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居正》作为一部四卷长达140万字的长篇小说，自2003年问世以来，已获多项大奖，为其文学史地位奠定了厚实基础。应该说，《张居正》这部小说在艺术上是非常成功的，尤其小说围绕张居正在皇权更迭过程中，从次辅到首辅后一连串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既形成了万历新政的繁荣局面，也显示了他果敢坚毅、运筹帷幄的过人胆识，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政治家的风度、才华、胸襟和能力。 一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张居正》作为一部历史小说所体现出来的模式化特点会使人产生一种阅读疲倦。《张居正》作为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在文体上已非常成熟，简要地归纳起来大体有如下特点：一是采用了传统的章回体小说形式；二是采用了宋元话本或拟话本所形成的文白相间的叙述语言；三是采用了传统文学常用的外聚焦的视点描写；四是非常中国化的审美特点的展示，如注重故事的有头有尾，情节的曲折生动，人物形象刻画的鲜明突出以及多含蓄暗示的表现手法等。这一切，无疑会使人产生一种阅读疲倦。因为，《张居正》作为一部历史小说，从审美形式来讲，较之其它历史小说并没有突破。这不仅与新时期以来出现的一系列长篇历史小说相比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甚至和《三国》《水浒》乃至于《说岳全传》相比，也有似曾相识之感。这种审美形式的趋同性正说明了这一小说形式的模式化倾向。而任何模式化的存在，都不可能产生一种审美新鲜感，也激发不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而当读者整天面对一个早已熟悉的面孔时，一种审美疲倦感就会随之而来。因此，审美形式的创新也正是历史小说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总之，我们对《张居正》的出现，一方面感到庆幸，为有这样的煌煌巨著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感到忧虑，为这种小说形式的现代命运而担忧。无论是出现阅读负担也好，还是产生阅读恐怖和疲倦也好，都传达出这样一种信息：历史小说创作应该有所创新，应该进行一些现代性的审美置换，否则，这一文体惨遭淘汰的命运将不可避免。 同时，我们可以追问，文学评奖中专家的意见起决定性作用，但这并不代表一般受众的审美判断。直说了吧，笔者担心的不是《张居正》文本自身的成败得失，而是这种艺术形式的现代命运。阿尔文·托夫勒在其名著《未来的冲击》一书中认为，未来社会是一个“用完就扔的社会”，[1]其特点是短暂性、新奇性与多样性。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里，一切都显得短暂而又匆忙，平庸而又乖巧。而在这种多变化、快节奏、讲效率、求新奇的社会里，人们是很难用专门而又较长的时间神情贯注于一部百万字之巨的长篇小说的，除非他有研究的兴趣。因此，在当今因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引发的生存竞争中，面对卷帙浩繁的长篇巨著，一般受众会产生一种阅读负担。而文学之所以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失去轰动效应，就在于文学只能陶冶人的性情而不能带来现成的财富，只能提供一种精神享受而不能实际拥有。因此，花费大块的时间来阅读多部头的长篇小说，现如今对大多数接受者来说不啻是一种时间与精神的奢侈。所以，神鬼人兽，奇闻异事、深闺秘闻、皇家隐私、警匪一家、贪官二奶、市井百态、社会万象……充斥于各种报刊杂志之中，以短平快的形式填补着时间的间隙和满足于好奇者的心理。鸿篇巨制被束之高阁是常有的事，除非小说写得特别的好。然而，人海茫茫，红尘滚滚，丰乳肥臀，灯红酒绿，要不就是疯狂于摇滚，忘情于足球，沉湎于围棋，专心于书画，冲浪于网上，或是打太极拳，唱卡拉ＯＫ，跳迪斯科，看连续剧……耗散的空间大了，休闲的式样多了，人们的感官麻木了，阅读的兴趣就自然减了。潜心于书斋，满足于书本，可能只有少数人才有这种闲情逸致。[2]但从情理上来讲，我们仍然需要经典，追求宏大，希望有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不朽之作。而实际上，我们又在无意中甘于平庸，寻求刺激，制造泡沫，急于速成，这便形成了文学形式与接受者审美趣味之间的矛盾。多部组合的长篇小说是否适应“用完就扔的社会”，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文学史上有不少文学样式因不适应新时代的审美要求而销声匿迹，如荷马史诗，尽管文本自身光辉灿烂，但终不免断了烟火。这并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恐怖故事，而是文学史上常有的事实。四卷本的《张居正》，我以为会不可避免地要接受这一考验。由此言之，说看《张居正》会产生一种阅读负担还是次要的。《张居正》不仅因规模庞大会引起人们阅读负担，而且，还会因其描写宫廷斗争之激烈尖锐而引起人们一种阅读恐慌。 二 模式化的中国历史小说创作，无论张居正，姚雪垠，还是其他重要作家，其实都没有实现真正的突破。客观地分析，这种模式对于中国历史的重述是有效的，具体分析，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这种模式根源于中国史传传统，以人为线索来讲述历史事件和历史变迁，这种传统在叙述策略和历史事实的处理方面都有很经典的结构。第二，章回小说传统的影响巨大，在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学实践中在着极其丰富的创作经验，而且出现过杰出的文学巨著。第三，中国读者对于历史小说的授受心理已经形成，习惯以人物的主线来认识历史，同时，接纳来自于为了历史人物塑造而作的一些虚构，甚至是主观性极强的但可以增强情节生动性的想象性创作。当然，有效的传统模式，也需要作出适应现代审美的一些变革。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小说《张居正》在模式化的后面还是作出了努力，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传统历史小说。 内容上，张居正这个人物的塑造方面具有一定的超越性。 从张居正，我们还看到了朝廷上下激烈尖锐的矛盾斗争。这种矛盾斗争，延伸到宫廷内外，存在于君臣之间，弥散在朝廷上下，处处陷阱，人人自危。在这个权力场中，没有一个人超然物外，也没有一个人良心发现，每个人都处心积虑、不择手段地想占有与获得权利。为此，便形成了君臣父子师徒官宦以及皇亲国戚、边疆大吏、六宫粉黛、内阁重臣、江湖侠客、青楼女子之间的矛盾斗争。从《秦相李斯》，到《武则天》、《太平公主》、《华阳公主》，一直到《康熙皇帝》，可以说都是一部部权利斗争史。只是，《张居正》人物形象刻画得更加鲜明生动，矛盾斗争编织得更加惊心动魄。也因此，阅读起来，更令人感觉权利场中游戏规则之残酷，朝廷上下人性扭曲变形之可怕。高拱与张居正为首辅之位，明争暗斗，不共戴天；李延贪赃枉法，贿赂权贵，终不免遭人暗算以便杀人灭口；玉娘色艺双全、婀娜多情，却反而遭人遗弃以免留下后患；殷正茂面对同门好友也不能推心置腹而只能敷衍了事；张居正雄才大略却不得不小心地与小人周旋。张居正的个性塑造，除了自身的成功，还在于他支撑了其他人物的塑造，主宰了情节的发展，在模式化的结构中超越了一般历史小说对人物的处理。 同时，小说在环境建构与社会知识的处理方面，也有较大的超越性。以《火凤凰》对元宵节的叙述为例。小说不吝笔墨，细述了明代元宵节的繁华景象。节日里，所有在京的官府人员及其家眷、黎民百姓都获准出行观灯过节，与皇帝同乐。灯会之时，“鞭炮齐鸣鼓乐大作。本来黑咕隆咚的广场，须叟间火树嶙峋星开万井……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广场中间那一座气势磅礴的鳌山灯。灯山高七层，最上一层直与两座城楼比肩。这灯山珠光宝气，闪闪熠熠，吐翠镌金，五彩灯焰迷了所有人的眼睛。这灯大得让人咋舌，且自下而上有路可通，身入其中，在层层叠叠千影万影灯光下，自有登临天市畅洒霞光的感觉。”小说不厌其烦地列数那些姿彩万端的灯名：花灯、鸟灯、兽灯、虫灯、游鱼灯、走马灯；料丝夹画灯、绉纱堆墨灯、明角皮纸灯、金线麦秸灯；含珠腾龙灯、吐火麒麟灯、八仙过海灯、十二生肖灯；杭州皮绢灯、滇南彩漆灯、闽中珠灯、白下角灯，还有意设了一种“二十四番花信灯”，弄得小皇帝好奇地要找出个究竟来，于是有了翰林院士申时行的一番讲解：二十四番花信灯，与节令对应之名，而气候二字，气为一年二十四节气，候是气中日程。一气十五天，一候为五天，一气含三候，如此推来，二十四番花信指的是从小寒到谷雨这四个月的二十四候中的花信，以昭示节令的推移与变化。然后又历数了二十四种花信：小寒三候花信：梅花、山茶、水仙；大寒三候花信：瑞香、兰花、山矾；立春三候花信：迎春、樱桃、望春；雨水三候花信：菜花、杏花、李花；惊蛰三候花信：桃花、棠棣、蔷薇；春分三候花信：海棠、梨花、木兰；清明三候：桐花、麦花、柳花；谷雨三候花信：牡丹、酴醾、楝花。一席讲经式的话语，让小皇帝和诸多大臣眼界大开。接下来，又是围绕二十四花信观灯谜，那些灯谜都挂在每一种花十种样式的二百四十盏花灯上，灯灯出彩，谜猜簇拥，一时间竟是灯花高峰时节。观灯隆兴之际，张居正陈疏皇帝，期望国家富余之时，体谅天下黎民，免除万历七年以前的积欠，得到了小皇帝的恩准，于是在这天下团圆节日之时，真正实现了君民同庆的融融之乐。如此细致、深入、精巧地将元宵节的一个重点项目真实地再现出来，而且将情境与知识融于一体，人们既想沉迷于热闹之中，又渴求明白二十四花信的具体内涵，于审美中聆听知识的教诲，于知识的接受中获得更为清新的审美愉悦，这种艺术处理，需要艺术与知识的双重智慧，这正是小说《张居正》的一种应对模式化的突围。 结构上，小说善于运用多重呼应来释放模式化的紧张度与僵持感，以一种多重的更小的结构来组织情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模式大框架的单调所造成的审美缺失。 小说灵活而深入地运用了呼应的结构手法，较大的呼应结构有：第一部高拱为首辅的失意，与后三部张居正执政的得意相呼应；多位民间艺人相继登场的前后呼应；李皇后感激与信任张居正，与后来坚定地支持张居正相呼应。较小的呼应结构更多：王真人取宠于隆庆皇帝，与后来受酷刑而亡相呼应；允修乐于风葫芦，与小皇帝嬉戏风葫芦相呼应；君臣之间多重问对的呼应；奸臣贪官与民间师爷的前后复杂交往的呼应，等等，这些呼应结构有的贯串小说始终，有的渗透到小说的细枝末节，也有的在部分章回中显出巨大的叙事力量，主导着情节的发展进程。呼应结构在《张居正》中的大量运用，从叙事上可以产生三个直接的效果：其一，促成了总体布局的有序性与条理性。 尽管小说采用了传统章回小说的大结构大框架，然而，就具体情节的组织与逻辑关联来说，要充分保证如此宏大的篇制能够有序有条理的展开，还需要一个更有效的更具操作性的结构方法，因此，选择呼应结构就能够弥补大结构的不足，使得小说的四部内容能够有机地联于一体，总体布局显得有序而有条不紊。其二，强化了细节与宏观之间的内在契合度。呼应结构是一种有巨大综合力量的叙事结构，它可以将细节化的故事内容充分地展开，然而又不显得零碎与杂乱，在细节化的足够完整的叙述之后，一个跳跃，即与后面的大的主题与情节联成一片，呼应中显出细节的预谋性慢叙目的，让读者有猛然一悟的感觉。其三，呵护了小说的中心情节和关键人物。呼应结构让作家游刃有余地选择叙事的重点、亮点、冲突点，让小说非常灵活地设置想象空间与读者的空白点，一个最好的效果是充分地呵护小说的中心情节和关键人物。小说必须展示其精华，展示其无论怎样叙述也不含糊的中心情节，展示其丰满而且极具张力的关键人物。呼应结构的精巧运用，是小说自觉为传统章回小说加入的新思路，尽管没有达到突破的程度，但已具有对传统历史小说和传统章回小说的超越性价值。 《张居正》的出现，也许并不是历史小说新模式的的开始，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小说新模式一定会从它的宏大框架与超越性的努力中获得启示。 参考文献： [1]（美）阿尔文·托夫勒：《未来的冲击》，蔡伸章译，中信出版社，2006。 [2]沈光明：《〈张居正〉脞谈》，《长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沈光明： 长江大学文学院。）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5期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