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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谢宗玉不得不谈及他的散文。他的散文确实写得好，仿佛是一株自然从乡村的土地里生长出的植物，饱含着绿意和生命的汁液，是那么清新活泼，又是那么新鲜可喜。读谢宗玉的小说完全是另一番感受。那个在散文中温情脉脉、细腻柔弱的谢宗玉转换到小说的天地里，呈现的却是一副坚硬、阳刚，带着世俗心和怀疑精神的充满着现代感的城市猎人形象。如果说在散文中的他是一个捕捉着时光流年，用鲜泼泼、水灵灵的文字抒发着对大地、对泥土热情的飘逸的隐者，那么，小说这种带着虚构的书写，则仿佛是为了满足作者对现世生活好奇张望，审慎打量，严肃探问、敲打和发声的愿望。从散文的“小我”中跳出来，谢宗玉通过小说建构的是精神的另一维度，打通的是乡村另一端世界的精神通孔。阿伦特说：“在一个变得非人的世界中，我们必须保持多大的现实性，以使得人性不被简化为一个空洞的词语或幻影？换一种方式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仍然需要对世界负责，即使在我们被它排斥或从它之中撤离时？”[1]谢宗玉是一个与现实世界保持着距离的人，在散文中他曾标明自己不擅交际，避居书斋，是“一名实实在在的独夫——孤独的老夫子”[2]，通过散文来逃离尘嚣，但他的小说却表明，即使是作者被世界“排斥或从它之中撤离”，他还是在相当程度上负担起了对世界发问的责任，以文字的叩击努力“使得人性不被简化为一个空洞的词语或幻影”。 谢宗玉擅写中篇小说，其中，在乡村和都市的空间里，情感、犯罪、科幻、少年的成长经历、初入社会的世俗教育等都得到一一呈现，而作者的时间意识又较为宽广，在他的作品中，过去、现在、未来交替着出现，在对少年主人公萌动青春的描摹中缅怀成长的温暖和伤痛（如《近距离相吸》、《少年三青之烦恼》、《偷窃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光怪陆离的都市则在一些刑事案件的追踪调查，现代男女情感的纠缠撕扯中暴露出一道道的裂缝（如《异性》、《借你一颗胆》、《平面人》、《谁身上有你的伤》）；在未来的时间轴上，作者则采取了黑色幽默的手法，构设出一些荒诞、怪异的事件、行为、人物，其实触动的是现代人那条布满疾病的神经。谢宗玉会讲故事，他会利用一些悬疑、侦破、情爱、暴力、性等元素将一则小说讲得绘声绘色，但他毕竟不是一个通俗小说家，我发现，在小说中他更关心的可能不是故事，而是每一个人物的身体和灵魂，他写身体，有青春期身体那种朦胧、狂野、冲动、奔突，在拼命压抑和寻找突破之间挣扎的疼痛，有成年男女对身体的追逐与放纵，通过身体寻求一条抵挡内心恐惧、彷徨、迷惘的通道；他关注人心的秘密，无论少年、罪犯、警察，还是游荡的男女（或诗人，或出租车司机，或白领，或妓女）、知识分子……，在他笔下都会有一条自己的心理线索或一张精神地图，那些隐秘幽微的心理探索最终揭示出的是肉身的沉重，灵魂的痛楚和生活的颓败。 谢宗玉曾自嘲说：“圈内人都认为我的散文比小说写得好，害得我这几年都不敢怎么写小说了，细细读过自己以前的小说，发现篇篇都有主题先行的毛病。”[3]实际上，这个“主题先行的毛病”不正是标明一个作家向社会、向存在发问的姿态，也许他显得做作些，用力些，但却有一种强调个人在场，为破败生活作证的勇气。李敬泽说：“小说家的根本态度不是表态，真正重要的是表现埋藏在具体的人物关系中真正发生的心理和行动的实际关系。”[4]这一点，谢宗玉是做到了的，不光有“心理和行动”，还有身体，“我们的身体是社会的肉身”[5]，让身体与精神同时出场，获得的很可能是一种“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谢有顺语）的深度效果。 二、精神的疾病和身份的危机 《伤害》是谢宗玉的长篇新作[6]，讲述的是一起看似普通的自杀案件，然而却因牵连着少年的成长经历，家庭中亲情、爱情的撕裂，特殊职业者的心灵承重、人格扭曲扩展了作为故事的精神边界。 在中国的现当代小说中，婚姻问题、死亡事件并不鲜见，现代人充满紧张、焦虑、孤独、颓丧、欲望的情绪状态映射在婚姻中，影响甚而导致了无数家庭的分裂和破败，婚姻问题既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成为文学的热点话题，特别是一些热播的电视剧，往往避免不了对复杂的婚恋状态作浓墨重彩的表现。然而谢宗玉《伤害》中的婚恋家庭还是有一种惊人的震颤力和穿刺力，原因在于，谢宗玉将婚姻问题压缩在一个几乎密闭的家庭空间里展开，将夫妻、父女、母女之间的关系推到了一种极端的紧张对峙的程度，从而掀起了一层层的生活表皮，直抵生活的真相和精神的核心。 这是一个病态的家庭，生活着三个不正常的有着亲、爱关系的人。母亲苏芳苍白、虚弱、麻木、冷漠，对丈夫极度厌恶，对女儿漠不关心，在工作岗位和家庭角色中，都是一个抽离了灵魂的恍惚过日的人，最后以自杀结束了自我的痛苦，完成了对丈夫职业身份的终极对抗；父亲王泽荫是一个技术精湛的法医，但却因职业身份遭到妻子的深恶痛绝和坚决抵挡而变得阴郁、沉闷、暴力，通过嫖妓，在饭桌上绘声绘色地口述自己的工作。 在这个家庭中，生命显得异常强悍的是一个只有十多岁的女孩儿王楚洁，自她八岁家庭发生变故以来，在父母旷日持久的冷战、对抗、搏斗中，饱受了父母的冷落并不时遭到父亲的责打，反而使她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整日和一帮不好读书的弃儿、混混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游荡，行为粗鲁，出口成脏，在老师眼里，她是个不服管教的瞌睡大王，在同学、同伴眼中，则是一个亦妖亦邪的魔女，对父母之间的斗争以及他们对自己的冷遇，她早已习惯甚至麻木，她毫不忌讳地直呼父母的名字，母亲的死虽让她一时极为震撼和疼痛，但却没有使她为之掉一滴眼泪，不久就镇定自若，坦然无谓起来，反而沉浸在对母亲是自杀还是父亲谋害的推理中。 他们都是带着精神疾病的人，苏芳和王泽荫在婚姻的后半段所持续进行的不过是自我折磨与折磨他人，他们在各种形式的对抗——语言的、行为的、身体的、心理的——中将伤害层层累积，层层升级，最终将彼此都推到了变态绝望的极境。而在他们彼此的斗争与伤害中，由于太过于沉溺在自我的感觉与对他人的抵抗或征服中，却无意把一个具有天份的、聪明的女儿伤害到最深，不仅使她丧失了同龄人该有的父母之爱，家庭之乐，更重要的是，使她缺乏柔软和疼痛的感受，而长成了一朵坚硬、叛逆的恶之花。 谢宗玉曾写过一部中篇《异性》（原载《青年文学》），就是在探讨一位技术高超的法医拒绝异性、逃避婚姻的精神隐秘，作者毫不掩饰自己的创作意图：“我想，哪怕就是以散文的笔法，我也要把谢然的故事写出来。我可以不再安排什么主题。读者读出是什么主题就算什么主题好了。不过，我可以在这里先告诉读者我的最初意旨。最初我是想把它写成现代文明社会，因分工过细，一些特殊工作会对人们的心灵造成伤害和扭曲。”[7]很显然，《伤害》延续了这样的意旨，因为“现代人的故事一般都在婚后”[8]，谢宗玉仿佛是下定了决心将这种因分工造成的特殊工作带来的心灵伤害和扭曲探究到底，他想试图解释这样的伤害究竟会深刻、疯狂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苏芳的心理扭曲是建立在对他人职业的否定之上，那么更为可悲的是，王泽荫自己本身也不断处于对自我职业身份的不断动摇、怀疑、否定、遮蔽、逃离的背反论证中。当自己的身份在妻子夸张的举止及决绝的姿态中遭到一次次否定之后，王泽荫自我心灵的折磨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最终能在餐桌上向妻女大谈特谈自己的工作——剖解形形色色的尸体，实际上并不是从自我的心理圈定中挣脱出来，反而是一种更加无可奈何的绝望反抗，包括最后当警察发现他时伴随在他身边的那件杰作——一具他用从众多女尸身上窃取的器官拼合起来的美伦美奂的女性胴体，就是他再一次用精湛的技艺实现的对自身职业身份充满反讽的彻底颠覆。不断怀疑自己的身份，不断否定自己的身份，不断逃离自己的身份，对一个现代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深刻的悲剧。 本雅明说：“写一部小说的意思就是通过表现人的生活把深广不可量度的带向极致。”[9]在谢宗玉的极力追问下，生活中一些更加诡异的逻辑暴露出来，对特殊职业者精神与际遇的关注不仅仅挑战的是女主人公苏芳的神经，他也迫切地将一种精神的处境推到了我们面前，激起我们对他者与自身身份的不安与紧张。也许，大多的时候，我们面对自己，也只能黯然神伤。 三、生活的悲剧与疼痛的感受 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根据叔本华的说法把悲剧区分为三种：“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命运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10]《伤害》的悲剧就属于第三种。王泽荫和苏芳的悲剧是谁造成的？是王泽荫还是苏芳？是苏芳的父母？是王泽荫的领导？还是那个王楚洁认为的罪魁祸首——将王泽荫身份曝光的记者王小麻？都不是。因为王泽荫其实深爱着苏芳，不光表现在恋爱中的努力，在婚后他也竭力地扮演好丈夫和父亲的角色，在身份被戳穿后，他与妻子的扭缠仍然是建立在他对这个家稀薄的期望，对妻子微弱的渴求之中。 作者与他笔下的人物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静静地打量着他们，仿佛只是在讲述“每一扇宅门的背后，都藏着（的）一朵诡笑。”[11]他没有作出选择与判断，也许他早就意识到自己把它写出来只是在维护现状，带来的只能是有限的震撼而不能动摇任何既定的道德。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他才有了一种可贵可爱的精神格局，因为“真正的文学精神不该纠缠在是非得失上，而应是一种更高的对生活的仁慈。”[12]这种“仁慈”也可从谢宗玉的其他小说中看出来，像《近距离相吸》、《少年三青之烦恼》、《借你一颗胆》、《平面人》、《谁身上有你的伤》、《天地贼心》……，不管是青春期的少年、小偷、杀人犯、警察、诗人、出租车司机、妓女……，他们都带着各自的经历、记忆、身体出场，人物们拥有着他们各自的悲欢、各自的疼痛和各自的心理轨迹，这显然比现实法则中将身份符码与伦理状态、人格趋向直接对等的做法要高明得多。也许，在当代文学中，真正的悲剧精神正是在对日常世事领悟与参透后，作家与生活之间达成的某种隐秘的契约，他说出了生活的秘密，却无法改写生命的实存，他想对生命有所承担，但“人所肩负的是人力永远无法负担的重担。”[13] 那么，我们不用拯救了吗？如果要，又用什么来拯救这些变态，这些颓败？也许，正如谢有顺所说：“当麻木、变态成了一种时代病，我们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恢复对生命的真实感受，恢复一种精神的痛感，并重新找回存在的坐标。”[14]在小说中，作者设置了王楚洁这个魔邪的少女形象，作为王泽荫与苏芳的女儿，她是父母之间战争的见证者，也是直接的受害者，只不过这种伤害转变为一种奇异的力量让她获得了一种另类的生长，她自由、独立、倔强，她对父亲的法医身份充满厌恶，认为这是导致父母婚姻破裂的根源，然而又在父亲绘声绘色的对职业经历的讲述中不自觉地培养出过人的判断、推理能力，对解剖产生了好奇与想象；她对父母之间无休止的互相折磨表示费解与逐渐麻木，然而父母在性方面的有些张狂的撕扯和父亲一段时间的黄碟轰炸，让这位只有十多岁的少女又过早地发现了一些身体的秘密，觉察到了自己心理和生理的骚动。小说的最后，王楚洁在出门远读前初潮来临，这既是象征她的身体告别孩童时代的成年礼，更是意味着她在心理上实现的真正跨越，由父亲对身份的逃避、隐瞒再到王楚洁的主动面对、挑战和坦然，身体的苏醒和痛感的恢复成为将变态扭回到常态的标志，小说中对身份的焦虑也终于得到了缓解。 谢宗玉作为小说家的出色之处在于，他会在光亮的生活表面发现黑暗的质地，“头朝下”般寻找生活底下诡异的神经。在消费与娱乐至上，消解一切意义的快感文化潮流中，采取书写颓败、绝望、阴暗的方式，对存在保持着警醒的悲剧意识，对生命怀抱着宽厚的悲悯精神，这无论如何不是一种勇气与责任的表现。尽管有时候好像他为了完成一种急切的追问，顾不上给自己的叙事添加更多的血肉，格局和气像都没有完全打开，但他的创作还是拥有了良好的坚硬的质地，使他完全有可能深入下去。 注释： [1]［美］汉娜·阿伦特：《论黑暗时代的人性：思考莱辛（3）》，《黑暗时代的人们》，王凌云译，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2]谢宗玉：《村庄在南方之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48页。 [3][7]谢宗玉：《异性》，载《青年文学》2005年第15期。 [4]陈竞：《“文学湘军五少将”亮相》，《文学报》2007年7月26日，第11版。 [5]此语出自［美］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张旭春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 [6]载《芳草》杂志2009年第3期。 [8][11]谢宗玉：《伤害》，载《芳草》2009年第3期。 [9]［德］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选》，陈永国、马海良编，张耀平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95页。 [10]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4页。 [12]谢有顺：《尊灵魂，叹生命——贾平凹、《秦腔》及其写作伦理》，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 [13]尼采语，转引自谢有顺：《颂歌时代的写作勇气》，《文学的常道》，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216页。 [14]谢有顺：《颂歌时代的写作勇气》，《文学的常道》，第215页。 （石峤：中山大学中文系。）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4期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