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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宁显然算不上主流派作家，但他属于认同主流派创作而不事追随的那种作家。可是，他又明显不同于现代派或先锋派创作，对形式意味的崇尚远没有对社会内容传达的切务。为此，他的作品呈现着一种痛苦抉择与游曳不定的艺术状态，由此常常带有不够严密，甚至有缝合撕裂的斑痕。这是我初读他的小说后的印象。至今再读，依然不能排除这一初始的记忆。当然，我的这种感受与体验，并不表明我对此的否定态度。相反，我倒觉得，对于阿宁，倒是应当肯定与支持。正是基于他的这种存在方式，这种少有的艺术选择与个性。虽然，眼下众多人还不怎么认可他，主潮之中又没有他显赫的位置。因此更应伸出手来，援助一下。他的“独自而立”的艺术追求及个性，在我们省内尚属不多，尤其显得珍贵。 阿宁不是中流击水或大浪淘沙式的风云人物，他对改革大潮，和大的政治事件亦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热情。对于时代与社会的回应，也不像有的青年作家那样迅急而直率，敏捷而高昂，他似乎是习惯于冷静的思考，察颜观色，不忙于大声发言与疾呼。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说过，阿宁善于扮演平民角色，在他的作品里常常拥有浓重的忧患意识和苦难情绪。进入他的视野或笔下的人物，大都是一些被沉重生活挤压下的小人物，卑琐、微小，充满了冤苦与不平；小说的故事，也是一个个苦难连天的人间平凡故事。因此，从他的作品里，难能见到具有火热激情与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当然也少见这个时代或过去时代的先进代表。当然，阿宁的作品，又不是“反英雄”，甚至反叛社会，而是立足于社会底层，关注底层民众的真实声音，因而他的艺术表现就具有深刻的代表性；所揭示的社会世相，也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这才是阿宁的艺术表现力。由于他的角色意义，使他的作品与读者拉近了距离；也由于角色的作用，使他更注意艺术的支点放在何处。这样，他的小说才获具了广泛的社会批判性与民间性。虽然，他还远远没有达到直面现实、干予现实、揭露与批判现实的历史深度，但仍然使读者受到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经典作品的灵魂闪光。这也许是我们读阿宁小说与同代青年作家作品的不同。所以，阿宁小说表现现实生活的视角与方式，决定了他的作品只能呈现如此的艺术形态：反映现实生活更着重当下民众和知识者生存状态的窘迫与苦难，揭示他们令人堪忧的人生命运。他的作品，不是以指引或号召的方式，而是警示或展示图景来让人领略；不是给人力量勇气，而是以希望与唤醒方式，让社会产生更多的关爱与同情。无论在他早期的创作《校园里的一对情人》，还是近期的《坚硬的柔软》；或者《月光下的飞翔》，或者《阳光下的独步》，无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或者小说反映的时代精神，表现的社会理想，都与当代大家所熟知的主旋律作品有明显差异。也许由此，阿宁小说一时难以被看好，走红，更难得文坛官员的青睐。但是文学作品的永恒魅力，固然不能完全排除作品本身题材重大与否或社群比较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有关，但文学究竟不同于政治宣传，不同于政策法律，它要通过艺术的力量来征服人心，感染人、打动人。所以它不只在于所表现的内容是什么，而在于通过何种方式进行何种方式的表达及效果。单就小说而言，鲜活永存的人物形象，是最有说服力的。阿宁小说的不同之点，亦在于此。他很注意自己笔下的人物，通过这一连串的小人物，无权无位，平凡庸众，他们各自都有一段悲泣的历史，以及悲剧终场，揭示出现实人生的种种不幸。不仅如此，借助这些形象，还传达出更幽深的社会思考。能做到这点，已经很不易了。小说的故事，人物或许可以忘记，但作品所传达的思想却可以依然永在，依然燃烧后人的心灵，这恐怕才是作品艺术价值的真谛。 阿宁的小说，何以独自存在，我认为自有它的佳胜处，这就是他善于摹写人性的深度，并取得上乘效果。《麦子自己能回家》虽然是个短篇，但所揭示的人性、人格的深度，都是令人难忘的。譬如村支书的恃权凌弱、馅媚领导，村长的见风使舵、八面玲珑，乡长的色厉内茬、虚于应酬，以及父亲的胆小怕事、唯命是从，等等。这些可怜的小人物，既有等级之分、权势之别，或利用权力压迫下属，或相互依赖、相互勾连。但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点：怕官和管，当闻传“我”(大学生)即将荣任本县县长，便一齐奉承拍马，趋之若鹜，竟演了一场场闹剧。各自丑态毕现，暴露无遗。这个小说，常常让我们想到契诃夫、果戈理的幽默与讽刺。中篇小说《月光下的飞翔》的吴主编，依靠个人的奋斗，使事业与家庭得到成功与圆满。但由于他是在几重压力下成长，久处社会低层，个人私欲没有得到伸长之机，而后当地位发生变化，欲望的不满足也就随之产生。尤其是美女的出现，更使他心族摇动。谁能料美女正利用他这个弱点，达到她别有的目的。于是勾搭成奸。结果是家庭破裂，权力陷落，美女飞逝，活活造成他的悲剧结局。作家对这一人物的深度把握，贯穿到人生命运之中，很有感染力。再如《坚硬的柔软》中的主人公许宾，作者深入人物精神世界，极力探索其人性本质，获得成了成功。像许宾这一人物的以屈求伸、坐待时机、外柔内刚、绵中带刺的种种表现，都刻画得丝丝入扣、微妙至极，他对这一性格历史的把握，是深入人物内在心灵的。当然，这一性格，也是有缺陷的性格，并非作者歌颂的目标。之所以产生这一类型的人物性格，也反映了这个社会生存环境并非健全、健康，大有提高改善之必要。还有《情人》中的孙成文、朱丽娟，他们各自不同的生存方式，他们在人生轨迹上的不同表演，固然有着令人寒酸的悲剧意味，但他们又分明是有着性格缺陷的小人物，如为了名利的取得不择手段，并不顾及别人的存在；当一旦取得之后，又索然寡味，所失甚多。一种无所是从的惆怅、猛然袭击自身。这种人格的失落，远比求取的还多。这里，是小说的重彩之笔，也是阿宁的深刻之处。另外，在阿宁的小说里，还有不少游离于社会与校园之间的一批青年形象。《贫困生》中的张小虫，《生日》中的孙立新，《阳光下的独步》中的宋涛等，这些大学生，身上善美与邪恶的成分俱在，物欲在渐渐吞蚀着他们年轻的心灵。应当说，作者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不乏真实性，也触及到人物的灵魂深部，但有些分寸感稍差，展示阴暗的心理也过多、过重、但是，就我看，这或许正是作者的愤世嫉俗的表现，他的社会良知要求他不如此，不足以唤醒、惊觉社会大众，尤其是当代的某些青年。有此，也就够了。 阿宁小说的再一个特点，即是对人性丰富内涵的揭示上。不只写了人性、人格的缺点、弱点，写出一批普通弱者的灵魂。这在前文已经提到。主要还表现在，他非常注意描绘人物性格中最原初的、本真的件修结构来。这在他的所有小说中，几乎都可看到。特别是近作小说，表现更加突出。这种原始意义的性格，是美丑杂揉、善恶交并的。既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物，又没有一无是处的人物。它是质朴外露的，又是充满瑕疵的。像《灰凉村庄》这个短篇，充满诗意的调子，读后却感到无比的苍凉与冷峭。在诗意的背后，尽现的是青春的被绞杀。残酷的阶级斗争，消损掉一代有作为知识分子。在这里，故事被淡化、情节被消融，性格也淡淡地描抹，构成一篇很有特点的小说。虽然不是直接写出，却要比实录式的描写还要深刻。究竟是谁造成的这个恶果？究竟是谁的罪过？完全由读者去思考品味作者未置一言。小说没有一笔写人性，但文章充满了人性，弥漫天地的人性之歌。又如《独生眼睛》，这并非一篇一般意义上溺爱教育的肤浅之作，而是读后令人扼腕添愁、毛发直立的小说。贫苦一生的爷爷，心甘情愿地让其孙儿用竹签活活将他的双眼扎瞎。这是日常生活中绝无仅有的故事。虽然有些出奇，又实属生活之必然。老汉为了满足孙儿的游戏需要，什么都肯献出，如册手指，插脸皮，最后发展到捅眼睛，他说：“你干什么，爷爷都高兴”，诺言是金，一许百许。所以，孙儿杀人越货、屠戮生灵，也得答应。他就是这么做。老汉的悲剧的下场，当然是自食其果。一方面，是他促使孙儿走上这一步：残害爷爷的凶手；另一方面，也是孙儿咎由自取，恶作剧发展的必然结果。小说写到这份上，已经是布满阴冷与恐怖，着实畏而怯步。这便是小说的深刻处，是生活本身的真实与作者充分圆满的艺术表达的统一所收到的奇妙效果。在这里，阿宁不单是叙事，描写人物，而是创造寓言，制造艺术胜景，进而使我们领略到超过生活的真实的真正艺术享受，这是成功的艺术才可以达到的境界。这个小说不光是写出生活本身的残酷性，同时更主要的是描写了人性之恶的残酷现实。如这个还不懂世事的小孙子，竟成为杀害自己爷爷的凶犯，而又在不知不觉、以屠杀为游戏，确实令人发直、感叹万分。近作小说《生日》在揭示生活的深刻性上，虽不及《独生眼睛》，但是生活的贫困与贫困中的虚荣，逼使大学生刘新立一次次去卖自己青年的血。为了一笔并不丰厚的聚餐费，他几次编造自己的身份历史，改变自己的人物形象，确实叫人哭笑不得。诚然，青年人的表面虚伪可以使人作出一些傻事，但究竟是因为囊中羞涩，所以，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的困境。这便是生活的苦涩与艰辛，谁能体味得到。至于中篇《独步》虽然构不成优秀之作，但从小说中传达出来的那种青年人为生活挤压而不得不浮躁、焦虑、甚至挺而走险，这种生命的冲闯，奔突，都洋溢于文章之外，并透露出现实生活严峻而沉重的面影。上述作品可以尽现阿宁在人性描写上的探索，并有可喜成果。尽管在他的小说中，还没有汹涌奔腾的时代大潮的回响，还构不上时代的主旋律，但他所揭示的社会世相，人心向背，确实是真实不饰、足可信赖的。这种艺术真实带给读者的享受，比别的什么还要宝贵。而且，阿宁毕竟是有着社会良知的作家，他懂得用这种艺术传达方式更能帮助他对生活的理解、认知，而且也可取得较好的效果。所以，他的艺术选择是由他的艺术气质和审美理想决定的，并且实践证明亦是成功的，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议论评说，对他来讲，都不妨参酌听之。 原载：《小说评论》1999年第2期 原载：《小说评论》199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