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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九刚创作的长篇小说《大盛魁商号》是一部非常特别而又厚重的作品。它当之无愧地属于当前全国优秀长篇小说一类。这不仅是因为作品再现了鲜为人知的塞外商业生活内容，而是作家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更加社会学的方式，用大文化视野和多角度眼光对大盛魁商业文化现象进行了有发现有创造的阐释和思考，并颇有力度地潜入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的深层和根部，揭示出中国商业文化与官僚政治文化及俄国侵略者既对立又勾结的戏剧性隐匿关系和由于无形的历史之手造成中国近代商贾商业文化性格的扭曲而必然使民族商业文化走向萎缩和倾覆的命运，生动鲜明地绘制出历史特定时期丰富的政治图景和文化图景，使小说的题旨产生具有全息性表现时代思想的辐射功效，实现了韦勒克·沃伦所说的“一件艺术品，既是‘永恒的(既永久保有某种特值)，又是‘历史的’(既经过有迹可遁的发展过程)。” 我们通过大盛魁的商贸史和商贸文化领略到传统民族商业文明的风采和魅力。作家非常有眼光地展现了十九世纪中叶的大盛魁商贸集团所创造的独具特色的商贸管理方式和运作机制，这套机制既渗透着民族文化精神又孕含着超越该时代的永恒的价值，作为文化遗产也将是我们今天发展商业文明的思想资源。比如集团管理的民主化，严格的用人考试制度，半军事化的工作纪律，敢于离经叛道顶风冒险的经营风格，“欲富先仁”、“以义取利”的经营原则等等。作家给我们描述了一种精神即大盛魁商业文化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的强有力作用才有了大盛魁商贸集团的辉煌。这也是《大盛魁商号》这部小说最具价值的题旨寓意。然而我们通过小说也深刻地看到，支撑大盛魁集团辉煌的不仅仅是它的经营有方和商号林立。如果没有钱财对官府和朝廷将军的笼络，没有与俄国商人各方面的合作，中国商人是一天也存在不下去的。从小说中我们眼见，面对俄国商人的挤压和当政朝廷苛刻的税收及对商人所谓走私的杀戮，大盛魁集团的掌柜们不得不拿出一多半的精力与俄人和各级官府周旋；大盛魁既是商贸集团又是政治集团，掌柜们既是商人又是政治家。只有在中国封建官僚社会里才产生如此被权力异化的商贾。官商结合的结果使中国的商业文化失去蓬勃发展的活力，阻碍了中国农业化社会向商业化社会发展的进程，这也是中华民族为什么在近代处于落后和挨打地位的深层次原因。我们钦佩作家对大盛魁商贸集团的辉煌所进行的正反两方面的审视，因了如此病态的辉煌，才有了小说超出一般的思想深度。另外，大盛魁商号无论从掌柜到伙计清一色的来自晋中平原的农村，是一种农民经商。大盛魁商贸集团上上下下弥漫着浓厚的农业文化气息，农民意识与集团的商业运作所要求的思维在很多方面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农民的狭隘和患得患失的本性，潜在地抑制着大盛魁商业的活力，以至于成为一种自毁长城的破坏力量。最能体现农民劣根性的是商号里存在的“窝里斗”，比如祁掌柜与史财东企图利用官府之手将王廷相掌柜推下台。小农经济培养的分散性的复活和恶性发作，必然引发宗派斗争。通过大盛魁商号的内江，我们看到植根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制度和水平低下的农业生产力之中的大盛魁商号自然带着它的无法克服的历史的落后性，大盛魁商号就是负载着这种落后性演出了一幕幕的悲喜剧。 《大盛魁商号》在叙事方式上有它的独特之处，那就是全知视角和人物视角的交叉结合。如此宏观方式和微观方式的交替更迭，造就了小说既展开了广阔的历史生活内容，又聚焦了其原色、流程和密度。宏观叙事使小说呈现大的风景，气象万千的社会历史生活经过作家手笔的纵横编织，营造出一种磅礴的气势。为了扩充小说的生活信息量，作家频频调动空间艺术，通过空间的不断跨越和变换，将历史生活风貌通过更广阔的空间去表现，形成历史把握和审美把握的大框架、大制作。为了使小说具有历史的广度和深度，作家采用共时性叙事：对大盛魁商业文化历史的现实性叙述，包括经营运作及管理机制历史的现实性叙述、大盛魁与俄国商人关系历史的现实性叙述、大盛魁与各级官府关系历史的现实性叙述。这些占据小说比重较大的叙述文字，既具有史料性又是小说性不可缺少的整体俯瞰。历史时间的现实性使历史内容与现实内容组合成为立体、复杂及富有张力的大文本结构从而将大盛魁商业文化提升到一个时代的高度。有意制造全知叙事与人物自身叙事在价值判断上的错位，是小说叙事方式的另一特点。当全知叙事与人物自身叙事在理性判断和审美判断上相统一的时候，是容易把握的，但难以产生“较大思想深度”。只有当全知叙事与人物自身叙事在价值取向上出现距离和矛盾时，才能产生说不尽的意义。在《大盛魁商号》中，通篇全知叙述的文字里，对大掌柜王廷相的叙事充满着誉美之词，但在人物的自身叙述中(自身行为叙事)，他却有政客气质。在全知叙述里，祁家驹掌柜是位被贬低的人物，但在自我叙述里，他却具有独立意识和挑战精神。全知叙述下的古海，是一位知情达理惹人喜爱的小伙计，而自身叙述暴露出他丧失自我的无个性的个性。全知叙事与人物自身叙事的不和谐，给读者提供了广阔的自由评价生活的空间。当然，小说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对大盛魁现象的文化把握大于审美把握，在将大盛魁的文化内容转化为艺术内容的过程中，作家的激情更多地投向大盛魁的文化内容，因而产生文化性和小说性的不太平衡。 原载：《小说评论》1999年第2期 原载：《小说评论》199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