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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诗经、屈骚、汉一赋、唐诗、宋词的不朽光芒，中国古代被称为诗的国度，相反居当代中国文学诸品类之首的小说，在中国远古中古漫长的几千年中却黯然失色。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文学史家硬拿《庄子》、《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来补小说的空缺。其实，《庄子》中的寓言固然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情节的因素，究竟还够不成今天意义上的小说；至于《左传》、《史记》也首先是历史，其次才可说是具有较高文学性的历史，最多，也就是今天的纪实文学了。唐人之传奇被称为中国最早象样的小说，但在他产生之后却多有散侠，只是因为鲁迅的功劳它们才成了今天的“小说集”。宋元话本因为和“市民社会”连在一起，也从来入不了农业社会的大稚之堂。蒲松龄和冯梦龙在那个社会的正统人士看来，也一定不那么正经，谁愿让自己子弟沉迷于男女鬼孤野合之事。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我曾经很奇怪明清之际怎么突然崛起了一个小说高潮，横空出现了《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儒林外史》、《金瓶梅》、《红楼梦》、《聊斋》、《三言二拍》，这些不朽的名著，终于使我们这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决决大国，脸上有光，中国古代小说史也终于有了引为自豪的辉煌。 从小说创作的角度看，虽说作家的文学宣言就在他代表性的作品中，但今天的人仍然要问：曹雪芹、兰陵笑笑生、施耐庵、吴承恩、吴敬锌、罗贯中等是怎样的人，是怎样的人生经历、文学准备、文学观念、思维方式使他们完成了如此伟大的作品？可惜除了个别人，面目尚清晰以外，他们大多至今仍隐藏在历史的迷雾中，—这真象造物主和人们所开的一个玩笑：让你永远在思想中，永远在猜想中。 历史进入到电子时代、信息时代，人们创造了比自己古人数万倍丰富的物质财富，然而生活在辉煌的现代物质文明条件下的人们，却更需要历史，需要古人在简陋的物质条件下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以作为浮华的当代生活的补偿，作为自己族类文化精神的确认。古典文学作品的行梢不衰就是证明，古典小说的改编热、缩写热，也是证明。在这种改编中，三秦出版社出版的豪华精装四卷本、百二十万字的《名家主笔古小说新编》，以其改编所涉及的古小说数量之多，作家阵容之强(蒋子龙、李国文、贾平凹、赵玫等新老几代作家都联袂登台)，颇引人注目。这一方面说明了古代小说文本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它们还活着，所以才产生了读解和翻新的诱惑，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今天小说家的艺术勇气。画蛇添足，佛头喷粪的本意是多此一举，衰读神圣，但用在这里却有对敢于超越前人精神的赞许。面对同一题材、同一个故事，看看古人是怎样处理和表现的，今人是怎样处理和表现的，添了什么，加了什么，改了什么，让人洞见隔代殊异的社会文化心理和审美心理。从另一角度看，这确实是跨越漫长历史时空的一次文学对话，一次挑战和应战。 即以唐代元棋的传奇《莺莺传》，元代王实甫的戏剧《西厢记》，和当代作家京夫新编的小说《红娘》来看，从中也可看出许多很有意味的文化心理变化。《莺莺传》据说是诗人元棋自己的一段情爱经历，在当时的土大夫圈子崔莺莺就被视为一个奇女子：其一，色艺双全，既能弹动人的曲子，又能写很漂亮的诗；其二，面对爱自己并自己爱的男子，敢于大胆以身相许，并跳墙自荐枕席；其三，当男子外出谋功名逾年不归时，痴心不改，爱心永存，但又审时明势，决不死乞白赖依附；其四，当张生与自己都已婚后，虽然仍爱着张，却拒绝会见他，“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为负心人病，也为负心人羞。莺莺致张生的长信，实在是一幕感人泣下的名篇佳作。明知自己要被抛弃了，却以“命也如此，知复何言”而自况；声泪俱下的回忆了他们的爱，却又表现出重嫁“仁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的达观。最可鄙的是当时的男子，明知这是个比珍珠还宝贵的奇女子，但却畏惧她的光芒而始乱终弃，并从女人是祸水的典籍中找出了“女强人”是妖孽的理论根据，不能胜她，驾驭她，就冠冕堂皇地抛弃她。元棋作品的价值就在于塑造了一个真实和丰富动人的奇女子，以及在沉重的封建历史文化氛围中，她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这是一韵有着多么巨大的思想文化内涵的爱的悲剧啊! 关于王实甫的戏剧《西厢记》，前人说了那么多的好话，我却实在不敢再恭维，他竟然将这巨大的悲剧内涵逐步归于消解。引进了个封建卫道士崔母，看起来是将批判锋芒具象化了，实际上却起了净化张生、崔莺莺的作用，使他们身上原来浓重的男权社会沉淀泯灭殆尽，成了通体透明、看不见旧文化阴影的中性人。旧文化的“贼”在原作中是既在张生，又在莺莺，而现在贼全成了外在的、客观的。 在今天看来，这是何等的浅陋啊!更不要说，已被鲁迅批评过的带国民精神病态的“大团圆”结局了。《莺莺传》大概在当时属精英文化了，元杂剧无疑是当时的大众文化了，王实甫所作的就是将精英文化的大众化演绎，是戏剧化，也必然行当化，一种文化的罪恶全由一个“坏人”承当，这是易为当时大众接受的处理。奇怪的是这种集社会历史的罪恶于一人的戏剧表现，竟然也为今天的人所喜好，从中我们看到了社会发展、文化观念的严重停滞。老实说，我为此痛苦、痛哭，比起戏剧《西厢记》的崔莺莺，我更认同、认可《莺莺传》中的崔莺莺。 尽管在新编《红娘》中，京夫是以《莺莺传》为本，以《西厢记》为辅，但是在故事的前半部分，他的创造性是不多的，基本上是被王实甫牵着鼻子走，沿用了崔母郑氏这个封建卫道士的形象，集万千罪恶于她一身。有什么办法呢？在对《莺莺传》的论释.与新编中，《西厢记》究竟是一个权威的、经典的文本，它的头上有那么多耀眼的花环，并且至今有那么多的受众。在前半部分，京夫的创造性仅限于红娘，它被京夫完整了，人格化了。她是崔府管家崔福的养女，崔家对崔福有恩，崔福又对红娘有恩；她的身份是小姐丫环，但又是小姐的闺阁知己，是小姐的姐妹朋友，这样就淡化了自始至终她身上的义仆影子，后来她的一切见义勇为的行为就有了更为坚实的社会道德基础。自我栖牲，侠肝义胆如果不是为主子，而是为姐妹、为朋友、为正义、为善良，它的意义就要广泛得多。 京夫新编《红娘》最大的创造性在小说的下半部分，在张生赴京赶考以后，面对名利权势和海誓山盟的旧情的矛盾，我们的男人终于做出了大局为重、事业为重、功名利禄为重的冠见堂皇的选择，回到了元棋“始乱终弃”的故事原型中来。没有大团圆，没有夫荣妻贵，兰桂齐芳，在原来大团圆的结局上，开始的却是莺莺、红娘更加悲惨的命运。糟践他们的名义又是男子给的，你已经不是“处女”，所以你应该被凌辱。在元棋作品所述莺莺给张生的信中，已经预言了她可能的被男人“以先配为丑行”的厄运，并下定了必死的决心，这个预言千年以后由今天的人变成事实，京夫功不可没。 在勇敢的突破“大团圆”结局后，京夫的笔触沿着世俗化和精英化两个方面发展。世俗者，让莺莺经历了一番王金龙审苏三的炼狱，也从而给了她一次倾诉、批判的机会，还有红娘的杀贼、出逃寻张、告状，虽仍未走出旧武侠、旧戏曲的路子，但也使红娘的个性与张生的丑恶灵魂得到一次新的张扬。精英者，红娘竟是女性屠户郑兴的嫡亲妹妹，在得知此情后，郑兴仍不放弃淫乱的过程，这个情节连同张生清醒的负义，让人看到当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解剖与批判，看到当代文化人的“原罪”欲望，涂炭生灵万物者，如涂炭自己子女、兄妹者。但总起来看，京夫的文本，是有纯文学的、当代精英意识的表达，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一种通俗化、世俗化、大众化操作，可以看出一个纯文学作家所受的当前商业化、大众化的文化压迫。如果用港台《新白娘子传奇》的思路，京夫的《红娘传》倒是一个很有商业前途的多集电视剧蓝本。从这个角度看，《红娘》倒是京夫一个自觉的选择，精英意识是他的思维惯势，大众化、商业化是他的一次尝试。这也难怪作者，三秦版的《古小说新编》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商业运作，它的诸多文本尽管雅俗不一，但无疑的应属于当代，属于当代多元社会文化心理的一种复杂折射。 注释： (京夫《红娘》)，收三秦出版社《名家主笔古小说新编《闺情卷》1998年4月第l版) 原载：《小说评论》1998年第6期 原载：《小说评论》1998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