现实主义作品多以农村生活为重心，并且往往选择具有改天换地意义的非日常生活事件；新写实不仅有意回避非日常生活，以日常琐事为题材，往往以现代都市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这一写作原则也为新生代作家们所继承。不过，同是写日常生活，新写实与新生代之间还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首先，对日常生活中的关注对象与关注群体不同，前者关注的是都市里的普通的阶层，如工厂里的工人、机关里的一般干部、教师等等，新生代关注的多是白领阶层与个体业主，酒吧、舞厅等组成了人物活动的大舞台。其次，两者在感悟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侧重点有所不同，新写实在世俗化的描写中还具有浓厚的形而上特质，体现出灵与肉之间的激烈冲突，在冲突中来审视、叩问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新生代则把世俗生活物质化、欲望化，拒绝对精神深度进行开掘，而以获取物质财富作为生命存在的辉煌灿烂的表征。第三，新写实作家以民间意识来体悟世俗生活的美学精神也为新生代所接受。所不同的是，新写实采取的是群体本位，揭示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群体心理、群体意识，新生代则是个体本位，开掘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心理与个体意识，使民间意识呈现出从群体向个体演进的发展态势。这说明，一方面是新生代把新写实的文学精神与美学原则彻底化的充分表现，另一方面，是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个人主义在文学领域的反映，体现出一种注重个体存在与意义的价值走向。 不容回避的是，新写实文学精神与美学原则中的一些负面效应也为新生代所继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被强化，这对文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对人生理想与人类情感的理解与描写上。人生有无理想？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我们承认，在不同的时期或同一时期，不同的文学流派与思潮对其的理解与认识存在着差异。历史、现实与未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生链条，如果说，新写实彷徨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未来与理想在其文学视野中模糊难辨，或者持一种怀疑态度的话，到了新生代就坚决地否定了理想的存在。新写实作家解构传统现实主义的伪理想，反对把世俗生活单一化、观念化乃至政治化，还世俗生活的本色本相，这些都无疑是极为正确的。然而，世俗生活对人的意义、世俗理想或者民间理想是由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共同组成的，由新写实作品不难看出，新写实对世俗生活的精神层面采取了基本抑制态度，它更多关注的是物性层面对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对人在世俗生活中的精神心理的发展变化以及需求都缺乏必要的探究与审视，因此新写实对世俗生活理想的理解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偏差，而这种偏差在新生代的作品中非但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反而被强化，在对新生代作品的大量解读中，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人们信奉的是一种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新生代在价值取向上不是批判而是认同，从而失去了文学应有的操守和立场。文学不能与生活完全同步，它理应通过正确的价值指向来影响人生、鼓舞人生，否则，文学就会丧失自己存在的意义。 对人类来讲，情感无疑是其所拥有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而两性之间的爱情更是人类情感世界的精华，文学又是人类这一美好情感的形象载体，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追寻它，赞美它，也不知有多少人为它甘愿付出生命的代价。新写实对情感的认识与理解间接导致了新生代对情感的片面理解。公允地讲，人类情感是感性与理性的复合体，如果是纯粹感性的，那么人就很难同自然界的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如果纯粹是理性的，那就成为不食人间烟人的神仙。新写实之所以以“婚姻”来取代传统现实主义的“爱情”，是反对它把情感观念化、浪漫化，力图把情感世俗化、生活化。不过，新写实对两性之间情感关系的理解过于“务实”，这就隐含着一个必然的结论：世俗生活中没有爱情发生。新生代接过了这一命题，并进一步发展：人没有爱情但有欲望。人们得到了欲望的极限放纵，却永远失去了真情，情感沦落为可以货币来计算的可售商品，人生成为一种无聊的游戏，而放纵欲望则是游戏的最佳方式，体现了一种文学生理主义的价值观。 新写实作为一种文学思潮虽然已经远离我们，但其成败得失却给了我们诸多的启示。把文学世俗化、审美生活化无疑是新写实对文学的最大贡献，但在对世俗生活的认识与理解，文学理应具有的价值指向等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在社会生活日益市场化、商业化的今天，文学世俗化、审美生活化更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对理想的世俗生活，对日常生活的意义以及两性情感究竟应如何理解，怎样才能写出日常生活的真与美，这些都是每个创作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注释： [1]《王朔文集》第4卷第60页。 [2]池莉：《我写(烦恼人生)》———《小说选刊》1988年第2期。 [3]王朔：《我是王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第79页。 [4]同上第80页。 [5]叶兆言：《艳歌》———《上海文学》1989年第2期第53页。 [6]方方：《风景》———陈晓明《中国新写实小说精选》，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8页。 [7]张欣：《爱又如何》———《小说月报》1995年第5期第46页。 [8]参见拙文《真实的碎片》———《文艺争鸣》1999年第5期第46页。 (作者通讯地址：王多复旦大学中文系 邮编：200437；张永清南京大学中文系 邮编：210093)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2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