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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摩罗的《当代知识分子的教育背景》(《文艺争鸣》2001年2期)一文后，我记起1914年发生的一段往事，地点在德国。当时她的作家们以能够美化战争、鼓动群众作为自身最大的贡献；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把战争当作一次“洗礼”，觉得它能荡涤人们的精神“污垢”，为祖国永恒的“福利”去牺牲“小我”。 其中最突出的便是恩斯特·利骚，一个犹太诗人、剧作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他就急急忙忙赶到兵营，报名当起了志愿兵。对他来说，德国代表的是正义，他的国家正受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而罪魁祸首便是进攻德国、挑起战争的英国。他相信这些颠倒黑白的历史谎言，就把自己的热情化作了诗，化作了那首十分著名的《憎恨英国》———它以简洁明了的语词煽起人们对于英国的仇恨，发誓永不原谅英国的“罪行”。 诗歌发表以后，像一颗炸弹投进了弹药库，连锁爆炸———历史上从来没有一首诗能像它那样迅速传遍全国，各家报纸都进行了转载，教师们在学校里把它念给孩子们听，军官走到前线去为士兵朗诵，直至每个人都背得滚瓜烂熟，把那仇恨的种子种埋心田。很快它又配了曲，改编成大合唱，在剧场演出。不久，全世界都知道了它。 一夜之间，利骚红得发紫，德国皇帝也深受感动，授予他红色的雄鹰勋章，他享受到了一名诗人在战争年代中的最高荣誉。 可是，战争刚刚过去，德国人清醒地意识到它的一切实质，有了平和、融洽相处的愿望之后，他们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去抛弃那首要永远与英国为敌的诗了。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大家乃一致行动，把“仇恨的利骚”斥为那时候疯狂鼓吹歇斯底里之仇恨的“惟一”罪人，所有曾经赞美过他的人都不再理他，报纸也不愿发表他的诗作，他被孤立与漠视，连希特勒都把他扫地出门了———他全心全意为之献身过的德国不再需要、接纳他了。最后他默默无闻地死去。 一首诗，就这样把一个诗人推向极点、高峰，其目的恐怕就是为了再把他摔得粉碎。 然而，深深检讨一下，不难发现，当时疯狂“仇恨”着的不只利骚一人，也不是一两个，而是全体或全部，利骚只不过直觉到了这点，道出了别人不能表达清楚的情感，否则它如何能受到那样大的反响与鼓呼呢？ 反过来说，只有已经具备了可以投机的条件、环境，方有人一门心思地进行投机。只要它们先在地成熟了，这样的“红人”、“明星”即使不是“利骚”，也会是“弊骚”或“里臊”。当那个条件、环境不复存在后，任何想投机、有能耐的人都不可能再获得利骚那一类的“成功”了。 所以说，利骚是他的环境的牺牲品。在他，也许不过是作了一次有意的迎合、投机，想走一条捷径，直截了当地发泄发泄情绪，但被不断利用、放大以后，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最终会带来什么。 另一方面，假如战争继续，假如他所在的那一方彻底获胜，假如后来的纳粹需要，那么他还会是“英雄”、“战士”，甚至能名垂千古!不是吗？他所表达的“爱国”情感和岳飞《满江红》里流露出来的意思难道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利骚的不幸不过在于站在了注定会失败的一方。 进而，真正的作家、最高层次的作家是整个世界、宇宙的良心，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作家不该鼓吹残杀，不该传播仇恨，在他那里众生平等，“敌邦”和本国平齐，每一个都是这个世界的子民，因此，他应该跨越一切，促进这个世界的和平与友爱，而不是相反。 当然，这种境界的作家是少见的。多数达不到，没必要期待每个人都那样纯粹。反观《当代知识分子的教育背景》，它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批评家”，他们的情形与后者相似，实在不必责之太苛。 事实上，多数时候我们面对的是功利性的取舍，有取舍就有“投机”，它又意味着我们的行为具有“赌博”性；而所有“赌博”都或成或败，成功与失败的周期多数情况下不是个人能够左右得了的。 所以，见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可能要在同情、理解的基础上作出批评———无妨扪心自问：换了自己，在那样的环境、条件下，为稻粮谋，为生计虑，为各式各样你无法预料、解释清楚的事变想一想，你敢肯定自己就一定自始至终地清清白白吗？ 摩罗在《当代知识分子的教育背景》中说，我们那些“著名的批评家”，不约而同地对暴力等加以礼赞、歌颂，原因在于缺乏现代文化的涵养。我觉得有待商榷。因为其中不少人先是打人的，不久受到同样的遭遇，在这一点上和利骚颇为接近。其行为与自身的“教育背景”似乎关系不大，起码二者的关系不是最大。 我觉得与其那样说，倒不如说形势逼人，功利性选择往往超过了其它因素。每个个体“我”的命运都能体现社会这一“大我”的本性与实质。在它面前，除了极个别人以外，很少有谁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文凭高一点，多读些书诚然不是什么坏事，问题是我们允许你学什么，你学了些什么、吸收了什么，以及你如何利用你的所学。这才是关键。 如果眼睛只盯着权术、血腥，时时琢磨人、仇恨人，把学得的法术用来整人、坑人，更技巧地害人，那么这样的学习不如不学，学历越高越为可怕。 我们现代人对于如何“成人”已经不怎么在意了，其实“成人”是一个社会最重大的事件。因为我们的人性往往会迷失，不同环境、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但“成人”决不是单纯依靠知识和纯理性的发达、“进步”就能达到的，有了它们并不完全是好事。想想吧，爱因斯坦愿意他的相对论被别的高智商、高学历的人用来制作杀人的核武器吗？要知道这些最尖端的武器都是和“现代文化”很有缘分的人发明出来的啊!他们未必对人类有什么深仇大恨，对“平等、民主、人权、自由、独立”也不乏理解和认识，而且往往是受着这些口号的诱引、指示，才不断推出更新型的杀人武器的。 面对它，你如何解释？ 兴许还是弗洛伊德说得好———野蛮残酷、自然的毁灭本能在人的心灵世界中永远铲除不掉，也许在未来的世纪里，人们会找到一种至少在各族人们的公共生活中压制那些本能的形式，可是在平常日子里，那些本能作为不可根绝的、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保持紧张状态的力量而存在于最内在的本性中。 从这层意义说，投机是永恒正常的状态，只要人类还是社会形态的，投机就不可避免。 故此，对于他人的一切行为，我们都应该先抱一个温和、宽大的态度，然后才能有建设性的批评与反思。同意吗？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5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