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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在世纪末的沉寂、压抑和期待之中，经历着后现代主义文化氛围对写作意义消解诗人越来越多地沦落为主流生活的边缘人和旁观者的中国诗坛，突然出现了一场情绪亢奋语调激越的论争，其核心话题便是“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1]。这两个原本并不对立的观念，此时被用作两种由来已久的诗歌创作走向的新命名而包含了新的对立因素，成为“是崇尚理念，守护知识，还是直面生存、守护生活，是分享西方资源、与西方诗歌接轨，还是从民间和日常生活汲取活力”[2]这两种诗歌价值追求的象征表述。由于缺少时间距离，对这场刚刚开始的论争进行是非判断是不明智的，但是种种迹象又使我们无法不去思考一些基本问题，譬如，“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它们之间是否真的存在本质的对立与分岐？如果结论是否定的，那么争论本身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又将产生什么影响？ 作为前提，我们有必要对诗歌的基本观念作一些思考。当然，在写作多元化的今天，特别是后现代倾向中以写作消解写作本身的意义这种时髦方式出现之后，这种思考也许会受到某些人的怀疑和责难。的确，任何写作都是具体的写作、个性的写作，在千变万化的形态中会有一个统一的观念存在吗？但如果我们并不是就事论事皮相地看待诗歌，回答则是肯定的。因为任何纷繁的事物都有它自身的规定性，也就是康德所说的“物自体”、诗歌也不例外，如果你写的并不是散文或者其他什么，那么再古怪的形态也不会超出诗歌的本体规定，诗就是诗，于坚式的“反诗，，“非诗”写作之说，他“反”“非”的只能是诗歌形态上的写作惯性，而不可能是诗歌本体。也就是说，诗歌的本体世界，会在诸多方面制约着诗人的写作，使他所写的东西必须首先成其为诗，然后才有形态上的差异可言。这并不是柏拉图式的先验理念的演绎，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本体的存在，那么任何随意的涂抹都可能被定义为诗，而实际上诗和伪诗的界线并不难以分辨。严格地说，诗歌本体构成是一个复杂的有机过程，它是多种因素在创作思维里的激活，这些因素至少包括：(1)整个时代和创作主体本身所追求的哲学、美学及文化基本观念；(2)创作主体所面临的外部世界及其相应的内化方式；(3)创作主体的内部心灵世界及其相应的传达方式；(4)具体的写作方式有必需切入生活的途径和方法。这些因素必须有机地激活在创作主体的创造思维里，或者说创作思维正是涵泳着上述诸多因素有机地活动才最终导致作品的产生。这个先在于作品(注意，不要把它理解为想好了再写)的思维过程就是艺术的本体世界。写作过程中你可能会对上述因素的具体内涵作不同设定，但关睡是必须设定。设定本身是本体的，设定所得到的不同涵义是形态的。任何诗歌的写作，正是由于受到这个本体世界的支配才真正具有了不同于其他事物的质差，使它只可能属于心灵、思考和精神。除此之外，我们还能靠什么方式来辨别分行语言是否创造了价值(或者说具有了价值)？那么，语言，这个诗歌的形态因素又扮演什么角色？“诗到语言为止”(韩东)是不是意味着语言可以从诗歌本体那个内在的空间剥离出来，远离心灵、思考和精神而独立存在呢？当然不是。从本体意义看，诗永远不可能仅到语言为止，否则它绝对要失去作为诗的资格。“诗到语言为止”或者“诗从语言开始”(非非主义)之所以还能在八、九十年代的写作中作为一种可行的信条出现并不断发生影响，那是因为一个大前提的存在，即这个历史时段的某种诗歌语言已经在意义中定型(比如体制化的写作)，产生不出新的意义，因此需要一种新的言说方式(语言)来创造新的意义，语言因而似乎具有了决定一切(甚至取代的诗歌本体)的作用。但是问题在于“语言创造意义”这种说法其实都是在意义之上产生的，没有人类心灵、思维、精神对这个世界的内在意义的感悟、把握、超越，语言便不可能产生，更不可能出现多元多样性。因而当你用活了一种语言，以为它创造了新意，实现了对世界的“重新命名”，其实那不过是你对世界有了一种先在的理解，然后根据这种理解找到了对它的恰当表达。也许有人会强调意义(理解)的产生并非先在于语言，而正是语言运用过程的产物，这又有什么重要呢？语言从来就是思维的体现形式(虽然并非唯一)，一个承载体，无论作为日常语言、科学语言还是艺术语言都如此，你无法找到一个没有意义的词语，再无意义的词语如梦呓也是意义创造的，你充其量只能用一种意义去消解、替换另一种意义，所以我们不能妄谈仅用语言就可以实现对世界重新命名，实现这种命名的只能是人类的心灵、良知和精神，只有它们才可能赋予语言以活性和力量，诗歌语言的分量就取决于它对这种内在因素的承载能力，或者说对心灵的粘附能力，因此，我不赞同于坚的责问：“诗是心灵的桥梁，那么心灵又何在？在桥上？那么心灵通过了，桥呢？这种功利主义毁灭了诗歌，也毁灭了很多诗人。”[3]于坚的意思并不是要求诗心合一，而是以为诗可以不凭藉心灵的力量而获得仅属于语言自身的灵性，因而写作中自然要“拒绝隐喻”。但我们知道，诗人可以拒绝的不过是某种隐义(如约定俗成的)，而不可能是隐喻本身。他最多只能把隐喻隐得更深一点、更巧妙一点而已，否则语言去哪里寻找作为诗语的肌质？于坚的写作不也是这样吗？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真正可以消解诗性的其实是两种东西，一是生活的庸常状态，一是文化的板结过程。导致这两种现象的原因极为复杂，它涉及政治、经济、时尚、权势、宗教以及人的惰性和其他弱点。它们对写作的压迫是双重的，即一方面会把写作主体的思考空间和思考锐性磨蚀，从而使心灵失去敏感，精神失去力度，诗歌必然在本体上萎缩；另一方面是把语言的表现能力即能指所指按体制和文化的一统思维压缩，使之规范化模式化，这样诗语失去语性与张力，其艺术色彩便被约定俗成的老调子抹去。在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这种影响创作的负面之力是很强大的。因此真正的创作过程往往是一个反抗的过程。反抗之力来自何方？回答肯定只能是个体、民间、异质文化以及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等。但这些东西往往又不能一概而论，在具体的历史时段和文化语境中，它们所具有的影响力及其发挥方式往往十分复杂，充满变化，比如“民间”，有时它是与体制和主流意识对抗的最好场所，但有时它则可以成为体制与主流意识的一种体现方式，即生活庸常状态的代词；再如“知识分子”，当它的自觉意识被历史判定为无效意识(它自己往往不能作出这种判断)之时，它的所谓“思想”往往会反方向地成为文化板结过程的促成因素(或者帮凶)。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当然都不可能为写作提供鲜活的反抗与振兴之力。所以，当我们思考世纪末的中国诗歌现状与发展，不能想当然地臆设靶标，离开诗歌本体和时代的具体情况泛泛而论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长短，我们永远不应忘记，生活的庸常状态和文化的板结过程才是写作的天敌，在这个前提下，无论是对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作都应持一种理性分析和自省的态度，才真正有利于中国诗歌的发展，否则我们将把一种严肃的建设性思考转化成地域、流派之间的攻汗与低毁，这并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希望看到的世纪末景致。 9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所发生的变化确实值得深思。我这里所说的变化，当然不仅是指诗歌由80年代的热烈激进变为90年代的平静沉潜，或者由80年代的运动状态转而成为90年代的个人状态这些表面的变化，这两个时代的差别更多地体现在影响诗歌本体的更为内在的压力增强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艺术的进步，这种压力也更加“艺术”化了，因而它不像70年代写作所面临的那种压力，那是一种并不艺术化的更为外在的压力，它主要体现为僵化体制上的主流意识，所以可以从根本上威胁诗歌的地方，这是生活的庸常状态和文化的板结过程的加剧和加深。就前者而言，那是90年代前期经济生活迅速发展、膨胀的必然产物，以金钱为核心的价值观念逐渐形成强势，吸引、挤压、改变着80年代末期人们文化变革的热情、理想和信念，诗性消解，物欲横流，这些变化迅速地把壮怀激烈的知识分子群体(当然也包括诗人)逼到生活主潮的边缘，困窘的经济处境和消费社会的喧闹使他们失去发言的机会和应有的反响，在这样的时代里要捕捉诗意高歌理想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而与此相应，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角色的淡出必然口会导致体制强势中文化板结过程的加剧。并且更为重要的是，80年代那种通过西方异质文化的引入来激发文化活性的途径已经不再可行，因为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作为工业和商业社会的产物，携带着的是更多的技术化、反智化、快餐化的非诗性因素，它让人就范于物(如“物本主义”)，让固守心灵成为无法实现的梦。这种东西可能会对70一80年代的封闭型社会文化产生冲击与破坏，但对90年代已经带上了后现代色彩的文化生活不但不能产生冲击和活化，反而会与之一拍即合，加速它的板结过程，从而呈现出更多的负面价值。所以当有人继续沿用80年代的文化思考，在西方文化中寻找、搬用思想材料和视点时，这种写作必然要受到批评与指责。但我不同意把这种刻舟求剑式的思考和写作定义为“知识分子写作”，因为严格地讲，这种行为是有违于知识分子本义的，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90年代的诗歌写作中这是一脉十分明显并且也十分重要的写作倾向，它不仅只有缺点，它的优点才更令人难忘，那就是它对理想和信仰的追求虽然使它不惜使用“大词”甚至过时的思路，它对心灵拯救的渴望虽然使它不惜继续扮演超然的抒情和言说主角，虽然这种行为充满堂·吉诃德式的悲剧意味，但我们千万不要嘲笑它。因为它在生活庸常化和文化板结化过程中试图保持的是一种不合作与对抗姿势，这无论对诗歌还是心灵都是重要的，何况在90年代中后期，这种诗歌确实找到了一些更有效的言说方式，比如“个人化写作”、对“叙事”方式的选择等等。与此相对应，80年代以来一直崇尚口语化、生活化写作的另一诗歌走向，则在90年代获得了更多的话语空间，因为它的语言形式的平易状态适合90年代的生活潮流，就像孙文波所说：“如果说90年代，包括韩东、于坚等人的诗歌，产生了好作品，那么，……它们的产生，完全在于在放弃的痛苦和艰难的摸索中，找到了与90年代社会发展进程相关的话语方式，是这一新的话语方式下的产品。”[4]的确，在诗性成为奢侈品的时代，即使表面性地放弃二下诗性，也会被认为与这个时代达成了某种和解。不过在这里，我并不想就这类作品的成功寻找更多的原因，我感兴趣的是，这类以口语甚至杂语作为形态的作品，到底靠什么保持了它的诗性，是否真如它的作者所言，仅仅通过语言，甚至方言(比如南方方言)的运用就可以“软化”或者说救活诗歌逐渐僵硬之舌[5]。对此于坚还有另一种表达，即口语的运用实现了诗歌向“原在”的后退，在后退中又不断对已经陌生了的事物进行命名，于是诗歌成为与生活原在共存的“在现场”，诗性由此而生。的确，当主流体制意识笼罩下的生活与文化庸常化板结化之后，一种语言从长期以来既成的诗意构成习惯中后退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选择，但后退的目的地却是令人怀疑的，生活的“原在”在哪里？“民间”是不是最好的所在？90年代的生活已经庸常化，民间(无论普通话的北方还是方言的南方)也已成为这种生活的体现方式，写作的现时性又不可能使诗人退回到唐宋和其他历史时段，并且实际上并没有历时之后仍然不变的永恒的活性“原在”存在，任何辉煌的诗歌在完成它的辉煌状态之后便会引发思维惰性，并在新的时代到来之时充当文化板结的导因。因此我不相信“后退”这种价值创造说。那么口语化写作的诗性因素到底何在？从诗歌本体出发，我只能相信，在这种写作所借用的90年代话语方式之中，深藏着的同样是对现时生活庸常状态和文化板结过程的一种反抗，这才是它的内在诗意真相。看看《有关大雁塔》和《O档案》一类作品，难道你感到的仅仅是语言？在消解旧意义达成新意义的过程中，其反抗的姿态难道还不清楚？但是由于这种反抗采取了容易引起误解的语言方式(口语一般被认为是民间的或者是媚俗的)，所以这种写作被设定为民间立场。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它刚好是找到了新视点的知识分子眼光的体现，用民间立场或民间写作这种单向度(民间在习惯上只是与官方相对应的)语词来对它进行象征性概括，这反而降低了它自身的档次。 也就是说，我并不认为在中国90年代的诗歌写作中存在什么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对立，即使仅从思维逻辑上看，这种对立也是不成立的，在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永远都是民间的(当然封建的御用文人除外)。90年代，中国诗歌的根本冲突只能是诗歌本体，或者说特定的心灵、思维、精神与生活的庸常状态、文化的板结过程的冲突。要在这种冲突中取胜，需要的并不是地域、流派、群体之间的极端化的指责损毁，那将在一个错误的目标中耗尽我们的真气。我们需要的是以一种文化关切的情怀，培养起一种更深邃的知识分子眼光，我同意“知识分子并不都是诗人，但每一个诗人都应是知识分子”之说。但真正的知识分子，在这个现代化的时代，他应该具有这样的素质，成为这样的人；“他们受到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并在人格上达到自我觉醒，以求知为目的，不断创造、传播、使用文化，忧国忧民，对社会发展极具责任心，对现实社会不断加以反省批判，以自己的良知作为社会的良心和评判社会事物进步或退步的标准。这类人因喜欢批判社会，张扬理想，构想未来乌托邦而使人肃然起敬，同时又因远离实际而常常为世人所垢病。”[6]这种富有批判精神与超越世俗的人格，难道不是诗性的最好体现？对这种人格的追求何其艰难，但正因为艰难，诗歌才会闪烁出令人敬仰或者沉醉的光芒。 世纪末，不，应该说新世纪来临之时的中国诗坛，只有这种勇敢的追求才能使它获得又一次繁盛。 注释： [1]1999年4月16日至18日.在由当代文学研究会和北京作协等单位主办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上，爆发了一场空前激烈的争论，可称自朦胧诗创作讨论以来，中国诗坛关于诗歌发展方向的最大一次争论。争论的双方是当前中国诗坛两股最具代表性的诗歌创作力量。一方是以于坚、伊沙等代表的民间写作诗人.另一方则是以西川、王家新、臧棣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诗人。 [2]见田诵《关于新诗发展方向又起争论》.《中国青年报》1999年5月14日。 [3]于坚：《关于诗人和诗》.见《90年代实力诗人诗选》，漓江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15页。 [4]孙文波：《我理解的90年代：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见谢冕主编《诗探索》1999年第2辑。 [5]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见谢冕主编《诗探索》1998年第1辑。 [6]王岳川：《知识转型与知识分子危机》，见《文化话语与意义踪迹》，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462页。 (作者通讯地址：云南曲靖师专中文系邮编：655000) 原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5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