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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羽蛇》边读边后悔，不该冒冒失失地答应建法写《羽蛇》的评论。这显然是极自觉的女性文本，而我对女性主义理论几乎一无所知，这就有双重危险：本来是以“政治正确”自许的，现在碰上了《羽蛇》，搞不好竟会暴露出男性中心主义的反动嘴脸；而作为评论者，不了解作品的思想背景你很难做到正确的阅读。 当然，阅读是否正确不是要紧的事，女性文本并不是只写给女性主义者看的，作为读者、批评者，我有我的权利，权利之一就是按我的理解解读和判断，完全不在乎什么“作者意图”。这话总是有点心虚了，作者意图可以不在乎，文本的上下文如果也一概不知，那就等于放任自己胡说八道，虽说胡说八道也是权利，但何必非要行使这种权利呢？ ▲ 《性别·文本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现在就开始学习，急用先学，现贩现卖，从书柜里翻出这本书，托里·莫伊所著，台湾骆驼出版社1995年出版。读到半夜读完了，女性主义的意思是大致明白了。女性主义批评讲究亮明立场，我想我的立场是坚决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性别一边，但我可不能担保这种刚刚获得的政治觉悟能够完全贯彻于对《羽蛇》的阅读和发言，因为我发现，按照这本理论，一个人离了男性中心话语基本上就没法说话。 所以，我想我说的话将是一种“对照检查”，一边试着说，一边随时准备认错、检讨。 ▲ 可爱的女人们？我很不喜欢《羽蛇》中的女人们，她们基本上都不可爱，也许金乌除外？我有点喜欢金乌，这个女人身上有着一种男性深深梦想的东西：欲望、危险，极端生动丰饶又极端难以驾驭。至于其他人，比如玄溟、若木、羽，想一想就不寒而栗。 这个不寒而栗的毛病据说在理论上叫作“厌女症”，天哪，我怎么会得厌女症？但是据说差不多所有男性都是厌女症患者，男作家尤甚。症候之一就是他们热衷于在作品中塑造天使般的、可爱的女性，这曲折地表现了他们对女性的恐惧，只有把女性作为被爱的对象固定下来，也就是取消女性的主体性，他们才感到安心。 这种说法有道理，至少反过来看，很少有哪个男性形象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他“可爱”，也许贾宝玉是个例外？但我也并不觉得他可爱，不知道女性读者感觉如何？我想这个形象实际上是中性的，这也证明曹雪芹实在是“先锋”得无边无际。 但还是谈《羽蛇》吧，《羽蛇》中的女人们是不能用是否“可爱”衡量的，当人物在我们面前展开时，我们感到她是在拒绝我们的眼光，她们拒绝被注视、凝视、窥视，因为我们的自我在被观看时被取消，在场或不在场的观看都足以对自我构成致命的伤害当然，意识到被观看可以使我们成为好公务员、好邻居，对于女人来说，被观看使她成为好女人多么可爱! 所以，我想我理解这些女人为免于被观看的斗争是多么艰苦卓绝，《羽蛇》中有一个最基本的主题就是“隐藏”，隐藏起来，不被人看到，不把自己交出去，所以在《羽蛇》中没有一个像样的爱情故事，几乎所有男与女的关系都是失败的，因为女人们在这种关系中依然不屈不挠地隐藏自己，这也难怪，想一想亚丹吧，她可能是这部小说中惟一义无反顾地迎着目光走过去的女性，结果她变成了碎片。 若木皮肤雪白，“如果她全裸着靠在刚刚粉过的墙上，那么惟一可见的将是她的头发和眼睛，假如不抹唇膏，连嘴唇也看不大出来”。当这样一个少女的隐事被撞破时，在她母亲玄溟的眼里，只见“惨白的女儿依在雪洞般的墙上”。我想，这个情景、这一行字具有一种本质性的悲伤、决绝，她的白色是为了逃入白色，她一生都在寻找一片白色隐藏自己。 也许，最完美的隐藏是由若木的女儿羽实施的，在她身上有羽蛇图案的刺青，很少有人看到它，玄溟看到过，若木第一次看到是在羽死后；丹朱也许看过？说不准。烛龙是肯定看过的，那是在荒山古庙，这个男人将和羽在命定的激情中达到完全的、绝对的融合，但是，他已经被外面的、广大的世界所污染，这使他最终失去了实现这种命运的能力，从此他就走下坡路了，他不再具有“神性”，他成了一个臃肿平庸的男人，在空虚中死去。 我觉得《羽蛇》的作者对烛龙很不公平，实际上，她对这本小说里的所有男人都不太公平，当然，这主要指的是艺术上的公平，至少你不能把这些男人都处理成没有质感的符号吧？ 我大概是又错了，这部小说就是从隐藏者的角度写的，从隐藏者的内部看出去，这个男性的世界或世界上的男性也许就是只有一种符号的意义，他们不过是苍白的能指，指涉着这个世界的压迫性本质。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羽这个人了，正像丹朱所说，“无论是我，还是那个你很爱的人，还是所有的男人，都很难进入你的世界，不，不是很难，是根本不可能。哪个男人也不敢要你，你让男人……恐惧”。 羽在她的世界里保存着那片刺青，那是在梦境或幻境中被刺印下来的，死亡才能把它抹去但这里有个问题，羽永远看不到自己的刺青，实际上她是多么想看到，但要看到这片刺青必须通过另外一个男性的眼睛。 也就是说，《羽蛇》对于“隐藏”这个主题的处理是充满内在冲突的，隐藏本身就包含着敞开的冲动，女性的自我最终在敞开时，当男性的目光在场时才能完美无缺，才得到确证。 但似乎是，没有人具备进入那个世界的目光。 ▲ 紫灯《羽蛇》通过一群女性的命运遭际，反映了，或者折射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变迁；这话还可以反过来说，在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背景下，《羽蛇》描写了一群女性的命运遭际，塑造了栩栩如生、形神各异的女性群像，云云，云云。 不管正着说还是反着说，这种路数都会使我感到轻松，我很安全地把《羽蛇》处理掉了。我们都知道有个“历史”，这个历史说明着我们，反过来我们也说明着历史，或者说我们之所以弄出历史这个东西就是为了使我们的世界得到合理的说明，所以历史是有理性的，它光滑、完整，有逻辑之美；当然你也可以说历史是没理性的，它不过是力必多冲动留下的一片乱七八糟的废墟，你能够做的就是让历史办了或把历史办了，不管怎么说都很好， 都会使我进入一种“真实”。 然而，《羽蛇》中有一种恶毒的、危险的东西使你不会感到轻松和安全，它的确写到了历史，但恰恰由于它写到了历史，你总觉得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在《羽蛇》中，有一盏灯，由外祖母玄溟保存在一个花梨木柜子里，黄昏时分，玄溟逐一地打开二十二个抽屉，每个抽屉里都有一串紫水晶制成的紫罗兰花，她把这些花朵逐一地穿起来，于是就成了“一盏十分华丽的藤萝架一样的灯”。 谁都看得出来这盏灯是一种象征，它由这部书里的老祖宗玄溟保存着，实际上是一棵谱系树，这部书里的每个女性都有隐秘的血缘联系，都是这棵树上的一串花。 于是，问题就来了，这个谱系竟是由母系一脉相传，开枝散叶，当然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结构因素，如果一口气写十几个女人会不会是二十二个？没数过从母系入手，可以方便地在散乱中建立秩序、生成意义，同时这也可以是一种女性主义政治姿态，谁说家族史只能从父系，不能从母系？ 但真正的秘密、这个谱系的意义可能存在于那盏灯之中，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羽蛇》的历史尺度的尽头：太平天国时期。 说起太平天国的女性，我想起洪宣娇，还有著名的“女营”，再往下想，就想起义和团、红灯照，据说都是开女界解放之先声。我记得见过写洪宣娇的长篇小说，红灯照不用说，有小说、有戏。革命女性的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自成谱系，与一般的革命叙事相比，这个谱系的叙事有更为微妙的意识形态功能。尽管对女性的压迫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架构中被纳入阶级压迫的范畴，但对于女性来说，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终究还要无可回避地落实到个人的选择和境遇中去，比如林道静最后爱上什么人，这本身就是革命的一个程序。因此女性在革命中比男性路更长，赢得的更多，她们通过革命确立自己的性别身份，这使得有关的叙事空间变得更深更广，革命或者历史在这里做出了个人解放、性别解放的坚定承诺。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什么《莎菲女士日记》的作者会成为坚定的革命者。 话扯远了，还说太平天国，这段历史被讲述成一场革命，但《羽蛇》对于其中的女性命运作了违反革命叙事常规的陈述这是革命，但这是男性的革命，对于女性来说，什么也没有改变，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们知道这是对的。不仅是从实然的历史的历史去看事情确实如此，而且你还可以说，所谓历史和政治就是一种男性权力意志，实际上这正是《羽蛇》的看法。 所以，紫灯的传承始于“逃离”，那是一个传奇性的故事，太平天国的“针神”杨碧城从男性政治和性的淫威下逃亡，临别前，帮助她逃走的女性送给她这盏紫灯。 紫灯经过血祭成为圣物一位宫女顶替杨碧城被点了天灯，从此，杨碧城就是守护圣物的祭司，她开创了一个秘密的、沉默的、被遮蔽的女性谱系，那是从“历史”中逃离的一群女人，她们“隐藏”起来，拒绝被“历史”所言说。 有证据证明我的看法：玄溟死后，这盏她从杨碧城那里接过来的紫灯被捐给了博物馆，然而，没有人知道这盏灯的年代和来历，它被保存着，但是它已失去意义，历史完成了一次覆盖，或者，你可以把历史理解为这样一所博物馆把那些应该遗忘的放到库房里，消除意义。 《羽蛇》是在写历史，但它写的是历史的“异教”，另一套意义系统，至少对女性来说，解放或救赎的历史其实是历史大叙事之外的另一种历史。 这种困难的、绕口令般的论述令人厌烦，我实在懒得再用它去细致分析小说是如何处理政治、历史的，省事点吧，把线索列在下面： 1.金乌的母亲，一位革命女性，后来逃离、隐藏，不知所终。 2.亚丹，在个人意义和历史意义上，她都像一个异教的叛教者。 3.烛龙，男性，一个政治符号。 4.沉默，没说的比说出的更重要，沉默是一种表意。所以，关于历史，你必须注意文本中那些空白的、模糊的、有距离的地方。 还有的线索解释起来实在有点费劲，比如，羽从紫灯上偷换了一串花，这是什么意思？如果紫灯像我说的那么重要，这个情节就肯定是有意思的，但我坐在这儿，脑子里试过几种解释，都显得过于复杂，而且牵强。所幸这不是做学位论文，并不是非解释不可，那就把它挂在这儿吧。 ▲ “太阳女神”也许有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更准确的路径，可以进入《羽蛇》的世界，那就是神话分析《羽蛇》隐秘的企图是建立一套女性的神话系统。实际上，《羽蛇》的作者多年来似乎都在偏执地做着一件不合时尚的事，她沉迷于一种深度隐喻的小说美学，小说是她的“迷幻花园”，在花园的深处最终还是隐藏着“意义”的，只不过在她的眼里，这“意义”是一种危险的知识更准确地说，是“启示”？或者，用《羽蛇》中的词是“神谕”没有人可以不付代价就获得它，那些洞察和守护着这最终的秘密的女人是“疯子”或“女巫”，只有她们才能以超越经验和理性的灵性或神性穿越这座花园。 人们管《羽蛇》的作者叫“巫女”是有道理的，巫女在西方代表着遭到强大压迫的异教传统，在东方，它维持着潜存于民间的神秘经验，这本书的作者企图使这种隐而不彰的“小传统”重获生机，她赋予它“意义”、政治性，同时也发现和解放它的美学精神。 如果有时间，我倒是想赶紧把神话学、人类学的书搬出来恶补一通，那样我或许能够比较细致、比较准确地解读《羽蛇》的神话。但时间是肯定不够了，谁让你平时不读书呢？所以，现在我只知道《羽蛇》的神话系统是以太阳为中心的，每个女性的名字都和太阳有点关联，更不用说“羽蛇”就是太阳的图腾。而据我所知，“太阳”是个男性，他代表着光明、主体、理性、艺术、政治，是个菲勒斯中心，因此，你可以说《羽蛇》对咱们男性的神话实施了一次颠覆。 ▲ 一次谈话及检讨和一个朋友鬼鬼祟祟地发泄了一通对《羽蛇》的不满—— 我说：《羽蛇》的结构有点问题啊。 我说：前半截儿写得那么虚，后来怎么越写越实了。 我还说：要是整个小说都用“羽”的观点写也许更好。 ——那时候我还没学习《性别·文本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呢，现在学了，知道自己犯了错误。 首先，关于文本的有机整体的观念就是典型的男性父权制美学，也就是梦想着一个上帝般的作者，由他赋予他创造的世界某种统一性，你要是当不上政治上的独裁者，你至少可以通过创造文本实现你的独裁梦想。 所以我对这部小说中叙述者的声音我把它想像为作者的声音与各个人物的声音的平等感到不安，我觉得这种平等是文本中的一种分裂因素，它造成了混乱、矛盾、观点的犹疑，而这些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文本所应该避免的。 但实际上，对于《羽蛇》来说，它需要一种形式来表达分裂、压抑、妥协、混乱的生存体验，而“作者”的声音相对客观、相对理性，有一种分析的、论述的调子在某种程度上是模仿了历史，因此，它与其他女性主观声音的平等关系就是为了彰显历史或者是男性的“目光”与女性主体性之间的矛盾、冲突。 也就是说，作者声音很不协调的存在是在起着一种“客观化”作用，每当小说让女性发出主观的、内心的声音时，作者的声音就接着出现，它以冷静平实的语调与刚才的声音构成对比，于是，“阴谋”就实现了，在某种程度上，女性主体的声音在这种对比中被客观化，被取消了真实性。 所以，《羽蛇》的作者可能是发现了女性声音的真正境遇，任何女性声音都会被放到男性语境中获得意义，所以要“逃离”、要“隐藏”，但这种逃离和隐藏并非躲在什么地方去暗自培育出一个完满的主体，一种统一的“真实”在这一点上，《羽蛇》与盛行的女性写作保持着警觉的距离。也许，在《羽蛇》的作者看来，“逃离”和“隐藏”着的是一支游击队，它蓄意制造混乱，在意义层面上，在文本层面上，在主观和客观之间你也可以说小说中的主观声音是在破坏“作者”声音的客观性只有在这种混乱中，在不断的突击、偷袭、伪装、躲避中，女性才能真正保存她的希望和梦想。 《羽蛇》因此当然不能全部采用羽的观点，它甚至不能预测、不能规划羽的思想和行动，因为它认为一种自明的主体其实并不存在，“我”与“我”的关系和“我”与世界的关系都处于分裂和混乱之中，其实，“作者的声音”又何尝不可理解为一种伪装了的主观声音呢？当小说越写越实时，你可以说是一种压迫和抑制机制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你也可以说它在暗示着脑页手术的来临分裂的自我分裂的主观与客观，恢复了表面的和平。 ——看来这一切是有道理的。我不知道我现在的说法和《可爱的女人们？》、《紫灯》、《太阳女神》之中的说法能否自洽，我意识到这里有矛盾，但对此我可不会感到羞愧不安，因为你知道，复杂的文本是一条活鱼，你很难把它牢牢地抓在手里，如果真的抓得那么稳当，那是死鱼。 ［作者简介］李敬泽，男，生于1964年，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为《小说选刊》编辑，现为《人民文学》小说编辑室主任，从事编辑与批评写作。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1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